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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口，与孙权的后援部队会合，仍有决一胜负的机会。结果是，孙刘联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乌林一带，联军使用诈降、火攻，曹军大败。曹操北归，孙刘两方军队以夏口为据点继续西进，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赤壁之战后，夏口的战略地位逐渐为后人所认识，夏口作为江东的门户成为魏（晋）、吴争夺的焦点。司马懿在向魏明帝进献灭吴之策时曾提出：“凡攻敌，必扼其喉而摏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坠，破之必矣。”《晋书》卷一《宣帝纪》。晋初蜀郡人何攀在与羊祜谋划军政时也曾提出“荆州、平南径造夏口，巴东诸军围守西陵，益、梁之众浮江东下，封乐乡，要巴丘，则武陵、零、桂、长沙、湘东从风而靡矣”《华阳国志·后贤志》。。羊祜陈伐吴之策则称“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接替羊祜的杜预在陈计伐吴时也提出“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并担心东吴若“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西晋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余万”，其中除前两路外，其余诸路大军必经夏口。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二月，王浚“进破夏口、武昌，遂泛舟东下，所至皆平”《晋书》卷三《武帝纪》。。吴国战略要地夏口失守，孙皓势穷力竭，只得投降，西晋统一全国。
总之，夏口为荆、扬二州战略要地，既是江汉平原顺流东出的大门，又是东南扬州溯江西攻必夺之要塞。赤壁之战，曹操若于孙刘联盟之前占据夏口，便可沿江直下，直接威胁江东政权；即使在夏口以东为东吴水师击败，亦可退守夏口，转攻为守，依然可以保全整个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若占有荆州，则可以西攻刘璋，东迫孙权，曹操仍有统一全国的资本。可以说，错失夏口一地，曹操由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时机。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1）
三国时期，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致使诸葛亮《隆中对》规划的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统一中国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天下之终归于曹氏”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对此，历来史家评论颇多，一般多责备“关羽大意失荆州”。笔者认为，将荆州之失归之于关羽的疏忽大意，实是皮相之见。其实失荆州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它是刘备集团在军事、政治、外交、战略、战术、用人等一系列问题上措置失当而造成的。其中既有关羽本人的责任，亦有刘备、诸葛亮的失策。本文就此作较完整、系统的研讨，以求正于方家。
1。襄樊之役时机、战略、战术问题
关羽发动襄樊之战，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荆州丢失，关羽全军覆没。故在论述关羽失荆州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发动襄樊之役的时机、战略、战术诸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形势对蜀汉发动襄樊之役是有利的，时机是可以的，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荆州之失，“主要的不是发动时机和关羽指挥不当”。《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3～15页，1984（3）。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兹举三点看法，与上述观点商榷。
其一，关羽北伐曹魏的时机并未成熟。
北伐曹魏，匡复汉室，是诸葛亮一以贯之的思想，但北伐要有充分的条件，还要看准时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北伐的条件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这是诸葛亮分析了当时整个形势而得出的结论。因为曹操其时已占有天下之半，“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充足的兵力和财力，以及外部条件的配合，确实是“不可与争锋的”。
但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举兵北伐的条件如何呢？笔者认为，无论从主客观各方面来看，都不符合《隆中对》规定的北伐时机和条件，兹据史实分析如下。
刘备从公元211年入川，取雒城，破成都，到公元219年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虽初步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但经前后九年的浴血奋战，士卒疲惫，亟须休整恢复，积蓄力量。且荆、益内部问题尚多，内政尚未修理，西南少数民族亦未宾服。后来荆州将士对关羽的背叛以及南中地区的高定、雍辏А⒚匣竦却笮铡⒁乃У某票髀揖褪敲髦ぃ移涫彼铩⒘趿艘驯袅倨屏眩锶ㄎ硕崛【Ｖ荩缭诠�217年，就向曹操请降，操亦“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关羽北伐时，孙、曹实际上已结成暂时的联盟，为着各自的利益同时觊觎荆州。
关羽北伐时，也并不具备“天下有变”的有利形势。公元218年，曹魏内部有过两次小骚乱，许都太医令吉本和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发动反曹政变，可惜力量太小，旋被曹操镇压。接着曹魏宛城守将侯音起兵，“执太守东里衮，与吏民共反，与关羽连和”。《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在洛阳的曹操急遣大将曹仁率诸军围宛，关羽军未能及时赶到，次年一月城破，侯音被杀。可见关羽北攻襄樊时，曹魏内部的叛乱已被平定，统治已得到加强和巩固，已不存在“天下有变”的机会了。由此可见，关羽此时此刻只能根据诸葛亮的北拒方针，采取守势，以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方可出兵北伐，不顾形势，轻举妄动，贸然进兵则非败不可。
