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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9月，基拉宁主席由当时的日本国际奥委会委员清川正二先生陪同来我国访问，这应该说是我们体育外交战线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一个成果。当时，我们的接待方针是“对解决我代表权问题，如提出，可交换意见，但不急于求成”。委领导由路金栋副主任出面主谈，国际司领导宋中、何振梁等同志参加了接待与谈判工作。基拉宁主席等在会谈中提出如下设想，对我们打开思路很有益处：
一是提出让台湾方面改名为“台湾奥委会”的建议；
二是要求我体总修改章程使之符合国际奥委会的规定；
三是建议我们与台湾方面谈一谈。
这些建议现在看来是很实际的，但当时我们的工作思路仍停留在“纳我驱蒋”上，所以双方只是各抒己见。由于这是基拉宁主席第一次访华，第一次与我方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彻底了解了我方在代表权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所以国际奥委会方面认为这次会谈是建设性的，访问是有益的。我方也从会谈中了解了基拉宁主席等代表的大多数西方委员的主流观点。我们在工作思路上增加了新的内涵。
1985年7月，作者与国际足联阿维兰热主席
另一件必须提到的事情是，1978年5月国际足联执委会在阿维兰热主席的主导下作出了要所谓“中华民国足协”必须改名、恢复我足协席位的决定。并在这一年的国际足联代表大会上获得了批准。阿维兰热先生兑现了他竞选国际足联主席时的一大承诺。可以说国际足联在国际体育组织中解决中国席位的问题上独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做法，即恢复中国足协的合法席位，同时让我台湾改以地区名义留在国际足联内的做法使许多尚未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国际体育组织，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但在当时国际足联解决我国席位的这一做法显得十分超前，我们的整体思维与之还有一定差距。也正是国际足联的这一新做法给我们恢复席位的工作带来了新思维。后来，在1985年阿维兰热主席访华、参加国际足联16岁以下“柯达杯”世锦赛时，专门送给我一本国际足联成立80周年的大型纪念册。他高兴地在画册扉页上给我写了祝愿的话，并翻到书的第28页，指给我看书上的一段话：“阿维兰热博士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后，实现了他的各项承诺，在没有损害会址设在台湾的足球协会章程规定的权利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足球大家庭。这是国际足联主席独开先河的行动，并得到了1978年代表大会的批准。这一决定得到了包括国际奥委会在内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效仿。”阿维兰热先生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在我们后来两次申办奥运会的活动中得到了更加生动的体现。
还有一件必须提及的大事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7月复出。当年7月16日到31日，我们在京举办了“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我作为大会法文翻译参加，除了在团长会、技术会议、宴请、开闭幕等场合作翻译外，我主要陪同扎伊尔团长。7月30日，邓小平同志与李先念、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闭幕式。这是邓小平同志第二次被“打倒”后首次露面，受到全场八万观众发自内心的热烈鼓掌欢迎。在仪式前，邓小平同志在休息大厅会见了各国足球代表团团长和部分驻华使节，当我们一一与小平同志握手时，我近距离目睹了小平同志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心中十分激动。我感到中国发展有望，预感到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合法席位的工作也会有明显进展。
在打倒“四人帮”后的头两年里，我还曾陪同国际司另一位资深副司长周正同志赴喀麦隆访问非洲体育最高理事会秘书长冈加先生（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和刚果驻华大使），共商恢复我国席位事宜。我还分别出席了国际赛艇、国际击剑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大会，并相继做这些已恢复我国席位的组织中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为将来国际奥委会全会表决我国席位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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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模式”逐渐形成（1）
作者与（左）都浩然（中）、孔庆文同志
在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上
1978年国际司新领导班子调整后，当年7月国家体委任命我到综合国际体育组织处担任副处长，与另一位副处长刘国常同志一起协助从外交部调来的袁载钧同志一道工作。从此，我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恢复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合法席位的工作中。
在此期间，我还参与了在已恢复我国席位的国际组织中扩大我方发言权的工作。我曾陪同排球界老前辈张之槐、马启伟同志参加国际排联大会，帮他们分别成功竞选为国际排联理事和规则委员会委员。陪同柏平同志参加国际中学生体联大会，协助他当选为执行委员。
1978年5月和1979年5月我两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议，与刘觉俦、孔庆文一起配合何振梁、都浩然同志的工作，并协助都浩然同志成功当选教科文组织政府间体委会副主席。在此期间我还赴西班牙做了足球、射击、射箭等运动协会的工作，为最终解决我国参加奥运会问题铺路。
