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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陆逊识大体，顾大局，以宽广的胸怀、非凡的气魄处理、协调他同诸将的矛盾。周瑜、鲁肃、吕蒙文韬武略，是孙吴政权中的一流人才，但在夷陵之战前已相继病故。尽管如此，吴国其时能征惯战的将领仍然不少。如孙坚时代的大将韩当，孙策、孙权时代的吕范、周泰、潘璋、徐盛、朱然等将领不仅智勇兼备，身经百战，且资历声望皆在陆逊之上。然而，孙权认为这些人皆非统帅之才。孙权慧眼识英才，当刘备大举伐吴之时，他毫不犹豫地任命陆逊为主帅。“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同①。陆逊虽然总督三军，但如何协调他与诸将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他所指挥的“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其时，轻视陆逊者有之，口出怨言者有之，互相龃龉者有之，各怀愤恨者有之，违背节度者亦有之。对这些骄悍之将，陆逊采用恩威并用之策，他或摆出主帅的架势，宣称：“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在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或好言相劝道：“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剪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战后，孙权曾问他为何不奏报诸将违背节度之事。陆逊的回答是：“受恩深重，任过其才。又此诸将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国家所当与共克定大事者。臣虽驽懦，窃慕相如，寇恂相下之义，以济国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也就是说，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他宁愿忍辱负重，也要服从大局。陆逊不仅善于团结全军将士，甚至还考虑到吴主孙权同大臣们的关系。当刘备伐吴时，有人散布谣言，云“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意思是诸葛瑾要叛变投敌，而且“此语颇流于外”，弄得人心惶惶。陆逊即刻上表吴主，“保明瑾无此，宜以散其意”《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希望孙权在对诸葛瑾是否信任的问题上，明确表态，使流言飞语不攻自破。孙权接受了陆逊的建议，向大臣们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辞，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孙权还把陆逊来表送给诸葛瑾。孙权重用并信任陆逊，赋予指挥全权，陆逊如此对待诸将领、同僚，终于赢得君臣一心、将士同命的局面。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4）
夷陵之战初期，刘备统率大军大举进攻。刘备督令将军吴班、冯习攻吴将李异、刘阿所守的巫县和秭归。蜀军“攻破李异等，军次秭归”。同时，“武陵五谿蛮夷遣使请兵”，表示愿意配合蜀军。一时间，形势十分严重。章武二年正月，刘备进驻秭归，二月，刘备自秭归渡江东进，“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而以“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银爵赏诱动诸夷。”同①。面对刘备大军的来势汹汹，陆逊避敌锋芒，果断地作战略退却，把三峡险地让与刘备，示敌以弱。吴国诸将不解，以为陆逊胆怯，各怀愤恨。陆逊晓谕诸将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胜，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厉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书》。刘备欲诱吴军主力决战，令吴班率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另设伏兵八千于山谷，吴诸将皆欲进击，陆逊认定“此必有谲”，以军法制约，坚守不出。刘备见机关已被识破，乃引伏兵从山谷中出，撤水军于岸上结营，从巫县、秭归至夷陵，连营树栅数百里。
不出陆逊所料，蜀军入三峡五六百里，拉长战线，分散了兵力，在进攻中受到削弱，士气渐衰。反之，吴军退避三舍却蓄积了士气。战略退却，后发制人，改变了吴蜀强弱的对比。在两军相持的过程中，陆逊时时在捕捉战机，寻求克敌制胜的方略。《三国志·吴主传》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陆逊先以轻兵试敌，派部将宋谦等攻刘备五屯，“皆破之，斩其将”。通过实战，陆逊逐步找到了蜀军的弱点，一个完整的破敌计划渐趋完成。陆逊给孙权上疏，剖析敌我形势说：
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徙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备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虽不才，凭奉威灵，以顺讨逆，破坏在近。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
陆逊所言，要在三“不”。一为夷陵不可失，失之荆州难保。二为刘备不可怕，因为他既违天时地利之宜，又乏用兵之能。的确如此，刘备戎马一生，堪称沙场老将，但打仗胜少败多。现在又舍船就步，处处结营，故破之不难。三要孙权不必忧虑，让他高枕无忧。
闰六月，陆逊决定反攻，诸将感到困惑，表示异议，齐声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陆逊对众将说：“备是滑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陆逊先令部队攻刘备一营，试探其兵力虚实，观察其营寨设施，结果“不利”，诸将皆表示不满说：“你这是白白让士卒送死。”但陆逊却从战斗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因而高兴地对大家说：“吾已晓破之之术。”于是命令士兵“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吴军主力在陆逊号令下，齐集猇亭，大战刘备，连破蜀军四十余营。蜀大将张南、冯习等及胡王沙摩柯战死，将军杜路、刘宁等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投降了东吴。