笔者认为，要实现《隆中对》这样重大的战略决策，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而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刘备据巴蜀后，应由主要对外征战、扩大地盘，转为安定内部、增强国力，以待“天下有变”，再大规模出兵，北定中原。此时对内应以发展经济、屯田积谷为主，让蜀中人民在战乱之后，有一定的喘息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机会，以便为北伐打下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后，再灭掉吴国，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这对刘备集团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蜀汉对外应以守为主，伺机蚕食雍州、凉州，同时对孙权要加强联盟，至少也要使之中立，不能站在曹操一边。假如关羽北伐能与东吴同步俱进，孙权是腾不出手来争夺荆州的，如果未能与东吴协同步调，就不易轻出，按兵守土，荆州是断不会丢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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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2）
其二，关羽孤军北伐，在战略上是严重失误。
按《隆中对》拟定的战略，刘备集团在跨有荆、益之后，待时机成熟，荆州军北攻宛、洛，逐鹿中原，益州主力由刘备率领出秦川、取关中，东西呼应，以强大的钳形攻势夹击曹魏。但关羽北伐时，益州主力军竟按兵不动，这就违背了诸葛亮的隆中决策，使荆州军变成一支孤军。且关羽所部兵力严重不足，仅“号有三万人”《三国志》卷五十五《甘宁传》。。我们认为，战争的胜负虽不能以兵力多寡决定，但兵力对比之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起主导作用的。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须留重兵于后方江陵、公安等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久攻樊城不克，及至曹操统率大军屯驻摩陂，调遣徐晃、徐商、吕建、殷署、朱盖等各路援军至樊城时，关羽面临强敌，兵力更显单薄。当时关羽所部，与孙权西线兵力之比是一比二，同曹魏襄樊守将曹仁的兵力大体相当，但当曹操进驻摩陂、徐晃兵援樊城后，又陡然变化为一比三。曹、孙合流，南北夹击，关羽就处于一比五左右的绝对劣势。
从军事实力、将帅配备、地理形势来看，益、荆二军是蜀汉政权中主力军和偏师的关系，益州军起着主导作用。荆州军的作战乃至生存，都需要益州主力的配合和支持，而关羽征讨襄樊之举正是在没有益州军支援下的单独行动，面对曹、孙两大强敌焉能不败。
论者皆谓吕蒙偷袭荆州，致使关羽军败身亡。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樊城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但智勇双全的曹魏大将徐晃竟能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迫使荆州军撤襄樊之围而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使两贼（指孙权、关羽）相对衔持，坐待其弊”同上。，才下令停止追歼羽军。故胡三省评曰：“晃营破羽围如此而不能制，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上。王夫之亦认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也，然使无吕蒙之中扰，羽即前而与操相当，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两人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
论者又谓关羽麻痹轻敌，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荆州守兵，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樊城前线形势艰危，亟须增兵，他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呢？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实亦有难言之隐。
那么，为何会造成荆州兵力如此空虚的局面呢？笔者认为这是刘备违背了诸葛亮、庞统的战略部署而造成的恶果。刘备集团在占领荆州之后，必须分兵取蜀，“以定大事”。按照诸葛亮的军事意图，由刘备率军袭取益州，开辟新的基地。但必须留下重兵驻守荆州，即确保这块战略要地，又预伏以后北伐的兵力。所以在同刘备分兵时，刘备只带走黄忠、魏延等将领，诸葛亮自己则亲自镇守荆州，并留下关羽、张飞、赵云等大将。
因益州牧刘璋暗弱无能，故庞统认为可用奇兵袭取巴蜀，他先劝刘备趁与刘璋在涪城会合之机，一举擒璋，以收兵不血刃而定益州之功，但刘备不从，以致错失良机。继而庞统又在刘备进讨张鲁时，建议他“阴选精兵，昼夜兼道，径袭成都”。因为“璋既不武，又素无预备”，这样也能达到“大军卒至，一举便定”《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目的，可惜又遭刘备拒绝，失去两次绝好的轻取益州的机会。最后刘备还得同刘璋兵戎相见，但由于时机延宕，益州人马已作了充分准备，结果进攻受挫，军师庞统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战中中箭身亡，此时刘备兵力受到损失，进退失据，不得不再次调荆州兵入川。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3）
倘若刘备听庞统的谋划，用奇兵巧袭益州，则不仅壮大了入川这支军事力量，而且也使荆州军根本不用分兵入川，可惜由于刘备的迂腐固执，把第一步棋走死了，就迫使荆州大部分兵力西进，虽然救活了益州危局，却造成荆州军势单力孤的险境。但如果刘备对荆州局势有清醒的认识，收川后能及时调整战略部署，亡羊补牢，大局仍可挽回。因为在刘备取巴蜀、定汉中后，势力达到鼎盛，益州蜀军总兵力估计已达十五万左右《夷陵之战确系以少胜多》一文对刘备收川后的兵力作了估算，笔者十分认同。此文载《北京师院学报》，1980（2）。，刘备完全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派张飞或赵云还师荆州，以实江陵之虚。倘若荆州军能增加到七八万左右，蜀国主要五员大将中能有两员或三员一起镇守荆州，再派法正这样的智囊为“谋主”，则荆州之守亦可稳如泰山，确保无虞了。正如后来孙吴镇守荆州的大将陆抗所言：“使臣所部足满八万，信其赏罚，虽韩、白复生，无所展巧。”《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附其子《陆抗传》。可是，刘备对于荆州地区复杂的矛盾、紧张的风云，似乎无所觉察，既没有给关羽增添一兵一卒，也未向荆州加派二三猛将或谋士。相反，刘备还从荆州抽走了孟达，使其攻取房陵、上庸，这样荆州兵力更为空虚。更为失计的是，刘备明知关羽兵力不足，还要令他举兵北伐，关羽孤军悬远，且又倾巢北上襄樊，势必造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势。
