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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那是代表田径协会，告的也是国际田径总会。
沈：那也是整个交涉的一部分。我1979年以前参与的交涉局限于学术界。当时政府的基本政策是“汉贼不两立”。对不起，把你们当贼，哈哈。具体规定是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但在1979年元旦叶剑英的文告后，我感到你们的基本政策改变了。后来7月间天文学会的交涉，更得到证明，就把这些看法给上面说了。
从八、九月起，他们就让我加入台湾的谈判队伍，但基本上是独立行事。来名古屋之前，我和###说，中共现在是汉贼可两立了，而且他们的优势会越来越大，会籍问题得快点解决，快点解决对我们有利。
后来我们和更高层的领导谈了，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又得到默许可以见机行事。所以到名古屋，我就直接来找你们谈了。如按公开政策，是不能和你们直接谈的。所以不能被别人，尤其不能被记者看见。
那时我们住在三楼，记者多住在四楼，你们住在七楼。总之中间隔了几层楼，不能坐电梯，电梯会碰到人，只有走楼梯，还好你们住七楼，如住在十七楼就麻烦了。
张：当时听说你要来，我们都有点意外。宋中拍板，由我先见你。如必要，再由他出面和你谈。我记得约定的时间一到，你敲敲门就进来了。
沈：对，我很少那么准时的。
张：主要就咱们两个谈。
沈：当时我们判断你们的底线是三点：
1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2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3最重要的是在奥委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台湾要让它进来，不进来就会跑掉了。
这是邓先生的意思，是1979年初才定的，是不是？
张：70年代初我们才开始参加国际比赛，当时大部分比赛都由你们代表中国，你们在里面我们就不进来，也就是只要有台湾参加的，我们都不参加。后来觉得不对，1979年起就改了。
沈：是叶剑英的元旦讲话形成了基本政策的改变？
张：那也不是叶剑英委员长一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决议由叶出面来说。也就是“一国两制”的开始。
沈：“一国两制”的词，1983年大陆才说呀！
张：但意思那时就产生了。要有个实践过程，奥委会就是第一个例子。在那个讲话之后，我们觉得对台湾那样搞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要变。
沈：我记得当时争的是NOC这个词儿。国际奥委会的会员都是NOC。台湾原来也是，假若大陆进来，两个NOC，不就是###吗？
张：我们有些部门也这么说。总之，只能有一个中国，这是底线，是原则，不能变。但具体解决办法总可以商量。
沈：我们也知道这是症结。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给上边说，在许多学术团体，也常出现Country、Nation等名词，但后来都注明，是泛指有独立学术活动的地区，并无政治意义。后来丁善理他们和国际奥委会交涉，国际奥委会说同意加注说明，但大陆最初还是不同意，说Nation就是国家，会引起误解，最后还是邓先生拍板的？
张：对，我们内部辩论得也很厉害，最后是小平同志拍的板。香港奥委会的问题也是这个原则。总之只能有一个中国。
沈：后来双方同意，两边同时以NOC参加国际奥委会。旗帜的问题比较麻烦，不能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那时你们建议用党旗。
决战名古屋（6）
张：我们的意思是可以接受党旗。
沈：国民党里有些人说可以用党旗。我说不能用，因为随时可以换执政党，那怎么办？而且，中共用五星国旗，我们用党旗不就矮了一截？所以后来就设计了梅花旗。参加奥林匹克有三种旗：国旗、会旗、队旗。大多数三种旗都一样，只有台湾不一样。
我们台湾那时有个七人小组，由政府高层人士组成，我虽然不是正式成员，也去开过两次会，他们需要一个信得过的非政府的独立人士。去名古屋的谈判队伍有七八个人，我是正式成员，包括杨传广，纪政是我们拉她去的。但和你们直接谈，只有在台湾的两三个人知道，后来我也没说。直到两个月前，纪政碰到你，回来告诉我你问起，才回想起来。
最后问题在名字上，你们坚持Republic of China和ROC都不能出现，我记得宋中只说了一句“1949年后中华民国就不存在了”。只用台湾，我们政府也不愿意，你们似乎未置可否。
张：那是你们没有提，要提的话，后边就得加个China。
沈：对了，Taiwan，China中间一定要加个逗点。第一次谈完后有十几个可能的名字，各种Taiwan、Taipei、China、Chinese的排列组合都有。
第二次谈完还有四个：China Taipei、China Taiwan、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wan。我是觉得Chinese Taiwan最好，因为China有国家政府的概念，Chinese代表中国人、中华民族。台湾的运动员本来就是在台湾的中国人的代表。但最初你们一定要China，台北的官员要Taipei，说Taiwan有###的味道。最后你们接受了Chinese，至于Taiwan或Taipei由我们挑。最后国际奥委会就用了Chinese Taipei。这就是奥运模式的由来。
很快，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倒是想知道你们最后是怎么接受Chinese的？
张：我们在奥委会内部讨论也觉得China是特定的名词，Chinese比较宽泛，比较适合。台湾有台湾的解释，大陆有大陆的解释，只要双方都能向各自的政府作说明，是中性的，比较容易。不能不给台湾留口气。
