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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22岁即位，45岁晏驾，在位的23年中，他着力于三事：发展国力、抑制功臣、培植刘室，巩固了刘家江山，也种下七国之乱的根苗。而他耗费心血最多的，则是培育抑制老臣、鼓励新近的政治大气候。贾谊就是一个试验品，将来还要说到他。
为了皇权独尊，老臣及其家族虽然必须受到打击，同时，文帝还需要借助他们的能力和影响，来抵御匈奴、牵制外戚。
最重要的是，文帝需要给他的继承人留一个真正能打仗、有威望的人，一个救火队员。
于是，在文帝44岁时，匈奴犯边，威胁长安。皇帝安排了三位青年将军分别驻扎在京师周围（一共安排了六处营寨，还有三位将军的驻地在北边边境）。
安排已定，皇上说还不放心，于是又安排了视察的节目。
这是一场考试，也是一种较量。
从课文中我们看到，皇帝的车驾随从，在现场所作所为非常放诞。这当然是有意为之的，因为文帝行事向来严谨而低调，不会允许自己的车驾这样胡闹。
前两位将军对皇帝车驾的“逢迎”，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简单的趋炎附势，见尊而谄媚，这不太可能，因为他们都是优中选优的干才；另一种，则是有意成全，刻意用自己的无能反衬出周亚夫的严整——皇帝要看，就给他看看虚实利害，不能忘了，咱们都是当年周老侯爷使出来的。
所以，这场戏自始至终，文帝看明白了：周氏家族仍是军事系统的老大，这位周将军确实也有些本事，而且性格当仁不让、霸气十足。
皇帝乐得顺水走船，成全周亚夫，当场给足面子，还了当年对周老侯爷的刻薄处置而在周家身上欠的人情债。
刘恒在位二十多年，什么大风浪没见过？他曾经一纸书信，就让南越王赵佗率其数十万兵马甘心俯首称臣。青头周亚夫，在细柳弹丸小营里摆摆排场，就能把他震住，你信吗？
细柳营中一场略显做作的表演，其幕后厉害渊源如是。过了一个月，朝廷就把周亚夫提升为中尉，掌管京师治安。
又一年之后，文帝驾崩，临终告诉太子刘启：周亚夫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景帝刘启即位，马上加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在军事系统的排名进入前五。
算算，不到两年，周亚夫就从河内守升为车骑将军。这是什么速度？
这是权术的速度！
其转折就是“细柳故事”。
汉文帝擅长的，绝非普通的权术，而是黄老之学的绝顶神功，是绵里藏针、翻云覆雨、降龙伏虎的帝王心术。其子景帝，心术一如其父，而刻薄多疑胜之。
再看看周亚夫。此人杀伐决断，冷酷无情，与他之前的白起和他之后的杨素、年羹尧相类，都是倾向于把手中掌握的军政资源价值利用到极限的强人。
让这样两个人同台，必然发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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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1）
——景帝为何杀掉周亚夫
这一篇还是有关初中课文《细柳营》的。上一篇说到汉文帝通过筑营演习的方式选帅，军界借此推出了周亚夫为代表。文帝看到周亚夫的能力和周家在军队中的影响后，就选中他作为自己身后给新君留下的撒手锏。于是，周亚夫在景帝朝被任命为中尉，拜车骑将军，即京城警备司令，并节制御林军的一部。
景帝即位不久，因为文帝朝把太多的军政资源罗致给本家兄弟子侄，而这些诸侯王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又与政风刚猛、主张削藩的“景帝…晁错”改革组合激情碰撞，结果，刘氏后院起火，七国之乱爆发。这场内乱爆发的最直接因素，是“削藩”没有争取到功臣子弟派和外戚派的加盟与支撑。晁错的背后是当时立足未稳的官吏派（这是一个新兴的政治派系，其先驱是贾谊）。这一派真正举足轻重，要等到武帝朝张汤、桑弘羊的时候。
景帝初登大位，年轻气盛，不信“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刚猛下药，结果七国变乱遽发时，又应对仓促。周亚夫临阵被任命为太尉，统领一支从各处匆忙拼凑起来的中央军——这支汉兴以来规模最大的杂牌军，共有三十六个将军，周亚夫得把他们一一摆平。