襄樊之役打响后，吴、魏双方的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蜀中的刘备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亦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外交的支援。更使人费解的是，当曹操亲率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兵遣将增援樊城时，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军事对策。最后，当关羽处境危急，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的援军却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议论纷纷。章太炎甚至推论，这是因为诸葛亮怕刘备死后无法控制关羽，故效法萧何杀韩信的伎俩，宁愿丢失荆州，也要假手吴军将他除掉。此说自然不足为据，章太炎后来又改变了看法，说是责任在于刘备，因为“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偏袒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可见，这均因刘备的固执专断与疏慢轻敌，而造成一连串失计，从而夭折了隆中路线。
其三，关羽指挥不当，使蜀军由主动陷入被动，终至地失人亡。
关羽首战于禁告捷，使蜀军处于主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关羽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误认为固守樊城的曹仁已成瓮中之鳖，“有必破之势”，因而不是集中兵力迅速歼灭曹仁主力于樊城，反而分兵南下，渡过汉水，“遣别将围魏将吕常于襄阳”，《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并派遣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县。使本来力量就不雄厚的蜀军更加分散，结果是樊城攻不克，襄阳也打不下，关羽军在这两座坚城下耗费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士卒疲惫，士气低落。而曹操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得以派出大量部队，增援樊城。孙权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联络曹操，运送兵员、粮草，进占江陵、公安的准备工作。当蜀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巨大危险时，关羽“自恃二城守固”，居然置之不理，继续围攻襄樊，致使后方基地很快丢失。
如果说，关羽的第一个失误还有因孙、曹勾结，偷袭荆州这样难以逆料的客观因素，那么，他的第二个失误则是无法原谅的。因为关羽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三国志》卷三十七《庞统传》。的有利条件下都没有攻破襄樊，到了十月旱季，就更没有取胜的希望了。而且魏将徐晃率援兵已到达樊城附近，“晃营距羽围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飞书与（曹）仁，消息数通，围里闻之，志气百倍”，《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更加坚定了守城魏军的信心，也使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魏军而不利于蜀军的变化。因而，关羽继续围攻襄樊是毫无战术价值的，况且曹操已将孙权“讨羽自效”、偷袭荆州的计划透露给关羽，关羽如迅速返师回救，则荆州可保，蜀军可全。可惜关羽“犹豫不能去”，致使蜀军不仅受挫于徐晃，而且延误了回救南郡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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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4）
关羽所犯的第三个致命错误，是得知荆州失陷的消息后，不顾一切，冀图夺回南郡。江陵、公安并非蜀军战败而丢失，而是傅士仁、糜芳二将投降所致，东吴大军兵不血刃而得二城，其兵力未损一兵一卒，士气正旺，且据城为守，关羽以人心惶惶、疲惫不堪之师进击吴军，岂有得胜之理。更为愚蠢的是，关羽在行军退还江陵的途中，还“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回营，私相传闻，“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被彻底瓦解，“吏士无斗心”同上。，及至关羽醒悟，吴军已合围了前来自投罗网的蜀军。关羽慌乱中败退麦城，为时已晚，只得束手被擒。如果关羽不去复夺南郡，而是向西与驻守在上庸的蜀将刘封、孟达会合，则尚可保存相当数量的有生力量，关羽父子也不至于成为潘璋、马忠的刀下之鬼。可见，所谓“关羽的指挥也是成功的”的论断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正是由于关羽在指挥襄樊之役时不断失误，才步入了失败的泥潭。
2。强权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
敌国政治集团的斗争，着重军事自不待言，然而外交亦不容忽视。如果说军事是流血的政治的话，那么外交则是不流血的军事。敌国相争，争取奥援，无疑加强自身的力量。关羽失荆州，败死临沮，固然因素很多，然而其中刘备、关羽重军事而轻外交，导致孙刘联盟破裂，化友为敌，则是一大原因。
联孙抗曹，这是诸葛亮《隆中对》路线的外交策略。是时天下未定，群雄逐鹿，曹操集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对刘备、孙权集团都造成严重威胁。孙刘相对弱小，利在结盟，共为唇齿，方能与曹操抗衡，一旦天下有变，两国可同心协力北伐中原，刘备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