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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有利于日本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而且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出于利用日本反社会主义的意图，不仅没有索要日本的战争赔款，而且还阻碍和反对别国向日本索赔。中国虽非迫于美国的淫威，但1972年，也为了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宣布放弃5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一切都大大减轻了战后日本恢复经济的负担，成为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二战后，日本作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盟国中的一员，被美国推向了亚洲地区“冷战”前沿。于是美国从日本的“冷战安全”和“制约日本”的双重战略考虑，为其撑起“核保护伞”，这不仅使日本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而且使其能够集中资金和精力大力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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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常”国家（1）
某些日本人认为，自二战后，日本因是战败国，一直作为“非正常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使右翼分子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不能继续忍受这种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符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卑微”地位。于是，日本开始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谋求“国家正常”化。但是，日本右翼分子所期望的“正常国家”，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期待的正常国家并不相符。
◆ 经济大国地位巩固
战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复兴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强国。但在日本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同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则在相对下滑，因而西方其他工业国要求日本分担其国际义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1年，由于越南战争，美国面临巨额财政赤字，于是做出了协调外汇市场的决定，日元汇率因此急速上升。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同黄金的兑换，对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同年12月，美又迫使日元升值。这一政策，对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方针、以美国为最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日本，造成了严重后果，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石油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起即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石油占总能源70％至80％的日本，更是受到沉重打击。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日本企业的成本大大增加，制约了其他工业原料的进口。此外，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扩大的对外经济，使日本的原有市场日益受到威胁，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不景气，又恶化了出口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许多企业不得不压缩生产规模，实行“减量经营”，致使大批工人失业。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将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作为首要的长期目标，变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方针为“确保安全的生活福利为中心”的方针，并采取了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减税、降低利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等多项“反萧条对策”，体现了确保经济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谋求低速增长的战略意图。由于上述方针和对策的贯彻，在整个7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和以前相比虽然明显下降，但仍保持了4％左右的增长势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70年的1 768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 688美元，增长倍。
日本政府的积极应对使日本经济在经过“美元冲击”和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1980年日本贸易的经常收支，便从107亿美元的赤字转为盈余。1985年贸易激增至491亿美金，外汇储备达到1 298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国。虽然近几年来日本受到其自身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但其总体实力依然雄厚。20世纪90年代世界其他国家所欠日本债务达5 000亿美元。从经济规模看，90年代初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 524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超过美国20％；从国际金融看，日元已成为世界上三大主要国际货币之一；从制造业看，日本在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方面已把美国抛在后头，日本产品以质优价廉而横行世界。
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就结束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追赶现代化”的历史。为了适应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日本政府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高深知识”，“通过富有独创性和先驱性的研究”来发掘“头脑资源”，并在日本科学技术厅《1979年度科学技术白皮书》和日本通产省《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研究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构想。这一构想在1983年8月日本政府发表的《80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和方针》中得到确认，从而正式取代“贸易立国”并使之成为“基本国策”。“科技立国”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独创性科学技术，使之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并确定以航空、宇宙空间技术、原子能、情报信息、电子计算机、工程技术、海洋开发、城市开发等8个领域、75个课题作为重点，其中特别强调进行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情报信息革命和以原子能、太阳能、煤的液化为中心的能源革命。从此，日本不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技术大国”。
◆ 为摆脱“政治侏儒”地位而努力