刘备退守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蜀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刘备败得如此惨重，大为惭愤，不禁仰天长叹道：“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同上。三国时期，刘备号称世之枭雄，他久经沙场，多历戎阵，连曹操都声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对其畏惧三分。谁也未曾料到，枭雄刘备竟然惨败于书生陆逊之手。所以，陈寿禁不住称赞道：“刘备天下称雄，一世所惮，陆逊春秋方壮，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同上。夷陵之战的实践充分证明，陆逊作为三国时代超一流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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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5）
以国力而论，吴、蜀二国相差无几，故陆逊打败蜀国，取得荆州、夷陵之战的胜利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对付曹魏，孙吴则明显以弱抗强。曹魏大臣刘晔在分析三国鼎立的形势时指出：“今天下三分，中国（指曹魏）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三国志》卷十四《刘晔传》注引《傅子》。诚然，刘晔之辞有夸大之嫌，但毋庸置疑，曹魏的综合国力是三国中最强大的。王夫之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而角立不相下，吴有人焉，足与诸葛颉颃；魏得士虽多；无有及之者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证之于史，船山先生所言极是，吴国虽小，但与“势强”之曹魏、“义正”之蜀汉“角立”，从来就不落“下风”，其原因乃“吴有人焉”，孙吴“英杰”前仆后继，源源不断。赤壁之战周瑜大破曹操，孙权在江东的基业得到了巩固。接着，吕蒙又夺取了荆州，孙吴的疆域进一步得到扩大。但迫于“魏之势强，蜀汉之义正”，孙权迟迟不敢称帝。“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魏略》。故直至曹丕、刘备崩逝后，孙权仍未即九五之尊。孙权在等待时机，即吴国不仅能战胜蜀汉，而且要打败曹魏，在气势上完全震慑住魏、蜀二国。
公元228年，魏、吴石亭之战爆发，陆逊再立战功，大破魏国大司马曹休于淮南石亭。《三国志·陆逊传》载：“权使鄱阳太守周鲂谲魏大司马曹休。休果举众入皖，乃召逊假黄钺，为大都督，逆休。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此次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吴国君臣，因为自孙吴夺取荆州时，为避免陷于同魏、蜀两线作战的困境，孙权被迫向曹魏称臣、纳贡。魏文帝曹丕一再胁迫孙权“质子”。夷陵之战刚结束，曹魏三路大军征讨吴国。孙权一面发兵抵御，一面“卑辞上书，求自改厉”，声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孙权一时间被弄得狼狈不堪。由此可见，孙权在取得夷陵之战的大捷后，也十分需要在军事上同魏国决一高下，将曹魏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所以，陆逊在石亭之战中获得全胜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他不仅进一步显示了陆逊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使吴国在三国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石亭之战后第二年，即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黄龙，表示与魏、蜀二国在名分上完全平等。
夷陵、石亭之战后，陆逊声名大震，魏、蜀二国皆视其为劲敌，不敢轻举妄动。如孙权称帝时，蜀汉群臣愤愤不平，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孙权乃“僭逆”，应“绝其盟好”，诸葛亮认为“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其实夷陵之战惨败，诸葛亮亦耿耿于怀，若有机会亦欲复仇，但以陆逊为代表的东吴“贤才尚多”，才使得诸葛亮不敢轻启战端，重蹈覆辙。
魏国也深知陆逊精通谋略，善于用兵，故时时加以提防。如石亭之战前，魏前将军满宠就反对曹休深入吴境。他认为“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三国志》卷二十六《满宠传》。很可能掉入陆逊所设的陷阱。嘉禾三年，孙权、陆逊、孙韶兵分三路，大举北伐。魏明帝曹睿御驾亲征，孙权退走。恰好陆逊派出的信使韩扁被魏军擒获。诸葛瑾急忙写信给陆逊：“大驾（指孙权）已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陆逊却若无其事地安排将士们在营中耕地种豆，弈棋射箭。诸葛瑾不解其故，前来询问，陆逊答道：“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于是，他下令大军分水陆两路进攻襄阳，魏军虽在兵力上占优势，但因他们“素惮陆逊”，遂紧闭城门，不敢迎战。陆逊“徐整部伍，张拓形势，步趋船；敌不敢干”《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毫发无损地率全军安全撤退回国。这与诸葛亮五丈原病逝后退军，司马懿因“畏蜀如虎”，不敢前往追击，“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何其相似乃尔。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6）
三国时期，吴之陆逊、蜀之诸葛亮，皆为超世之杰。作为超级大国的曹魏虽然兵多将广，三分天下占有其二，但也奈何不了吴、蜀两个小国。当魏文帝初即位时，曾问太尉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回答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三国志》卷十《贾诩传》。由此可见，诸葛亮和陆逊在蜀、吴两国中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力的不足，与曹魏形成相对均势的局面。