周亚夫之父周勃当年也曾是太尉，指挥一支百战之师，平定了高祖朝多次大规模异姓诸侯的叛乱，战友、旧部遍及全军。但，景帝和反王们给周亚夫留下的时间实在太短了！
有多短呢？18天。
这个时间，《史记》似无记载，但是从《汉书》里的表和列传中，可以推算出来。
景帝三年正月丙午日，由胶西国带头，七国集体处决了朝廷派驻的官吏，朝廷失去对七国所有领土的控制。当月甲子日，吴国20万大军发兵出境，渡淮进入中原，朝廷超过一半的国土失去控制。周亚夫必须率军截住吴、楚组成的主力叛军，避免他们进入关中，威胁首都。
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七国之乱的共主，是当时已经62岁的吴王刘濞。此人四十多年来收买亡命，厚积薄发，处心积虑，无恶不作。最初促使他决心造反的，是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刘启。在下棋时，因为争棋斗气，刘启失手打死了吴王的太子，后者是被派到长安面圣的。从那以后，老刘即与朝廷不共戴天。
联合诸王造反后，吴王刘濞的第一个战略攻击目标，是景帝的王弟所在的梁国。
这里需要讲解一下吴王为什么不直捣长安，而是攻打梁国。
有人说，因为梁国的位置险要，该国卡在大部分反王的领地和朝廷控制地区之间，所以干掉梁王，反王们的军队才会长驱直入，没有后顾之忧。但是，梁国再重要，有长安重要吗？当时长安一片混乱，景帝甚至杀了晁错以求缓兵之计，而周亚夫刚刚被任命为太尉（三军总司令），临阵挂帅，他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将短时间内会聚起来的部队打造出卓越的野战能力。所以，直取长安是上策，若不行，则应该攻占雒阳的天下总武器库和敖仓的天下总粮草库，利用这些资源，在反叛地区内完成战略展开，做持久战的准备。
然而，吴王没有选择上策和中策，而是攻打梁国，取用了下策。大概，吴王被憋得太久了，常言道“长考出臭棋”，所以，他第一步就选错了方向。
古来造反，有两种套路：一种，我们将其总结为“杀人”战术；另一种，则可以称为“放火”战术。
所谓“杀人”战术，就是冲入对手的房子，认准户主，一击毙命，至于是从前门、后门、窗户，还是从烟囱进去的，杀人的武器是刀、枪、雨伞还是折凳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结果；而“放火”战术，则是四处点燃对手的房子，趁乱进去一路打砸抢，对方灭了火，我就再点起来，最后不是我被烧死，就是对手被烧死、被累死。
历史上，使用“杀人”战术的，不乏造反成功的例子：周武王灭商、安史之乱（得手了一半）、女真推翻辽朝或明朝靖难之役等。
而“放火”战术虽然痛快，却成功者鲜见：陈胜吴广起义、张角的黄巾起义、黄巢造反、吴三桂的三藩之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
又杀人又放火的也有，其中朱元璋成功了，李自成则失败了。
《细柳营》这件小事并不小（下）（2）
吴王刘濞采取的就是放火战术。放火也是有可能得手的，关键要有足够的体能储备和耐心，正所谓“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于是，周亚夫在行军路上不断替吴王算账：20万大军平推直进，受阻于守备坚强的梁国城下，他们能带多少粮食，带多少辎重？若打破梁国，又能得到多少补给？
当周亚夫赶到当时汉朝天下的中心——敖仓，发现那里的粮食没有被叛军掠走时，他已经算明白了自己必胜，可以从容按“既定方针”办了。
什么方针呢？出兵前夜，周亚夫秘密面见景帝。
太尉说：陛下，为了保住长安，争取大军动作的时间，臣请必要时牺牲梁国。
景帝点头了，但什么也没有说，那之后，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起码从给周亚夫造成的结果来看，他正是这样做的。
这便是周亚夫的既定方针，但不一定是景帝的既定方针，皇上毕竟没有给他这样的一张条子。
按此方针，周亚夫扼制住叛军的要害后，坚壁不出，置遭到围攻的梁国于不顾，只派出小股纵队切断了叛军的粮道。梁国被打得险象环生，几乎陷落，但因为有名将韩安国坐镇，终于逐渐挺住。
叛军没有军粮了。人马越多，供粮越难，何况补给线已经被切断？
于是，叛军弃梁国而攻打周亚夫，被已经“炼成”的周家军从容击退，至此全军崩溃。周亚夫趁势追击，吴王被擒杀，诸路反王或灭或降。
整场反叛仅历时3个月，便被扑灭。
周亚夫因平叛首功，两年后进位为丞相，因为没有再大的官可以封给他了。
周家的人再次功高震主。