战后，日本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建立经济强国，并以此来恢复自己正常的国际地位。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牢固确立，其梦想世界性大国的心理也日益膨胀，日本的对外战略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后初期，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曾长期追随和依附美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对外关系方面，日本基本上遵循了追随美国的路线。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不再满足于仅仅争得一个普通国家的国际地位，而且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
为此，日本历届领导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其“政治侏儒”的现状做着多方面的努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政府在强调日美关系是“主轴”的同时，逐渐修正了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开始努力谋求其政治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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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常”国家（2）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以“对美协调为主轴”，以恢复日中邦交为“首要课题”的“等距离多边外交政策”，力图使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从“依赖”变为“伙伴”关系。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的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4年，三木武夫当选日本首相后，提出了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对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虽然这种外交表面上是重苏，但是由于日本和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因此日本的对苏政策也只能是谨慎从事。
1976年福田纠夫首相上台后，对上述政策又做出了新的修正，提出了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在此之后的历届日本政府，均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政策。在加强日美合作的同时，为了彻底改变“政治侏儒”的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将使日本成为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作为战略目标，试图通过确立“与经济大国实力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日本逐步成为“得到国际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在1980年，首相大平正芳就提出，日本要成为“西方一员”。1981年，铃木善幸当选首相，在访美时他亦宣称，日本已开始“第三次远航”。
1983年7月23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向家乡选民发表演说时宣称，他执政的目标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力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日本首次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进一步明确了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显然，日本已经把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过渡摆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
1987年，竹下登继任首相后也立即表示，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与我国实力相称的积极作用”。此后，继任的海部俊树首相，也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1989年秋，海部俊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构想》一文，其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日本愿全心全意地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9年底，日本外务省制订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针，强调“东西方冷战已开始了消除过程”，“日本作为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为后盾的国际秩序的主要责任承担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1991年，中东海湾战争爆发后，海部内阁仓促制订了所谓《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试图加强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90年代初，日本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进行了种种努力。
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成为“政治大国”，日本一直在努力运用“综合国力”，在以日美关系为主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和改善与各国的关系。
在中日关系方面，继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2月和8月，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了1988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比邦交刚刚正常时增加了13倍，并一直持续增长。虽然在当时中日关系方面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的右翼势力也屡屡图谋阻碍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但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健康的。
在日苏关系方面，1972至1976年，两国共进行了4次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但均因“北方四岛”问题的存在而搁浅。从1984年以后，日本为了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在苏联寻求新的市场，提出要“与苏联加强政治对话”，并将打开日苏关系僵局列为重要的外交课题。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根据“新思维”积极谋求和日本改善关系，以换取经济和技术两方面的合作，两国关系似出现转机。但是，由于双方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均不愿做出原则性让步，因此两国关系始终难以获得重大发展。
在与西欧各国的关系方面，自田中内阁以后，日本政府一直强调要与之确立“伙伴”关系。1979年，七国首脑会议在东京举行，日本开始成为“西方一员”。此后，日本和西欧各国首脑多次互访，加强双边关系。虽然双方存在着贸易摩擦等矛盾，但是，由于存在着互为依赖的政治经济前提，两者的关系一直在矛盾中发展着。
在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方面，经过两次“石油冲击”后，日本为了保证本国的石油供应，放弃了长期以来对阿以冲突保持“中立”的政策，转而采取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对有关领土主权要求的“新中东政策”。
与此同时，为了建成政治大国，日本还不断扩充其军事实力。从1971年至1986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增长了138％，比同期美国军费增长率高45倍。1987年，日本防卫预算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日本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已引起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深切关注，特别是在二战中深受其害的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各国。