其实当时邓小平只是说香港必须回来，包括台湾也是。不过，港澳是第一步，因为“台湾块头大”——这是毛主席的话。事实上，小平临终时说过，台湾除了名字不能再叫中华民国之外，其他的事都好商量。但对外还是一家，不能说兄弟俩分家。
沈：Chinese Taipei的中文翻译始终都没搞清楚。
张：现在我们中国奥委会用的都是中华台北，在我们奥委会能控制的范围内，如开幕式、闭幕式、秩序册等都用中华台北。
沈：但别的方面还没弄清楚。
张：别的方面我们奥委会管不着。
在我们的对话中沈先生还回忆了他和清华大学的友谊，由于篇幅关系我就不引用了。
1979年10月26日晚上，我们一行出席了爱知县知事和名古屋市长为庆祝名古屋决议和欢迎以郑敏之为团长的中国乒乓球队访日而举行的晚宴。许绍发教练和郭跃华、张德英、倪夏莲等乒乓球运动员都参加了庆祝晚宴。爱知县和名古屋市其他许多要人和乒乓球界及后藤一家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了晚宴。中日朋友欢聚一堂，十分热闹。
随后两天我们在东京分别参加了“读卖新闻”社长正力亨、日本体育界老前辈城户先生、日本棒球杂志社、日本田协主席青木半治的宴请，并参加了日本体协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的招待会。宋中秘书长率我们一行还分别拜会了我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和日本奥委会前会长田佃政治及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岛健藏夫人。
1979年10月29日我们告别日本众友人顺利返回北京。
在随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向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做了必要的工作。
1979年11月26日晚，领导指定由我和许德迁同志在国际司值班室值夜班，密切关注11月25日（瑞士时间）截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通讯表决的结果。许德迁同志长期从事信息情报工作，经验很丰富，中英文都很考究准确。我们一起又一次分析预测了通讯表决结果。虽然我们感觉这次胜算较大，但在最后一刻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偏偏好事多磨，我们原来估计有可能提前揭晓表决结果，所以从下午6点一直等到夜里10点，4个小时有度日如年的感觉。由于不时要应付从领导到同事们和新闻界的不断询问，也忙得不亦乐乎。本来提前与国际奥委会贝丽乌夫人和阿迪达斯公司总裁达斯勒先生约好，不管是国际奥委会还是阿迪达斯公司，一旦获得通讯表决结果，就立即通过传真通知我们（因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子邮件）。贝利乌夫人原来估计最迟下午4点半（即北京时间晚10点半）通讯结果可揭晓，从北京时间10点半开始，我和许德迁同志寸步不离地守在传真机前，值班室的闹钟一秒一秒的滴答滴答响得令人心烦，颇有点高考开卷前的感觉。我们一直等到夜里12点，贝丽乌夫人和达斯勒先生才几乎同时发来传真告诉我们通讯结果。在89个委员中有81人参加了通讯表决，62人赞成名古屋决议，17人反对，1人弃权，还有一张票被视为无效。我和许德迁同志高兴地呼喊了起来“我们成功了，通过了！”在深夜空荡的办公楼里只有我们的喊声在回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决战名古屋（7）
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了名古屋决议，即“奥运模式”。中国奥委会以全国性组织的名义重返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同时我国台湾也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在改旗、改歌和改徽的前提下留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内。
回头去看，这个“奥运模式”是有关各方在若干年里，经过反复探讨、不断摸索、内外交流，在实践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个“奥运模式”的形成既受惠于诸如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霍英东、霍震霆、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和萨马兰奇、西贝尔科、姆扎里以及贝丽乌夫人等一大批国际体育界朋友的推动，更受惠于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的英明决策与指挥。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思想的雏形，是他“一国两制”思想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实践。
