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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君主，这样的皇室，不要他也罢。“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只有限制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让皇帝成为虚君，而把治国之事交给能人、士人、天下人，才真正可以实现天下的大治。黄宗羲的主张，表达了东林党人的真实政治理念。
下面来看看苏州市民暴动的真实起因：
《五人墓碑记》中提到的“蓼洲周公”周顺昌，苏州（吴县）当地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东林党人，是东林党在朝中的一员猛将，阉党炮制的打击名单《东林点将录》中的重要人物。魏忠贤在天启四年，即着手从根本上彻底铲除东林党在朝廷中的几大支柱性人物：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他们都是魏忠贤一党的首要打击对象。天启五年，魏大中被捕路过苏州，当时请假在家的周顺昌与魏“周旋累日”，并把己女许配给魏的孙子。其间，他切齿痛骂阉党，被缇骑报告给魏忠贤，立即被削夺官职。魏大中被押送到京后，与其他几人一起被害死于冤狱，史称“前六君子”。
天启六年，阉党对东林党新涌现的重要人物展开第二轮打击。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周顺昌、李应升和周宗六人被捕，并在不久后全部被害死在狱中，这是“后六君子”。在抓捕周顺昌的过程中，苏州市民反应激烈，形同暴动，打死差官一名，连续10天拒绝使用天启官钱。事后，魏忠贤虽然能够杀死当日“为首”的5个苏州百姓，但东厂的办差官“缇骑”却就此不敢出京了——阉党感觉到了东林党在民众中的巨大煽动力，在地方官员中的道德感召力和顽强的高层反制力。
阉党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完全是惟九千岁马首是瞻的个人派系。阉党内部，有人对魏这种很愚蠢而且张扬的表演产生了反感。东厂缇骑不敢再出京，并不是怕老百姓，也不是怕复社的清议，而是极有可能害怕自己内部发生分裂。
虽然得到了各地建“生祠”的追捧，但魏忠贤并不像一个真正的铁腕独裁者，而更像是一个事事出头、被当枪使的老大。
他连“教父”的作用也算不上。
所以，苏州市民暴动真正的起因，是东林党为皇权所不容，而直接起因，则是阉党出头镇压前后六君子，却被人把矛盾嫁接到市民身上，激化了苏州市民对朝廷重敛盘剥的不满情绪，从而形成了骚乱。其实，明朝皇室对东南地区的盘剥，不独天启一朝，在万历年间即已经非常严重，到崇祯朝也未停止。李自成打破北京，进皇宫一看，发现了大量的皇银，这与国库里的空头形成对比。皇上的小金库怎么起来的？正是派太监、亲信到各个富庶的地方（如苏州），逐年聚敛来的。要知道，这些项目，都是在国家正常赋税之外的，是叠加于其上的。所以，从士人到市民，人们对这种非法的“官匪”行为极其愤慨。
阉党的背后是皇权
可以这样说：阉党之所以能够存在，不是因为有魏忠贤，而是因为有皇帝，真正的大旗是“皇帝”二字。虽然天启皇帝只是一个木匠，但他所处的位置，正是这一“小人之党”的利益寄托所在。
以魏忠贤的个人来说，除了狠恶、无耻、自大之外，实在没有什么精深的算度。
天启皇帝驾崩，年轻的崇祯即位，从这期间魏忠贤的束手待毙，就能够看出魏忠贤的手段实在有限。天启朝那些精密而且狠毒的政治操作，显然多半不是出自他的脑袋。少年朱由检进宫，单枪匹马，魏忠贤竟不能动他分毫——很多人说，魏忠贤走到九千岁这一步，其实就是到头了，不可能干出谋朝篡位的事情，因为他终究不过是太监。其实不然，以魏忠贤当时表现出来的政治能量，他要做点废立的事情，想通过整掉朱由检换上某个像当年天启皇帝那样的幼主，自己做事实上的皇帝，难道是不可以做到的吗？。 最好的txt下载网
