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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花时与湘南特委会了面，他们得到三中全会文件及中央的紧急通告，因作战关系我仅看到一个紧急通告。
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造成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极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
（十一）由乐昌分散到退出崇义。
乐昌分散后，我们一团（五十五团）即经仁化边界到江西大庾属之内良，当时因不知大庾情况，更不知何处是赤区，故不敢冒险去，乃向崇义前进，估量如崇义一带找不到，再深入到遂川一带总可以找到。
到崇义后敌已退，知离城二十五里有红军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经三日才联络到，并会见赣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因我们看见过中央的紧急通告，知道一点新的路线，故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粤赣大道，实现
扰敌后方的任务。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在崇义做了二十日许的工作。因当地向无党及群众的基础，即赤区也是没有的，加之干部的缺乏，故仅创造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故只能说群众是开始起来，但如达到巩固的赤色政权，还要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假使没有敌人重兵来犯，这一前途在当时用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可能的。
在敌军未来前几天，我们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但当时赣南行委书记及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同时信丰自三十五军去后无武装掩护赤区，赤区逐渐失败，如七军去，可以巩固当地赤色政权，更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作用且更大，故决定到信丰去。但方决定于次日出发，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才知道，故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我即于此时来中央（时为三月初）。后知他们是向营前到遂川界，大约可以与独立师之第四团会合。近阅报载，大约他们还是在遂川一带。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7）
我在临行时曾告他们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不能不到遂川一行，也必须经过一时期到信丰，因到信丰作用较大，且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任务也。
（十二）七军的力量。
由右江出发时有六七千人，二千七八百枪，机关枪八挺，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子弹平均约六七十发。到乐昌渡河时还有枪约千*百枝（给了湘南特委约二百枝），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山炮藏了。在乐昌虽被分散，但武装无大损失。五十五团到崇义时，有枪近八百枝，迫击炮一门，机关枪五挺，子弹平均二十五发，机关枪子弹每挺不过百发。到崇义后，曾交步枪约八十枝给独立营及苏维埃政府。
（十三）组织。
出发前是三个纵队，出发时编两师（二十一师留右江不计），每师两团，取三三制，另有一教导队特务连，每团有一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到武冈失败后编三团，到桂岭又编成两团。
（十四）党的工作。
七军因干部缺乏，工作不很好，前后发展同志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还有一很大缺点就是士兵同志比例太少，约占十分之四，因好多士兵同志均陆续升作官长也。
（十五）士兵成分。
出发时还有一些老兵，经过一时期打的打死了，逃的逃了，到现在老兵已到极少处，五十五团不过二十人。旧军官五十五团没有了，五十八团亦然，但现在的营连长十之*皆南宁教导队的老兵升任的。
（十六）七军党的组织。
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但极弱。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陈豪人、张云逸（军长）、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候补为：龚鹤村（师长）、胡鹤林（士兵）、杨英（营政）。现在还在军中的，五十五团方面有许进、许卓、李朝
纲，在五十八团方面的仅云逸一人。
我们到崇义决定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我兼团委书记，后决定组织上受赣南特委指挥，我去后团委书记为佘惠同志（团政治委员）。
三 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的工作
（一）右江。
右江的指导机关是右江工作委员会，共有东兰、凤山、平马、田州、思林、向都六个县委及凌云、百色等处设特支。共有千余党员，成分上是雇农、贫农占多数，余为中农，还有很少数的富农及知识分子（都是比较老的党员）。成分虽如此，但党的中心是在极少数知识分子手中，他们的基础多是破产的地主富农，多是民国十六年斗争到现在的，故在党的地位上变成了党的中心。他们不但阻止了党和土地革命的发展，且逐渐新豪绅化，把持了党及政权、军事的机关。派人去改造，他们可以阻止你与群众接触，派去的人实在太弱，常常把他们没办法，后来我及豪人自己下去，虽有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缺乏，每县找不出一个中心，我们又不能常在下面，故甚困难。东兰的干部比较好，故成绩亦较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
