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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私辛俗ㄌ馓致郏⒂�2005年2月22日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详见本章附录2）。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
我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背，为何不尽军师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其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三国志·张辽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按：二人谓曹仁、吕常也）’。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由上述史料可知，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批是把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优势，曹操还亲率十余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以便随时增援。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已经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作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军事部署。据《三国志·甘宁传》载：“羽号有三万人。”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时，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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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2）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并非神人，亦难以预料吕蒙会偷袭荆州，故不给关羽增派援兵。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胡三省注。，但曹魏大将徐晃就是凭借其优势兵力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史载，关羽军“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徐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三国志》卷十七《徐晃传》。。关羽军伤亡惨重，只得撤襄樊之围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收渔翁之利，才停止追歼羽军。胡三省评曰：“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①。王夫之也指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然而无吕蒙从中扰，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真是智者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也。
襄樊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诸葛亮既然以“兴汉”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了如指掌，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十余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论者又谓关羽骄狂轻敌，误中吕蒙、陆逊之计，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因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关羽又何必“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如果这时成都或汉中的蜀军能够及时赶到，关羽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
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为“斥堠”。《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孔传：“侯，候也。斥堠而服事。”孔颖达疏：“斥堠，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史记·李将军列传》：“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司马贞索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候，视也，望也。”亦指侦察敌情的士兵。《三国志·诸葛恪传》云：“远遣斥候。”《三国志·孙韶传》曰：“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可见魏、吴两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也不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信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典略》。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堠”，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3）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言片语涉及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236～2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借刀杀关羽。我认为，撇开世人皆知的“桃园结义”不论，《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们对刘备忠心不贰，义贯神明。同样，刘备对关、张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关羽死后，刘备深恨养子刘封，竟不顾昔日父子之情而将其处死。备称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倾国之师伐吴报仇。群臣分析利害，极力劝谏，备盛怒不从。最后在伐吴失利，不能为关羽复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实表明，方先生的见解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我在《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曾经剖析了关羽与诸葛亮的矛盾，这里再略作补充。其实，羽、葛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狢子”（意谓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又说，赤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同①。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叹服！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4）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蜀汉是否讨论过发兵营救关羽。我感到这里或许还有某些隐情。上文曾提及《三国志》及裴注无只字提及此事。这对后人而言，自然成了千古之谜。其实，恐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也无从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陈寿出生（公元233年）时距关羽遇害（公元219年）已有十余年。当然这还是其次，问题的关键是有蜀一代不设史官。故陈寿修《蜀书》所搜集的资料远不如魏、吴（按：魏、吴皆设史官，有自己的国史）。在蜀国没有保存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亦不可靠的情况下，陈寿修《蜀书》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蜀书》在《三国志》中卷数最少，也最为简略。此事的关键，即《关羽传》的篇幅极短，使后人无从窥探其中的细节。蜀汉为何不修国史，其因不详。我认为，作为开国之君刘备的责任不大，因为他当皇帝时间极短，不足三年就驾崩白帝城了。刘禅继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所以蜀汉不设史官，与诸葛亮大有关系。至于葛氏为何要违背汉家故事，就难以探究了。余大胆揣测，或许蜀汉统治阶级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按：有关关羽失荆州的详实分析请参阅第四章第二节“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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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随着山东电视台对我的采访，以及同某些学者的商榷，使我对关羽“临沮之败”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并不同意某些媒体擅作主张、刻意炒作，将我所撰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有关诸葛亮与关羽关系的部分单独抽出来，改头换面成《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并以此来哗众取宠，说是“专家抖猛料”、“惊人的大发现”云云。其实，诸葛亮不救关羽并非我一人之发现，而是由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的，我仅在章氏的观点上作了更为详实的考证。
其次，“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襄樊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这就好比关羽落水，危难之际，诸葛亮却不肯施以援手，坐视其自生自灭。而“借刀杀关羽”的含义则成了诸葛亮是元凶，是杀害关羽的刽子手，这与“不救”大异其趣，余以为两者断不能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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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再辨析（1）
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
拜读了盛巽昌研究员的近作《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后，感到盛文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事实，现就下列问题与盛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1。是谁使用《三国演义》作史料
盛文在“莫把小说充历史”段中指出，“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盛先生认为我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我认为盛先生的指责完全是主观臆断，强加“罪名”。虽然《三国志》中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军事行动是何人决策并无提及，但事关蜀汉北伐曹魏的军国大计，在其时都由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汉中王刘备亲自决策当是毫无疑义的。关羽虽和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是刘备麾下的一员战将，汉魏之际，天下大乱，各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与部下皆已结成了君臣关系。关羽戎马一生，典军数十年，他难道会不懂得听令行事？没有成都蜀军统帅部的授意，亦即刘备发出的最高指令，作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关羽怎么可能擅作主张，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
盛文一方面指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一方面又说：“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刘备所命”，岂非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其实，古今中外，凡是重大战役都由军事统帅作出决策，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事常识，笔者虽然“不敏”，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常理都不懂，何至于要借助于《三国演义》来作为“史据”呢，盛先生的“逻辑推理”似乎太离谱了吧！
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刘备的“军师”，是盛文对我质疑的主要内容，盛文中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又云诸葛亮曾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我对秦汉三国有关职官的史料掌握不全，这里想请盛先生赐教有关“军师”名称及职掌的史料出自何处？盛文云：“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的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案：不知其史料来源）但我却从《三国志》中觅出过硬史料，以确证盛先生此说之谬。其一，《三国志》卷六十《全琮传》曰：“赤乌九年，迁琮右大司马，左军师。”其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云：“（孙权）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汉制，大司马位居三公，为军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两汉时常以大司马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上，以示尊崇。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的官职仍然承袭汉制，难道朱然、全琮以左、右大司马身份兼任的右、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