2。“乞息六师，以威大虏”——陆逊的保境安民之策
陆逊不仅用兵如神，有卓越的军事才能，而且他文武兼资，不愧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夷陵之战，吴军大获全胜，刘备率残兵狼狈逃窜。东吴大将徐盛、潘璋、宋谦纷纷上表孙权，意欲一鼓作气，乘胜追击，生擒刘备。孙权对此犹豫不决，询问陆逊。陆逊认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不可不防。事实上，三国时代，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都要受鼎足之势的制约。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当时形势的写照。正因为如此，陆逊破蜀之后，就以高度的警惕，严密防范曹魏在其背后的突然攻击。对陆逊的建议，孙权深以为然，决计大军迅速撤回。果不出陆逊所料，夷陵之战刚结束，“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三路大军猛扑过来。吴国“三方受敌”，若不是陆逊高瞻远瞩，早作准备，东吴必然蒙受巨大损失。可见，陆逊在政治上颇有远见，对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
据裴松之所引注《吴录》载：刘备驻跸白帝城时与陆逊还有书信往来。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注引《吴录》。
这可能是夷陵之战后，吴、蜀双方最初的交往。两国间虽然为了争夺荆州而兵戎相见，拼得你死我活，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和陆逊都深深懂得，面对来自北方曹魏强大军事力量的严重威胁，吴、蜀两国在事过之后，还是应该为了共同的利益化干戈为玉帛，重新结成相互利用的军事联盟。当然，由于夷陵之战的硝烟还未熄尽，故双方在书信往复中的火药味还很浓。刘备所言尚带威胁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显出战胜者的姿态，但无论如何，陆逊已经给刘备带去“通亲”（即双方媾和）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亦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可见，吴、蜀关系得以恢复，陆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这也表明陆逊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
陆逊虽善于用兵，在对魏、蜀二国的战争中屡屡取得胜利，但他并不迷信武力。陆逊主张在敌我双方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吴国还是以“限江自保”为上策，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从吴国的实际利益考虑，孙吴政权以江东为核心经济、文化区，如大规模用兵，必然耗费江东的人力、物力资源，对江东士民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其二是孙吴政权在综合国力上无法与曹魏相比，主动进攻明显处于下风；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陆逊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图大举。他上书孙权曰：“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之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租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称帝后，其心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一心想做中原的正统皇帝，当群臣劝他“修郊祀，以承天意”时，他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为了实现其“大一统”的愿望，孙权加强了与辽东公孙氏政权的联系。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魏辽东太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阆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权大悦”。遂下诏封公孙渊为燕王，并称这是“普天一统”的大喜事，于是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领兵万人，携带大批金银珍宝，赶赴辽东首府襄平，将王位授予公孙渊，并冀图与之合力夹击曹魏。对于孙权的辽东决策，吴国群臣都不赞成，“自丞相（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特别是###张昭更是以死相谏，然而孙权固执己见，一概不听。公孙渊在得到孙权的封赏后，当即诱杀张弥、许晏等人，并把他们的首级和孙权赐予的印绶、九锡一并送呈魏国，以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孙权对公孙渊的背叛行为，实在忍无可忍，他怒气冲冲地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注引《江表传》。盛怒之下，孙权下令亲率大军征讨公孙渊。孙权此举是极为冒险的，稍有疏虞，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江东与辽东相隔万里之遥，孙吴征伐辽东，需耗费大量军力、物力，且海路艰险，风波难测，加之，曹魏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攻击孙吴。对于孙权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跨海远征，陆逊上疏作了翔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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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7）
应该看到，在东吴的将相大臣中，陆逊不仅军事谋略水平是超一流的，且事主之道也高人一筹。同样是上谏，陆逊的疏谏明显优于张昭。张昭苦谏孙权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