阉党究竟代表谁（3）
可问题的关键，恰恰是他做不到。在天启的丧礼期间，魏忠贤曾经与兵部尚书（阉党）商量针对朱由检的对策。可人家说什么呢？
现在要动手？时机还不成熟，我慢慢观察一下吧，应该不会有事的。
魏忠贤，九千岁，你这把老枪让人烦了，该退役了，以后不要再参与我们的核心操作了。
事实上，在天启死后，所谓阉党的幕后大佬们，就已经开始在将自己与魏忠贤的政治联盟加以切割，着力于拥戴新君了，只不过他们没有明白通知给老魏。
外廷的联盟名存实亡之后，魏忠贤能够赖以一搏的，还剩下东厂直属的武装。然而，以魏忠贤的胆识与气魄，没有人给他开方子，他又是不敢也不能贸然动作的。
就这样，崇祯一步步稳固了自己宝座，一层层扫清了魏忠贤的外围之后，一举出手，不用一兵一卒，就除掉了魏忠贤和客氏。
成全崇祯安全着陆的，其实正是当初与魏忠贤结盟的那些“阉党”大佬。
就在崇祯要一展身手之际，情况突变，崇祯没有搞清阉党的本质，由于对魏忠贤一党的清算操之过急、打击面过大，局势失去了控制——
因为，东林党介入了。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时候的东林党，已经开始变质。当年的前后“六君子”，确实都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一时之选的精英，但他们都在与阉党的肉搏中玉碎。遭受沉重打击的东林党，放低了加入的门槛，一大批以“生存术”和权术见长的职业官僚、传统政客加入了东林的高层，使东林党成为一个急于夺权、报复的利益集合体，而不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集合体。同志变成了同党。
崇祯皇帝这个人，生平有三大支柱性格，一是多疑，二是权力欲极重，三是急躁。
他刚刚践祚，政治上到底缺乏历练，急于求成，现在，突然得了东林党人的无形“鼎力支持”，掌力陡强数倍，便更加不计后果，轻言杀黜，制造“逆案”，罗致“阉党名单”。把前朝的实权人物一网打尽、前朝政举一概否定的做法，实际上只对东林党有利，而损害了崇祯本人皇权的根基，破坏了皇权稳定需要保持的朝局平衡。
等到崇祯省悟，再想回头调和鼎鼐时，铁案已经铸成，要津已被占据，很多严格讲不是阉党的“保皇派”也被打击。
皇上有了一种被假手杀人的感觉。
以崇祯的性格，他当时的暴怒与孤独感可以想见，不过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又不能立刻就此发作，只好记恨于心，徐图清算。这也正是促使他后来不信任廷臣，动辄对中枢大加清洗甚至任用温体仁与鄢懋卿这样佞臣的重要因素。
张溥不是阉党，但他曾为了搞掉温体仁，通过复社动用政治黑金，向崇祯身边的太监行贿，把公开身份不是东林党的周延儒运作进了内阁。周搞掉温体仁以后，投桃报李，重新起用东林党人。他后来的被杀，就有崇祯帝对他真实后台有所察觉的缘故。
东林党有意在制造“逆案”和撰写《明史》的过程中，拔高了魏忠贤，其真实用意正是要用魏忠贤这个“大笼子”装下前朝的权臣们，先来个一锅端改天换地，再浑水摸鱼。
东林党与《明史》关系何在？原来，明亡后，清廷在设馆修史的时候，曾延聘前复社大人物们出山。黄宗羲为保持晚节，加以拒绝，但他却派了自己的门生全祖望出面，去参加《明史》的修纂，期间涉及明末的部分，就对党争的情况加以处理，加入了东林立场和褒贬色彩——针对“阉党”的清算与打击，到那时才算告一段落。
清朝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说：“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比如，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清议挑起内耗，结果连半壁江山也不能保全。但在《明史》之中，却看不到这种思考，因为参与编纂《明史》的人，已经不能以置身事外的高度，来处理这段史实与教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