当时我们投入精力进行研究的最大热点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台湾问题。由于台湾问题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国际体育界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大会小会我们不知讨论了多少次，有时还把外交部等有关部委分管国际组织台湾问题的专家请来，或我们登门拜访，与他们一起讨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模式。尽管各部委从不同的工作角度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但我们总是感觉我们某些分管外事部门的主张同国际体育界的主流思维与建议无法对接，我们的政策和国际体育界的现实之间的缝隙无法弥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执行中央对台工作政策的灵活性与国际体育界大多数人主张欢迎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但不愿看到台湾被驱逐出去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寻找一种解决办法既能恢复我国作为主权国家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又不排除我国台湾地区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的权利，成了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思索、热议的唯一话题。
在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名古屋会议决议即“奥运模式”正式产生之前，当时国际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对改变我们的思维轨迹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1979年元旦这一天，叶剑英委员长发表《告台湾###》，提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早日实现“三通”与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我们所有长期从事恢复我国席位工作的同志们听到叶帅代表中央发表的《告台湾###》后，都十分兴奋，备受鼓舞，国际司内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因为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央对台方针的重大调整和发展。《告台湾###》为我们解决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台湾问题指出了新的思维方向，开辟了新的工作舞台。
为了集思广益，虽然当时我们做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同志们已经分成综合国际组织处和单项国际组织处，但许多重大问题都是两个处一起议，对待国际奥委会的问题更是如此。司里几位外事经验丰富的同志如张千、魏纪中、楼大鹏、王正夫等同志多次参加了我们的讨论会。
我们的内部讨论在1978年底到1979年初达到了高峰期。在叶帅元旦《告台湾###》发表4天前的一次内部讨论会上，我记录了与会同志们的如下几段发言：
“广交朋友、建立友谊，让朋友了解我们的想法和问题，要激发他们的正义感，而不是企图把他们都促成‘左’派。”
“与这些人谈话必须注意首先是尊重和平等，不能教训人家，欲速则不达，有时会适得其反。”
“以什么形式恢复我权利？我方可以灵活到什么程度？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在动什么脑子？他们的主体想法是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求一条既不开除台湾又让我们进入的途径”。
“‘驱蒋’的提法不是上策，总目标是我进台留，一个中央加一个地方，加速统一的步伐。”
“指导思想要转变，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再是‘驱蒋’，而是‘留蒋’、改名。要力争实质上解决台湾问题。台湾体育组织的名称，不能让对方不能接受，我看可以用中国台湾省奥委会或中国台湾奥委会。” 。。
“奥运模式”逐渐形成（2）
由于是内部讨论，大家思想解放，各抒己见，发表的观点未必都可行。但却反映出在《告台湾###》发表之前，我们分管国际体育组织、恢复我国席位工作的同志们的认识已经有较大转变，处理台湾问题有了较大的灵活性，对理解和贯彻《告台湾###》的宗旨精神有了较好的思想基础。所以，1979年元旦《告台湾###》一发表，我们为恢复我国合法席位而工作的核心团队，无不认为《告台湾###》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立即就循着这一声明的主旨精神开始了扎扎实实的工作。
外交成果往往是求同存异、双方妥协的产物。非政府外交也是如此。由于中美建交，由于苏联十分渴望成功举办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所以当时“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也多少受到这些外交和体育事件的影响。
关于中美建交的影响，基拉宁主席很快发表了谈话，他说：“这个决定显然会使处于奥林匹克运动领导位置的一些人改变想法。”“在现阶段，我只能说，各种方案均要予以考虑，但是最终决定要由全体委员会议作出。”
在王猛主任、陈培民副主任于1978年12月访问墨西哥时，墨体委主任向他们转达了苏联体育部长的口信：苏十分希望中国能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如中方在1979年再次提出恢复席位问题，苏方已决定给予完全支持。