1979年11月27日下午5点，我们在工人体育场18号看台下大会议室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1979年11月28日下午4点，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了庆祝茶话会。我们邀请了邓小平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陈锡联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体育界领导及老体育工作者出席。邓颖超同志在茶话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根据宋中同志的安排，我还分别去了著名画家吴作人、李苦禅、黄永玉同志家请他们分别为庆祝恢复我国席位而作了字画。并请他们与肖芬、何岩、袁鹰等著名文化艺术大师一起出席了这个庆祝茶话会。在茶话会上，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我国体育界的领导和代表们兴奋地谈起了我国体育的未来。当时谈到的最集中的话题是参加来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邓小平同志仍然认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中国应当承担起举办奥运会的义务。”
1979年1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了国家体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恢复我国
重返奥运的茶话会，邓颖超副委员长（后左一）发表了讲话（前右二为作者）
197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接见日本共同社社长时，就曾提出条件成熟时，中国要举办奥运会。这个话对我们从事国际体育工作的同志们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初，所有重要的国际体育组织先后按“奥运模式”解决了中国席位问题。许多体育之外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也循着“奥运模式”解决了悬而未决的中国问题。
1983年3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表彰为中国体育作出杰出贡献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国家体委3月2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授奖庆功大会。国家体委在这个大会上除了对47名运动员和13名教练员进行了表彰之外，还专门向国际司的十名同志颁发了我国体育界的最高荣誉奖——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他们是：宋中、何振梁、袁载钧、刘国常、张全德、张清、屠铭德、许德迁、魏纪中、楼大鹏。这个荣誉是对所有以各种形式参与恢复我国在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而不懈工作的同志们的一种表彰。这十位同志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表而已。
邓颖超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庆祝茶话会上向世人昭示：“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走上了世界体育舞台。”由于有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参与，国际体育赛场和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中国竞技体育的复苏（1）
中国体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里，不仅遭受到“文革”的破坏，使发展势头正旺的群众体育活动受到严重干扰，而且由于国际体坛长期存在由台湾省占据中国席位的不正常现象，使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受到极大阻碍，优秀运动员长期无用武之地。
成功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后，我国的竞技体育和与之相关的领域有了较好的发展环境，硬件诸如运动设施、运动器材等，软件诸如体育科学、体育教育、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等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成功恢复我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席位也促使我们加入相关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工作快马加鞭、更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就我的亲历而言，1982年，在我方相关协会积极支持下，我们先后在印度和中国香港成立了亚洲赛艇联合会和亚洲皮划艇联合会。日本前外相樱内义雄先生和我国代表李甦光同志分别被选为亚洲皮划艇联合会的主席和副主席，中国香港的陈伟能先生任秘书长。我参加了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亚划联成立大会。亚洲赛艇联合会是在印度亚运会期间正式成立，亚赛联的主席是印度的辛格将军，我被推选为副主席，当时代表我国与会的是杨和华、苗淑宝二人。1985年，我方积极促成了在中国香港举办第一届亚洲赛艇锦标赛和在日本举办第一届亚洲皮划艇锦标赛。
其他一些没有亚洲组织的运动项目也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成立了相关联合会。