我们在右江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是“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土地”，“没收一切反革命的土地”。后一口号主要是反富农的作用，因为富农必然走上反动的道路。我们没有提出“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分配的方式是“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由群众在乡苏维埃大会中自己选择。但我们指出，虽然没有提出平分土地的口号，结果一定要做到平分。分配土地是以乡为单位。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8）
东兰、凤山分配土地的结果，共耕仅有两乡，多数地方是平分土地，还有一些地方是仅就没收的土地来分配。至于其他地方，名义上是平分，实际上很少地方分，处处是富农新豪绅反土地革命的作用，同时东、凤等处也发生苏维埃将好土地分配自己及亲戚的事实，故当时提出了重新分配的口号，我们出发一时期正积极执行这一口号。
分配土地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均是个别地解决，一般的问题大致是如此解决的：１耕牛、耕具都是向富农借出的，谷种完全由原有田地的所有者拿出，不足的由富农拿出。右江穷，贫农在耕种时多无饭吃，又无钱买，无力耕种，亦向富农借出。２红军兵士亦分配土地，可以请人耕种。３瑶民分配土地，有些瑶民不愿下山，则分配山地，田地不够时则将山地分给富农。４土地所有权，本来照政纲是交给农民，但因群众表示由苏维埃给以使用证，有了凭据，比较安心些，故分配土地后由苏维埃发给使用证，禁止买卖。５．两乡区县之间分配土地之多寡相差太远时，则以移民办法解决之。６森林特产祠堂庙宇极少，没有成什么严重问题。
对经济政策，小商人仍然继续营业，惟交通不便，故日用品极缺乏，特别是盐，苏维埃曾自己设法买运，各乡区办了合作社，但资本缺乏，故成绩不好。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没有筹到款。
对于富农领导是右江极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可是富农的魔力大，我们党的领导力弱，故其影响常能存在于苏区中。有些区域的党和苏维埃对反富农怠工。有些区域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地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实际上帮助了富农。我们是注意了纠正这一错误。
右江的最高政权机关是右江苏维埃政府，各县区乡均成立苏府。苏维埃中，富农被剥夺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实质上他们仍然在领导地位，因为富农不一定在苏维埃政府中当委员，在外面一样可以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来阻碍土地革命，实现其领导作用，再加上政府中的“老”党员腐化、新豪绅化，使群众对苏维埃不满。前委为此曾公开开除右苏主席雷经天的党籍。党发宣言指出过去苏维埃的错误，准备开全右江代表大会改造之，同时号召全体民众参加监督苏维埃工作。各级苏维埃应经常开群众大会、代表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并指出一定要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之下来改造苏维埃，当选的一定要是能坚决执行此口号的分子。一直到最后我们出发时还是这一方针。
右江的武装很多，可以集合起来的不下三千，好坏各半，各县均有赤卫军的组织。我们出发时决定将这些武装集合起来，与留下的红军编成二十一师，作为发展一军之基础，不过这也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赤卫军的成分多是贫雇农，富农没有，但领导的还有不少新豪绅化的老党员，私有武装的观念非常浓厚。
我们离开右江时的工作布置是加紧土地革命工作，扩大红军，以东、凤为中心，用游击战术向都安推进。
右江工作的主要困难是干部太弱，找不出一个胜任的县委书记，亦没有一个比较好点的中心，故工作推动甚难。对干部的训练，我们注意到的，除了实际工作的指导外，不断地办训练班，参加的多半是贫雇农，但成绩甚少（讲的课目均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txt小说上传分享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9）
（二）沿途。
沿途没有党的组织及群众组织，仅在连州有几个湘南失败逃亡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支部，但无工作。由连州到梅花一带，有很多湘南逃亡的同志未组织起来。到梅花后，有一个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后改湘南特委，该处亦无群众组织，宜章一带也没有东西，乐昌、仁化一带也没有，直至崇义后才找到一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一路群众，穷苦的对红军感觉是好，不满豪绅、民团、县政府、国民党，亦能对我们宣传表示接受，但发动斗争不是几天的事，群众还是害怕。至于豪绅地主，闻我军到早已跑光了，有些城市的商人都*，故一路解决经济问题都很难，仅在怀远、全州、连州三处筹了点款，都是分配给大商店负担。
（三）崇义。
崇义原来也没有东西，有些同志没有很好的组织，支部很少开会，没有经常工作，天天在那里叫暴动，或者是同志拿暴动两字来要求党给暴动费，或者是几个同志做一点土匪式的抢劫就算暴动，没有丝毫注意去创造群众的基础。去年底大庾一带的钨矿工人数千，我们仅有相当影响，赤色工会未组织起来，附近农民未发动起来，一路行委即决定来一个暴动，结果还是没有暴动起来。我们到后才纠正这一错误观念，要他们很艰苦地去创造群众基础，创造党的组织。当地党的同志没有统计，成分多流氓分子，因为斗争没有起来，地方干部更是缺乏，我们到后完全由军中党来做，同时办训练班，企图训练一些干部出来，但因到的成
分不很好，收效亦不大。