而且，被迫做了一次“肉盾”的梁王，恨死了他。皇帝并没有告诉他关于“既定方针”的事。
所以，梁王想尽一切办法，意在除掉周亚夫。
此时，对条侯周亚夫的前途而言，最关键的是皇帝的态度。皇帝显得非常敬重他，他也以天下为己任，裁决如流，多谋敢断。
于是，在废立太子的问题、封国舅为侯的问题、封匈奴降者为侯的问题上，周亚夫都大胆地坚决顶回了皇帝的意见，一如他的“细柳风度”。
但是，朝廷不是他的细柳营，是皇帝的地盘。景帝和文帝也完全是两种人。
文帝以柔术治天下，景帝以毒术治天下。
于是，当周亚夫又一次以“称病”方式给皇帝施加压力的时候，皇帝批准了他的“请辞”，让他回去“养病”了。他一共当了5年丞相。
和老爹一样，病退之后，周亚夫的命运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一天，景帝突然召见他，并赐酒食。
可是，皇帝给了他一大块肉，却没有给他刀和筷子，和项羽当年给樊哙一匹猪###子一样，只不过这次做成了熟的。
皇帝看着他：看你能怎么吃这块肉？
只见条侯，回身对御前侍者说：把餐具给我取来。
御前侍者回头看皇帝的眼色。
皇帝笑着说：这样，还满足不了你吗？
周亚夫脱帽谢罪：恕臣无礼。
然后，他找个关节告退了。皇帝目送着他的背影说：这个较劲的人，将来我死了，还有谁能管得了他……
不久，条侯的儿子为他置办装老的陪葬品，其中有些纸糊的刀枪。但，周公子拖欠了运输工的工资，于是，人家揭发周家“蓄谋不轨”。马上就有办案人员来质询条侯，后者一言不发。皇帝看了审讯纪录后，大怒（他怒得何其古怪），说：“办这个人，还需要理由吗？”
于是，条侯也进了诏狱。皇家司法官廷尉亲自提审他问：您想造反吗？
周亚夫觉得这话问得太儿戏：你认为，我能用纸糊的刀枪造反吗？
可是，廷尉一点不觉得儿戏，背着手说了一句极其经典的推断：您纵使不在阳间造反，也是想在阴间造反啊！
当年，越王勾践曾经对灭吴的谋主文种说：您已经帮助我打败了吴国，可是，我们越国的先王在地下，恐怕对付不了吴国已经死去的君臣啊，我求您下去帮助先王抗击他们的军队。于是，文种被赐死。勾践毕竟是一国之君，没人敢跟他说理，而三百年后，类似无耻的话已经可以从一个普通廷尉的嘴里说出来了，这实在是时代的一大进步。
对条侯的审讯就此告一段落。
这时，却突然传出了条侯的死讯：条侯在狱中绝食5日，呕血而死。
这是《史记》的实录。
可笑，绝食可以死人，可是，古往今来，有因为绝食而吐血身亡的吗？
司马迁是在用春秋笔法告诉我们：条侯周亚夫是被处决的。
周亚夫的文韬武略，都在其父之上，与晁错同样是当时的超一流人才，可是他们却前后死在景帝的手里，这仅仅是因为皇帝刻薄寡恩、卸磨杀驴吗？
不是这样。景帝努力要实现的，是打造一种全新的皇权体制：纵使皇帝的才干平平，也能凭借体制强过臣下。但是，景帝没有找到这个体制。文景两代在忧患意识下聚敛国用，遂至于府库富足，被后世推赞为“文景之治”。其实，该时代的政体有重大欠缺，就是有“治”而没有“制”，有事而无政，一个表现就是，粮仓里的粮食多得都霉变了，金库里的穿钱的贯绳都朽断了——可是匈奴的边患却一年紧似一年，黄河多次泛滥也得不到治理。问题在哪里呢？在于，国家不能将手中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力和民富。其深层次原因之一，即在于皇权与府权（如丞相）对接不顺畅。一旦失去平衡，文帝只好使用权术，景帝只好杀人，以挽回危局。
所以，周勃是被整，而周亚夫却是被杀。
到汉武帝时，才用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取代了黄老之术，把儒家的圣人之言，经过重新解读，落实为绵密可行的新制度，所以，到武帝前期，汉朝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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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1）
——《苏武传》的特殊背景
《汉书？苏武传》里“苏武牧羊”的故事令古今各代的中国人感动，苏武不屈的英雄形象也起着对后来很多封建王朝对待“北狄”蛮族的垂范作用——对单于和酋长们“以礼谕之”、“以节斥之”，这样的大汉使者们虽然不一定能够完成外交使命，但在“声名”上总会有加分，至少可以达到“立言”的效果。
《苏武传》里，大汉的使节苏武、张胜、常惠都是好人，而匈奴一边都是恶棍和奸贼。这是读课文《苏武传》很容易达到的感情效果。《汉书》的编纂者班固，也正是带着这个目的而对关于苏武、匈奴的史料加以处理的。
