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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德林一号管理的国民党战犯黄维当初是表现最差的一个。黄维原是国民党12兵团司令；黄埔一期毕业生。十年内战时他爬到中将师长的地位以后；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后来接任陈诚精心培植的第18军中将军长；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官也越做越大。他被俘后；死抱着“不成功则成仁”的信条；对蒋介石忠贞不贰。他初到功德林时；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他认为自己所以成为阶下囚；就是因为打了败仗；“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己“无罪可悔”。在学习中；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还大肆讥讽挖苦。1952年黄维在一次学习中不仅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事后；他又拒写检查。为此；战犯们群情激奋；黄维又口出狂言辱骂；学习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黄维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幸被管理员发现；及时制止。为此；管教人员在认真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不仅对黄维的恶劣表现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对动手打人的董益三等也进行了批评教育。这样解决之后使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人处事公允；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然而；一个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转变是不容易的；为了逃避改造；在监狱内他多年进行“永动机”的研究；想以此作为捷径；幻想得到人民的宽恕。
促使他转变立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关押期间我们监狱竟然治好了他长期缠身的痛疾顽症；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黄维患有多种结核病。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病势凶猛；尤其是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管理所当即把他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为了治好他的病；还请了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并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注射进口的链霉素。周总理办公室也多次询问黄维的病情，并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陪住干部精心照顾；不仅送水喂饭；还要端屎端尿。就这样；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黄维救活。
黄维病倒了4年多；这4年他思想发生了急速转变。他病愈出院后；满怀深情地说：“是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我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
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黄维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意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著作也有了兴趣。病好以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受到生动的事实教育；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对这一转变过程；他作了这样一段总结：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由于以前特别是解放初期几年我以为改造政策不能决定我的前途；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而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加之被囚监狱年久；而且自1952年至1955年长期重病；难安心于改造。现在；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诚心服法；老实学习；埋头改造；努力耕耘；不问收获；从头改造；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1959年；黄维被转到秦城监狱。这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从此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1968年4月；黄维被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继续接受改造。
1975年3月；黄维随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释放。黄维的身体一直不太健康，如果没有我们的精心照顾，他恐怕早死了。就在特赦前的2月9日，黄维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进行抢救。中央领导指示公安部，要确保黄维的生命安全。公安部还派了两位同志赴东北具体了解黄维的治疗情况。在各方努力下，病危中的黄维终于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令黄维很感动。他激动地说：“听到我被特赦，无限鼓舞，无限感激。我决心继续靠拢人民，重新做人，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解放台湾事业贡献力量。”黄维还当场做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党恩浩荡给再生，宽大改造换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献余生为人民。”
黄维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五届、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改恶从善”，一视同仁（3）
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82岁高龄的黄维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不住宾馆硬要住当年关押的地方；便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在和管理人员座谈时他满怀深情地说：“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过去我在改造中表现是不好的；经过政府5年的耐心教育；使我这个顽固分子变成新人。没料到我还能活到现在。这主要是党的照顾和关怀；是共产党的政策好！”4年以后；黄维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1）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9月17日；全国人大二届九次会议讨论并同意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
这个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功德林一号关押的战犯；他们欣喜若狂；无比激动；感谢党和政府的英明决定。10月2日；他们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以表达他们的兴奋和感激之情；现抄录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特赦通知书。在特赦大会上；被特赦的战犯表示非常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使他们改邪归正；从此获得新生；并决心继续改造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未被特赦的战犯代表也表示要加速改造；争取早日获得特赦。
这次宣布的首批特赦战犯共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的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0个人和从抚顺战犯管理所释放的末代皇帝溥仪专门组成一个小组；集中住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负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走出功德林的人们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下一步应该如何走；是每个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同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12月14日；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溥仪等11人乘专车驶进中南海西花厅。工作人员和蔼地告诉他们；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家。
周恩来；这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字。这10名国民党将军中；除陈长捷、卢浚泉外；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今天；能够见到30多年前的老师；心情格外惊喜；也感到十分的惭愧。有人后来回忆说：“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走了一段漫长的反革命道路；成为罪行累累的战犯；真不知该说什么好；喜悦和羞愧之情顿时交织在一起。”
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以及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的陪同下；笑容满面地走进了客厅。大家同时站了起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位30年前的老师；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示意大家坐下。他亲切地同大家交谈起来；逐一问起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家庭状况。他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当时感到压力特别大。”曾说：“我那时已30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几岁哩。”当时；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少校科员。
周恩来又转向杜聿明；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杜聿明惭愧地低下头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
张治中指着郑庭笈向周恩来介绍说：“这是郑介民的堂弟。”郑介民在1946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周恩来说：“我知道。”接着；他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郑庭笈告诉周恩来；他原来的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郑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是；当她听到郑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她回到北京；因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她决定和郑庭笈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周恩来看到坐在一旁沉默不语的末代皇帝溥仪；就同他谈起了满族的风俗礼节。陈毅在旁边风趣地插话说：“我当年在北京读书时；还是你的臣民呢。你当时出来时；我们还想看看你这个皇帝呢。”
周恩来亲切接见特赦战犯（2）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把话转入了正题。他勉励大家通过加强思想改造；站稳民族立场和劳动人民的立场；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马列主义；培养劳动观点、集体观点；加强群众观点；要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关于前途问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做新人；有奔头。希望他们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他们；用上他们的力量。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他还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周恩来讲完话后，张治中说：“你们中的大多数过去是黄埔学生；你们没有听周主任的话走错了路。现在周主任释放了你们；要好好跟周主任走。”
周恩来明确地表示：“张文白（治中）是老一套；你们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挽救了你们。”
傅作义激动地说：“我同你们一样；过去也曾是一名战犯；只不过比你们早觉悟一个时候；也是被迫改造的。”
周恩来说：“是啊，应该承认；对你们是一种特殊环境中的强迫改造；你们应该想想如何从强迫改造进入自觉改造。”
对于这次会见；杨伯涛后来感慨地回忆说：“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自古以来是没有的。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因为我是过来人；我看到过国民党的兴盛；也看到过他的衰败。我为国民党做过19年事；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了20多年；我感到只有共产党才有这种胸怀。而周恩来使我形象化地认识了共产党。”
周恩来当红娘，战犯重续姻缘
特赦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绝大多数人担任了各级政协文史专员、秘书专员、资料员和参事。也有极少数在农村和工厂。他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许多人还以严肃的态度写回忆录；以求后代有所借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少人还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同台湾的亲朋故旧书信交流；为统一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在党的正确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大。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杜聿明望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事隔一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周恩来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新中国特赦释放在押国民党战犯；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1985年；侨居美国而赶回国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
中国无在押战犯
据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回忆：
还在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总理已经病得很重，连走路都已经很困难。但他仍然关心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关心着台湾的那些老朋友，希望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再出一份心力。总理不顾个人安危，抱病到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了要清理仍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
我记得1974年12月28日中午，总理刚从长沙回京，就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知道，总理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尽可能地为解决台湾问题多做些事。
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个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就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形成了《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核心小组慎重清理、研究，将在押者中的２５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而最终列入在押战犯名单的有２９３名。
１９７５年２月２７日，毛泽东看到该《报告》及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１００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１３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般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报告中提出，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费１５元至２０元时，毛泽东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气魄太小了！１５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２５年啦！”
毛泽东批示后，华国锋立即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