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相关体育协会的推动，许多非奥林匹克竞技项目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亚洲组织；并开始在我国举办一些国际和亚洲竞赛活动。如1987年，亚洲国家在马耳他举行的世界潜水联合会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亚洲潜水联合会。我和辛群英同志代表中国与会，我被推选为副主席。1988年，我们还在北京举办了国际蹼泳邀请赛，承担了一个会员应负的义务。
在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最初十年里，虽然当时国家体委两易领导班子；但体育事业后浪推前浪持续前进。先是王猛主任在与江青“四人帮”的斗争中“拨乱反正”，在一线指挥“乒乓外交”和我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工作。王猛同志于1981年中离任。接着是李梦华主任，在荣高棠、何振梁、袁伟民、徐寅生等一大批体育精英的支持下，使我国的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恢复和提高。李梦华同志1988年底离任。接着是伍绍祖同志，1988年底从国防科工委调来国家体委担任主任，把中国体育推向更加开放、更国际化的高度。
我个人在此期间也几易工作，但始终没有离开国际体育方面。从1982年中开始，我从原国际综合组织处副处长调任一处担任副处长；和潘志杰同志协助王亦洲同志负责足球、射击、射箭、自行车、赛艇、皮划艇、帆船、航空运动及模型运动等运动项目和财务司的外事活动。1985年3月，又由王正夫同志和我及宋兆荣同志组成新的一处领导班子。两年后，为准备亚运会，王正夫同志调任亚运会组委会任集资部副部长，我接任一处处长。由于当时各运动队的外语水平尚不如现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懂外语的人就要身兼数职，出国比赛时经常既是领队又是翻译。这也逼着我们接触和学习了许多训练和竞赛组织等方面的知识，为后来我们参与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等大型赛事奠定了体育业务基础。
那些年，我先后率队参加或参与组织了在国内外举行的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赛艇、皮划艇、帆船、帆板、射击、射箭、足球、蹼泳、无线电测向等十几个运动项目的上百次比赛。并以不同身份出席了许多国际会议，结交了不少国际朋友，为后来开展申办奥运会的工作做了一些铺垫。
由于国际大学生体联早于国际奥委会解决了我方代表权问题，所以我们较早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平台积极参与了国际大学生体联组织的多项赛事和会议。
1977年我国第一次派出66人的代表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1979年在国际奥委会召开各高层会议之前，我们利用在墨西哥城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国际大学生体联代表大会接触了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其他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的官员。当时代表团的团长是蔚继统同志。分管国际会议的副团长是李甦光同志，我和王正夫、王露仙同志陪同他先后拜会了墨西哥的两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当时参观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际奥委会匈牙利委员蔡纳迪、捷克斯洛伐克委员克鲁迪尔、罗马尼亚委员西贝尔克以及新西兰委员克劳斯等。他们为恢复我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代表权做了不少工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竞技体育的复苏（2）
1979年9月，在墨西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
作者（旗手右）率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入场
在竞赛方面我国优秀运动员也初露头角，女子跳水运动员陈肖霞独揽跳板和跳台两枚金牌。史美琴和陈欣各获一枚铜牌。男子跳水运动员李孔政和李宏平亦获铜牌。其他一些运动员也获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如余丽桥获女子网球单打第四名，梁伟芬获女子100米蛙泳第七名，我国水球队也先后以大比分战胜英国队和巴西队，等等。虽然许多国家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运动员是业余、半业余选手，但也有许多世界顶尖选手参与较量。对久违多年国际赛场的中国运动员来说，能在这个等级的运动会上检验自己的实力，获得好成绩也是一种激励。
1980年由于我国未能派团参加莫斯科奥运会，所以对1981年的布加勒斯特第十一届大运会格外重视，派出了由荣高棠同志为团长、陈先等同志为副团长，由203人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原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我国优秀运动员大都参加了第十一届大运会。
在运动会开幕前两天，我先陪何振梁同志参加了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代表大会。我兼任我国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