◆ “曲线救国”
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的亲美倾向又开始严重。在日本国内，追求军政大国的新保守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政治上更加右倾化，狭隘的民族主义再次回归。这不仅影响到了日本与其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也影响了日本政府防卫战略的调整。日本的防卫方针已经由冷战时期的“对付苏联和重视北方”转变为“对付朝鲜和重视西方”，为了适应这一防卫战略的调整，为了早日成为“正常国家”，日本一直在不断地尝试突破宪法的限制。
4．“正常”国家（3）
日本一直认为现有《日本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是制约其走向政治大国特别是向军事大国发展的桎梏。所以，日本认为“修宪”是其向“正常国家”转变最主要的突破口，尽管“修宪”因受到国内外和平人士的一致反对而困难重重，但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努力。
日本一直坚持，真正世界性大国不仅仅是经济大国，还应该是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政治大国的基础，政治大国是经济大国的加速器，只有两者合而为一，才能屹立世界之林。
客观地说，日本的现行宪法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处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状态下颁布的。战后日本政府也曾一再向世界保证，日本绝不会再走侵略的回头路，因为有“和平宪法”、“非核政策”和“专守防卫”三###律武器牵制着日本。但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右翼分子野心日益膨胀，右翼分子正在谋求一步步突破二战结束时的承诺。
在“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要求修宪、要求自卫队成为真正军队的呼声越来越高。所谓的“修宪”，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和平宪法第9条，该条宪法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达到前款的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条文中没有提到“自卫战争”的字样，甚至连自卫的权力都没有提到，因此可以看到，连自卫队的存在都是违反宪法的。
但是某些日本人对此通常的解释是：条文既没有否定“自卫战争”，也没有不能运用“自卫战争解决国际纷争”的解释。尽管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的，但是由于防卫属于本能，所以不应该予以否定。很显然，这些人很会为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应该说，这些人在心理上并不甘心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甚至连自卫的权利都不能写入宪法，这种现象实在不是一个正常国家所应该有的现象。特别是看到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现状，他们不免有被列为三等公民的感觉。因此，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也就自然变为日本政治发展的一项优先选择。修改宪法也是日本为实现其长远战略目标的理想选择，因为日本不愿让现有的宪法捆住手脚，并引来他国的蔑视。现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72％的议员主张修改和平宪法，而且民众中也有高达60％的人支持“修宪”。
其实，当今日本自卫队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武器装备都已走在世界前列，其军费开支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名列世界第二，常规武器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可谓兵强马壮，惟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合法的名分”。没有合法的名分就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将军队派往海外。走不出国门，就难以保障其海外的战略利益。于是，在修改“和平宪法”阻碍重重的情况下，他们不断依靠国际上的一些“机遇”，颁布一些新法规，巧立名目“曲线救国”———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为名，以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为突破口，达到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早在1963年，日本自民党政权就已开始研究建立“有事法制”。从1977年起，日本政府便提出要建立“有事法制”，但由于日本国内反对呼声强烈和周边国家警惕，因此有关“有事法制”问题一直在暗箱中操作。到了1981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发表了“有事法制”研究的中间报告。
1991年，日本利用海湾战争之机，通过修改自卫队法和设立《协助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法》，向柬埔寨、莫桑比克、刚果（金）、戈兰高地、东帝汶派遣了自卫队员，首次使自卫队走出了国门。
1997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问题，并首次将“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作为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此后，日本三任首相都为建立“有事法制”造过舆论。与此同时，日本还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修改了防卫指针，并于1999年制定出为日本自卫队开向海外进一步制造根据的《周边事态法》。
2001年秋天，日本又借“9·11”恐怖事件，制定了自卫队支援美军等反恐法律，再度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事后，日本政府就根据这些法律向印度洋派出了自卫舰，给美军以后勤支援。
根据日本现行的和平宪法，日本不得向海外派兵和执行战斗任务；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中所担负的军事责任也是有限的，否则就违背了和平宪法。但是日本政府的“有事法制”相关三法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却在2003年5月15日获日本众议院批准，而且6月6日又在日本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并立即生效。这标志着日本在突破和平宪法问题上迈出了危险的一大步。
“有事法制”是日本安全战略调整的象征，目的是建立日本应对紧急事态的机制，在紧急事态下首相可以跳过内阁安全会议直接下令出动自卫队。这项法案从酝酿到出台历经了近30年的时间。法案通过后，日本首相用兵的权力无限扩大。到底“有没有事”只是由日本人自己说了算，说明日本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战略寿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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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常”国家（4）
2003年7月26日，日本参议院又强行通过了《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并宣布立即生效，迫不及待地为日后主动对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做法律上的准备。
根据《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自2004年3月起，日本便向伊拉克派了近千名自卫队员参与在伊拉克的“维和行动”，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向作战区国家派遣大规模武装力量。
2004年3月9日，日本又通过了针对发生战争和恐怖事件的7项新法案，并要求国会审议通过。这7项法案规定：当日本进入紧急事态后，地方政府要为美军作战创造条件；自卫队要向美军提供人力和包括武器弹药等在内的物力合作；首相有权下令将机场或海港等设施优先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