群众的基础虽有两个乡苏维埃，但是挂名的，且是新成立的，到后即动员全军以一连一营为单位分散游击，经常给以工作方式的指导，结果经过二十余日的工夫做了相当成绩，创造了三个区苏维埃，几个乡苏维埃，找出贫苦农民到苏维埃工作，组织赤卫队、雇农工会、贫民农团等组织，群众情绪还好。但有一严重问题，就是流氓意识的影响，我们已注意到从发动尖锐的斗争中来消灭流氓意识。经过这样工作之后，党、苏维埃略有发展和改造，惜为时不久方进到分配土地时（赣南当时口号是彻底平分土地），敌人来了，故我军在崇义工作只能说有点影响，说不上创造了什么基础。
（四）富田事变对赣南的影响。
这件事我们到赣南才知道，得到的事实是如此：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ＡＢ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爆发的经过是总前委派一团长率一连将省行委、省苏维埃负责人通通捕去，后二十军一团长即率一营去救回，并杀死该团长。省行委负责人回后即公开反毛，当时有一中央巡视员曾批评他们不对。此事传到赣南后，当时赣南行委即在信丰开群众大会反毛。三十五军军委得知此事，指出赣南行委之错误，并将负责人（三人）扣留，后改随军行动，停止活动，并改组赣南临时行委。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赣南临时行委对此问题的处置是在中央未解决此问题前，与总前委、省行委均断绝关系。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目前坚决按照中央紧急通告的国际路线（我只看到一个紧急通告）来布置赣南工作，哪方面的指导合乎国际路线就服从哪边的指导。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写信与双方面发生关系，同时指出省行委、赣南行委之严重错误。我对总前委之反ＡＢ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另一方面是可以助长ＡＢ团的发展，如赣南曾发生过ＡＢ团的分子抓住党来枪毙忠实同志的事实，且在党内恐怖之际给了ＡＢ团活动以大好机会。但同时我向他们说明，反ＡＢ团之严重主要是从深入群众斗争的路线中来解决，当然并不是说紧急的处置不能用且必要用。 。 想看书来
附：邓小平起草的《七军工作报告》（10）
赣南指导机关的同志能力甚弱，需要派一人去作
中心，才能将赣南工作创造起来。
四 个人的回忆
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有很多的错误，据我现在的回忆感觉到主要的有：
（一）过去七军的中心错误是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不是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问题的错误路线，结果常常是处在被动地位。在右江时攻滇军之役，攻武冈之役，攻连州之役，均是这样的错误。没有以发动群众为中心（不一定占领城市）而是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这样的中心错误，就不能不一路处在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至于沿途是不是注意发动群众呢？是注意了，但因有这一中心错误，实际上是忽略了群众的工作。
（二）是不是应该离开右江呢？离开右江是否反对了巩固苏区的路线呢？我以为不是的，应该离开右江，因七军留在右江的作用太小，且留右江给养等等都发生困难，并且我认为七军的错误还是在出来太迟了。同时七军到江西也是对的，因为在武冈失败后，在环境及本身的估量上，须要到江西与苏区发生一时期的联系，以休养补充，当时七军太残破、太疲劳了，不过由右江到江西，应该一路执行正确的发动群众的路线，而不是一直跑到江西。对于在北江发动群众，创造一个巩固苏维埃区域，我认为这一决定是不正确的，梅花一带对湘粤影响固大，正因为如此，敌人之注意力亦大，敌必不惜一切来进攻，在七军本身力量及群
众未起来之际是无法占住的。当时七军的需要实在应迅速到江西，果如此也不会有梅花之损失了，因梅花之役在该地工作的决定之下不能不打的，固然侦察不好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
（三）集中攻坚的错误，七军是深刻地感觉到了。几次的攻坚都是我们失败，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更成了“左”的空谈，过去的事实是证明了。
（四）过去七军历史上向来有轻视敌人的观念，因之屡次上当不小。隆安、长安、武冈、梅花作战都是犯了这个错误。
（五）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这固然干部太缺乏是一原因，但工作方式不够更是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七军路线之错误所形成的困难之反映。
（六）右江的错误是富农的路线，以致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固然当时是加紧了反富农的工作，但工作方式错误，没有动员全军的党去进行这一斗争，结果工作推动不来，仍然成就了富农的路线。
（七）八军的失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同时我认为当时八军应该早坚决地向右江推进。固然龙州对外影响很大，但是一个保守不住的地方。
（八）侦探工作太差，好几次都吃了这个亏。
（九）敌军士兵运动做得太少，特别是对桂系军中的兵运，是一很大的错误。
（十）七军是坚决地执行了立三路线，碰了不少钉子，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假使六月十一日政治局决议达不到七军，是否我们可以避免立三路线的错误呢？我认为是不会的，因为七军的基础是，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这便是便利于立三路线发展之基础，过去攻南宁正是犯了这一错误（立三路线并未到七军），并且我们未得到六月十一日的决议即已决定向中心区域发展。我相信即使立三路线没有传达到七军来，七军一路仍是会犯不以群众为中心而以军事为中心的错误，这仍然是走到了立三的路线，这也是我感觉到的。
（十一）以上是我个人感觉到的主要错误。①
①１９３１年４月２９日*在上海给*中央写的报告。
2。
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毛派头头”。
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