现代人看历史，最要不得的是傲慢与偏见，因为读史的目的，即在于加深对世界与现实的认识，并增益智能。总之，我们的读史，终于可以不像古人那样“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了——请让我们翻开中国与外国史书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比照看看“苏武牧羊”的真实历史背景。
苏武到匈奴出使时，正值汉匈战争最激烈的第一阶段刚刚结束。新即位的匈奴单于想用缓兵之计改善与汉朝的关系，争取时间巩固内部，所以，主动提出双方互相释放扣押在己处的外交使节（间谍）。当时，汉武帝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为什么呢？这里边就有玄机。而且，这个派苏武出使的时机，从后来的结果看，是非常险恶的，也是苏武被扣押在匈奴长达19年的最根本原因。
因为，汉武帝当时正在策划一次对于匈奴的攻击，而且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攻击，目的就是要把匈奴彻底消灭。
而这次攻击的大的背景，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战争——汉匈百年战争。
匈奴是漠北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在中原的春秋战国时代，匈奴还没有成大气候，与中原国家也没有大的交手纪录。那时，北方的晋（后来是赵）、燕等国，主要对手是山戎；西方的秦国，面对的西戎也呈一盘散沙的状态。
秦朝统一天下后，着力扩张，四面出击。其中，对北面用兵最狠，派蒙恬带精兵30万，携当时最先进的复合兵器——弩机，把匈奴的部落驱赶出了其世代栖息的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并在那里设郡筑城镇守。
失去了水草肥美的家园，匈奴人只好在大草原里漂泊流浪，混了些年。然而后来，匈奴出现了轻骑兵大军团战术，这种战术的精髓，就是人（智慧）、马（速度）、弓箭（远程杀伤）合一，呈现出强大的机动性和杀伤力。本来，那时候没有马镫，骑手很难长时间驾驭马匹，但匈奴乘用的战马很特别，这种马身量矮、耐力强、跑起来非常平稳。匈奴骑兵使用的战弓，大多数还是骨质箭头，对冶炼技术依赖不大。至于匈奴人的战术，更是非常狠恶：利用旗号和诱击，牵引出你的主力，等你在追击中累得差不多了，也被他们的游骑骚扰得心烦意乱的时候，他们利用天气、地形和箭力，突然把你挤进一个预先设置好的“窝子”（屠宰场），然后就是匈奴主力的出击和宰杀。注意，此战术的精髓，不只是骑射，而是成千上万人组成的骑射兵团的组合运用，和与地形、天候的密切配合。
这套战术和装备，从匈奴人一直延用到蒙古人，都非常有效，常把汉军的车骑混合部队玩得找不着北，让欧洲的重甲骑士有劲使不出。汉族人索性修筑长城，步步为营蚕食土地，就是针对这一战术的。
后来，我在一本当代人写的畅销故事集里，发现了这种战法的灵感来源：原来，北方的战士们，是从一种狡猾、强悍而且有点哲学味道的食肉动物身上得到灵感的，那本书名叫《狼图腾》。
靠着这一当时世上最强的战术，匈奴的大英雄冒顿单于统一了北方所有的骑射民族，并组建了多达30万人骑箭的主力兵团。
就此，匈奴迅速重新占据了河套故地，并伸出“右臂”，降服了西域各国，将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月氏人赶到中亚养骆驼去了；伸出“左臂”，消灭东胡，一直打到兴安岭以南。
然后，匈奴双臂合拢，准备拥抱中原，却发现新兴的汉朝十分难缠。
汉初，因为打楚汉战争而民穷财尽，所以，高吕文景四朝，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用美色和奢侈品满足匈奴上层，延缓战端，同时，在国内不断积极备战。匈奴多次犯边掳掠，汉军都只是严防要塞，坚壁清野而已。
苏武为什么被扣十九年（2）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到武帝时，汉朝已经可以一战了，两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本来，因为多年的和亲，匈奴已经开始逐渐习惯了和平的局面（当然，这种和平是以汉朝的憋屈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