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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是已经把结婚年龄控制在二十岁以上，也会出现很多的四世同堂的家庭。
在这样的家庭中，第三代长大之后，也会结婚的。
但如果结婚的对象也是与他同样的家庭结构，他们两夫妻是不是就会同时面对十二个老人需要抚养的困境？”
“啊”
“这怎么可能，就算是我们华夏国的工作条件，也不可能用两个人的收入来抚养十二个老人吧？”
吴光良摆摆手，说：“这还没完，因为这两夫妻还要生育子女，他们除了那些老人需要照顾之外，还要负担抚养子女的费用。
也就是说，在一个最极端的家庭里，一对夫妻可能需要承担起十五个人的生活问题。
当然，这是建立在一种最极端的情况下，夫妻双方父母都同时失去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状况。
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之中，一对夫妻的收入需要同时承担七个人开支的情况非常普遍。
在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生活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了中间这两个夫妻的身上。
他们唯一的意义就是活着，努力的活着，因为，还有父母、子女需要自己去养活。
这样的家庭结构是非常脆弱的，夫妻俩任何一人都不能出现意外，否则就是一家人的悲哀。
但是，大家都明白，意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这种家庭因为夫妻之中的某一人生病、意外或者其他原因而分崩离析，给家庭中的所有人带去无法弥补的伤痛。
人生最大的伤痛并不是来自于身体上的，而是来自于精神上的绝望。
当这种来自于精神上的绝望一旦战胜了理智的话，就可能把自己的遭遇归罪于整个社会，从而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
可是，在整个社会之中，这样的家庭结构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本来就已经行走在崩溃的边缘，如何能够承受得起这些根本无关的人所做出的不计后果的事。
连锁反应的结果是很恐怖的，在生活压力的作用下，很容易造成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从而给个人和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我想，这就应该是‘421’家庭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吧。”
魏民生不解地说：“既然你明白‘计划生育’可能导致这种非常严重的后果，为什么你还要提出在华夏国执行这样的政策？”
吴光良说：“计划生育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执行这样的政策在时机的选择上，却被耽搁了至少十年以上。
政策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而结束这个政策的时候也是这样。
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政策，才可能达到政策需要达到的目的。
如果政策执行的时间错了，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全部错了。
除此之外，甚至连政策的落脚点都错了，因为他们出台的政策，控制的是育龄妇女能够生育子女的数量，而不是控制某一个年龄段生育人口的数量。”
“控制育龄妇女能够生育子女的数量和控制某一个年龄段生育人口的数量有区别吗？”
“这区别可大了。
我们先前已经知道了，一个社会最佳的年龄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
所以，我们的人口政策就应该围绕这个最佳的结构形态来制定。
如果他们在一发现某一个年龄段的出生人口数量高于最佳形态的平均线时，就应该启动人口的生育计划。
而在某一个年龄段的出生人口数量低于最佳形态的平均线时，也应该启动人口的生育计划。
人口的生育计划应该是双向的，既可以控制生育数量，也可以刺激生育数量。
可是，他们只想到了尽快地把人口总数降下来，却忽略了人口的可持续发展。
不论是增还是减，其主要目的都是让人口生育变得有计划，人口数量可以控制，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知道了我们对人口的年龄结构计划的目标，就可以很方便地制定出最合适的政策。
幸运的是，我们华夏国目前除了从生育数量上来控制人口结构之外，还可以从周边吸引人口来改变和优化我们的人口结构。
根据经验，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在标准值上下百分之十以内的波动，并不会对社会各行业的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
华夏国的‘自流岗’制度完全可以适应这种程度的波动，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针对社会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有意识地用政策来引导，对那些存在较大波动的年龄段进行相应的干预，使其逐步达到这种最理想的结构状态。”
在吴光良说话的时候，魏民生通过数据库的分组统计表，把华夏国目前的年龄结构折线图做了出来，然后展示在大家的屏幕上，说：“理论很简单，这就是我们华夏国目前的年龄结构折线图，在某些年龄段里，的确存在很大的波动，你就按照你所说的理论，来确定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人口政策。”
吴光良看了看那个华夏国的年龄折线图，说：“我们华夏国目前的人口还处于一个快速的扩张期，而且，就目前的这个人口规模，距离达到人口上限还差得远。
所以，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来对华夏国的人口结构进行优化。
而这个优化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现有的人口结构，一个是未来的人口结构。
对于现有的人口结构，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对人口高峰进行调节。
根据经验，华夏国未来的总人口在达到五亿之前，我们并没有严格控制生育数量的需求，因为五亿人口完全在我们能够承受的人口数量之内。”
“我们华夏国目前的人口总数还在一百万，就算你所说的五亿人口是上限，但我们的人口总数目前距离这个上限也太远了点吧！
从现在就开始制定人口政策，是不是太早了点啊？” 2k阅读网
第551章 计划未来（一）（）
吴光良喝了一口茶说：“我们的人口计划应该是计划未来。
一个人从出生到开始创造社会价值，需要花费近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认为我们提前二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规划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未来二十年的人口结构完全是因为现在的人口政策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很有可能会重蹈覆辙，走上那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老路。
五亿的总人口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上限，但是，至少我们华夏国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人口规模的。
所以，我们不妨先制定一个二十年后的人口目标。
比如，我们先把五千万人口做为我们未来二十年的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并围绕这个数量来进行人口规化。
根据那个最佳年龄结构图中各个年龄所占的比例来计算，如果把死亡曲线设定为从六十岁开始的话，在六十岁之前，每年的最佳出生人口数量为七十万人，上下不超过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华夏国能够在二十年之内，把六十岁以前每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控制在七十万左右。
那么，在二十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五千万的人口规模，而且，所有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会接近或达到，我们先前所说的那个最佳的人口结构模型所表现的状态。
对于现有的人口来说，只要新加入的人口，按照年龄段统计出来的数量没有超过七十万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加大这些年龄段的人口融入数量。
如果某一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七十万这个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启动相应的措施，提高这个年龄段的人加入华夏国的门槛，以防止在这个年龄段产生人口高峰。
而对于每年的新生人口来说，只要新生人口没有达到七十万这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台相应的措施来刺激生育，并且在出生人口接近这个标准的时候逐步取消刺激措施，以确保该年龄段的人口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
魏民生听了吴光良的解释，说：“根据最佳年龄结构来制定人口政策，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只不过，有些措施听起来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可能遇到各种无法预料的障碍。
比如说控制生育这个政策，你要如何来保证每对夫妻拥有平等的生育权？
如果保证不了每对夫妻都拥有平等的生育权，必然破坏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公平的社会生态，从而诱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你至少要拿出一个行之有效，并且公平公正的控制生育的办法，我们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探讨。”
吴光良说：“我认为应该把‘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个政策融合一下，并加入刺激生育的政策，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有效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
如果经过医学检查，发现某人有严重的遗传疾病，有极大的几率生育出存在缺陷的婴儿。
我们就应该控制他们的生育行为，因为，如果他们生育的都是身体有缺陷的婴儿，对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来说都是一种负担，对婴儿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痛苦。
这样的生育政策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
经过这几年医疗技术的大力发展，国资部的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孕期检查的意义，减少了很多发育不正常的婴儿降生的数量，优生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国资部的人对于吴光良提出的这第一个政策，都表示了认同。
看到大家都没有反对，吴光良继续说：“我们无法控制育龄妇女的数量，但是，我们可以有序地引导这些育龄妇女的生育时间。
比如说，我们的医疗系统登记的孕妇人数是清楚的，她们的预产期也是清楚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对未来几个月的生育形势进行干预。
如果在某一年度孕妇的数量已经接近了七十万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台政策，要求在这个时期内有生育计划的夫妻延迟生育计划。”
“如何让他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延迟生育计划？
罚款？没收财物？还是让他失去工作？“
“经济的制裁并不是万能的，行政的手段也会产生很严重的后遗症。
何况，我们华夏国本身就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引导机制已经覆盖到了所有成员的诚信值。”
小宝说：“这诚信值对应的是当事人日常生活中的诚信行为，与你所说的这个有点不沾边吧？
如果在这个诚信值之中引入太多的政策因素，我觉得有可能弱化诚信值对个人的评价公平。
因为，如果这个诚信值会因为政策的因素而受到影响的话，并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出这个人的日常行为。
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运气不好，遇到政策因素而影响到自己的诚信值，从而影响别人对自己真实行为的评价。
所以，我认为这样做并不合适。”
“难道你们忘了，还有一个可以影响到个人诚信值的因素社会贡献点。
育龄妇女按照我们的政策要求延迟了生育计划，就是在为我们的社会管理作贡献，所以，适当地奖励一定的社会贡献点也是应该的。”
“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来界定，哪些人是响应了我们的政策要求延迟了生育计划。
比如说，我明知道今年的怀孕人数已经达到了上限，然后不管有没有生育计划的都说他们已经做好了生育的打算，难道说我们要给所有的育龄妇女都奖励贡献点？”
“就是，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根本无法界定哪些是真正的生育计划，这样会明显地影响到政策的公平性。”
“这样的做法如果并不违规的话，会严重损害到我们华夏国的诚信评价体系，因为这样的政策不但没有引导大家的诚信行为，反而会成为一种反面的引导，我也认为不妥。”
“”
国资部的人纷纷对吴光良的办法提出质疑。
魏民生也注视着吴光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个至少在理论上没有问题的办法，来证明他的政策是切实可行的。 2k阅读网
第552章 计划未来（二）（）
吴光良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茶，说：“在拥有完善人口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界定这个真实的生育计划也并不复杂。
而且，我们还可以动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所有人的生育计划。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一年的计划出生人口分摊到每一个月，当医疗系统所登记的怀孕妇女人数，已经连续几个月超过当月标准值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临时启动生育计划申报登记。
如果申报登记的数量在年度计划之内，就可以不予启动政策引导。
当申报登记有生育计划夫妻的数量超过年度计划的时候，就按照一定的规则，直接取消一部分人的生育计划。
比如说，我们先前探讨过的世代更替生育率，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一对夫妻的平均生育数量应该就是在2。1左右。
如果一对夫妻已经生育了两个子女以上，那么他们的生育计划就属于首先要取消的。
如果取消了这些夫妻的生育计划之后，生育计划的数量仍然高于年度计划的话，就可以用年龄的大小来进行排除。
我们可以把所有提出生育计划的人，按照年龄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优先保障大龄夫妻的生育需求。
按照当年度剩余的生育计划数量，我们确定出哪些年龄段的夫妻可以实施生育计划，哪些年龄段的夫妻需要延迟生育计划。
只要夫妻之间任何一个人的年龄在可以实施生育计划的年龄段之内，他们的生育计划就可以被确认。
而那些因政策需要被要求延迟生育计划的夫妻，其生育计划延迟到下一年度。
如果这些人按照被延迟的生育计划怀孕生育之后，我觉得就可以认为他们的生育计划是真实的，可以给予一定的社会贡献值奖励。
如果他们并没有按照被延迟的生育计划怀孕生育，则视为他们被延迟生育的计划是虚假的，就不予奖励社会贡献值。”
“如果，他们不按照政策确定的生育计划延迟生育，又该怎么办？”
“人口政策关系着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如果他们不按照政策确定的生育计划延迟生育的话，他们的行为可能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严肃性。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人给予一定的社会贡献值处罚也是应该的。”
“这个办法我觉得不错，只是，现在华夏国男女之间的权力是平等的，而且，在任务发布平台的影响下，男女之间在从事社会事务过程中的区别已经不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性格不合的夫妻出现了和离的现象，这也是华夏国法律所允许的。
按照你的办法，又该如何界定这种和离之后再婚夫妻的生育子女数量？”
“对啊，如果一对夫妻在和离之前已经拥有了两个子女，在再婚的时候，如果配偶都没有生育过子女，这样的情况又该怎么算呢？”
吴光良说：“这有什么不好算的，华夏国的人口系统已经清楚地记载了每个人的子女情况，夫妻任何一方如果生育了两个子女以上，自然就认定他们的生育计划在被规则排除之列。”
“可是，这样做的话，对另一方从未生育子女的人来说，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按照华夏国的法律，任何人都拥有平等的生育权，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保障他的生育权？”
“取消他们在某个年度的生育计划，并不是不允许他们生育，而是不允许他们在这个特殊的年龄段之内生育而已。
我们可以根据人口系统中的年龄结构情况，把他们的生育需求推迟到下一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里。
这样的话，我们并没有限制他们的生育需求，只不过是让他们的生育计划相对于社会管理和资源分配来说，显得更加合理。”
“可是这样的话，按照你先前的政策，只要夫妻一方已经生育了两个子女的人，首先就会被取消他们生育计划。
既然他们的生育计划都被取消了，如何参与生育计划的延迟？”
“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则，对于一方拥有多个子女，一方没有子女的夫妻来说，是感觉到有一点不公平。
可如果不这样设置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漏洞，如果某一个人在拥有两个子女之后就选择离婚，然后与一个没有子女的成员再婚，他就可以获得生育更多子女的机会。
我担心这会严重地破坏生育权的公平性。”
吴光良说：“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只是维持人口不至于下降的最低标准，所以，我们实际上还有一定的指标可以用来应对这样的特殊情况。
首先我觉得，这样的行为虽然可能存在，但这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不应该成为社会的主流。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对这种社会不应提倡的行为进行限制。
比如说，我们可以制定这样一个政策，只要夫妻双方的子女数量加起来达到了三个，如果夫妻一方是初婚的话，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育一个子女。
如果夫妻双方的子女数量加起来达到了四个的话，不管夫妻一方是否初婚，都不再纳入生育计划。
生育权公不公平，并不取决于少数特定的情况。
如果为了满足一小部分人的生育权利，反而让更多的人感觉到不公平的话，这就违背了我们制定生育政策的初衷。”
魏民生说：“绝对的公平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只能够尽量做得更好，把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提前堵住，并且用行政或者经济的手段来引导大家的生育行为，从而逐步优化我们的人口结构，形成一个良好发展的基础。”
吴光良接着说：“实际上，我们华夏国目前还处于一个人口数量高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逐渐改变大家的生育理念。
既然我们的社会制度可以承受每年生育数量比上一年多百分之十的波动，所以，我们不妨在达到人口上限之前，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