莫斯科奥运会组委会两位副主席分别在泰国曼谷和捷克布拉格作出了类似的表示：“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如果准许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接纳她加入国际奥委会，我们将非常高兴在莫斯科接待中国的代表团。”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对解决台湾问题的认识也在变，西方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对中国的认识也在变。双方的变化使尽快解决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问题成为了可能。
在元旦《告台湾###》发表前两周，为了进一步了解国际奥委会领导层的态度，并促使国际奥委会执委会能早日推出合理的决议案，我在西班牙、法国执行完任务后，专门在巴黎与何振梁同志会合并一起赴瑞士，拜访了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维迪堡，与国际奥委会行政主任贝丽乌夫人进行了长谈。贝丽乌夫人是法国人。她睿智、干练又富有工作激情，对整个国际奥委会行政机构的运作把控严谨。基拉宁主席很尊重她的意见。她认真听取了何振梁同志介绍我方的观点，并表示将如实地向基拉宁勋爵转达。她个人认为1979年内有几次重要会议，希望我方重点做好相关委员的工作。
根据《告台湾###》的新精神，我们在内部讨论中又提出一些新的建议。应该说在新的认识上又有了较大的突破。为了争取国际奥委会更多的支持，在原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基础上，我们又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国奥委会，实际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1979年1月，作者（右）与宋中秘书长（中）、
屠铭德同志赴洛桑
1979年1月24日至2月9日，我和屠铭德同志陪同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同志赴法国、瑞士，做相关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工作，并在洛桑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会外工作。在洛桑，宋中同志向基拉宁主席等介绍了我们的一些新想法和建议。尽管我们的想法与国际奥委会主要领导人的想法还有不少差异，但基拉宁主席似乎仍十分感兴趣。他明确向我们表示，很高兴知道我们的一些新想法，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也希望我们积极做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委员的工作，但仍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最后要由全体委员作决定。我们抵达洛桑的第一天，就先行会晤了苏联委员——时任国际奥委会第三副主席的斯米尔诺夫先生，证实了由于来年举办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的需要，他的态度已完全转变，将积极支持恢复我国席位。
1979年2月17日，我国相关部门根据《告台湾###》的精神提出了处理台湾问题的具体规定。在策略问题上呈现出巨大的灵活性，为我们这些在一线为恢复我国席位而努力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工作空间。这一得到中央批准的文件明确提出：“凡按有关国际组织或会议章程规定，一国除全国性机构外，还可有其他非全国性的机构参加者……我可允许台湾的有关非政府机构作为非全国性机构参加，其机构名称必须用‘中国台湾××××机构。’同期，中央也批准了我们起草并与有关部委会签的‘关于争取国际奥委会解决我代表权问题的方案的请示’及‘补充请示’”，请示中明确了“必要时可以提出台湾可用‘中国台湾奥委会’名称（即不坚持用中国奥委会台湾分会）”留在国际奥委会内，但名称不得冠以“中华民国”的字样，等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奥运模式”逐渐形成（3）
1979年3月，在王猛主任和于步血、路金栋副主任多次听取我们的汇报后，决定兵分三路，与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和有关朋友交流我们的新精神、新想法。
1979年3月，作者（右）与楼大鹏（左）、赵启鑫同志在瑞士
我们这一路由主管国际司组织工作的司领导宋中、何振梁带队，我和楼大鹏同志陪同，可能还有另一位成员。我们的任务是先参加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并作陈述，然后再赴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地亚出席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出于工作策略的考虑，在1979年3月的洛桑执委会上没有作出关于我国席位问题的最后决定，执委会只是建议由国际奥委会出面安排我们与台湾方面进行会晤，解决海峡两岸自己内部的问题。后来，虽然我方同意晤谈，但台湾方面却拒绝了国际奥委会的建议。
1979年4月初，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在乌拉圭首都蒙特维地亚举行，王亦洲同志替换我，与楼大鹏同志一起陪宋中、何振梁同志与会。后来，梁丽娟老师曾在她所著的《何振梁与奥林匹克》一书中以“舌战群儒”为小标题详细描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本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全会前已通过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决议，但由于台湾方面的逆向工作，使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了亲台委员们的修正案，企图造成“###”。
尔后，宋中等同志又于1979年6月赴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与各国奥委会大会联席会议期间开展会外工作。台湾方面也同期紧锣密鼓地开展了会外工作。但基拉宁主席通过与台湾方面的接触更加坚定了他要尽早解决中国代表权的决心。在这次执委会上成立了由当时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突尼斯部长后来曾担任突尼斯总理的姆扎里为组长，与我方友好的罗马尼亚执委西贝尔科和亲台执委、新西兰的克劳斯为组员的三人小组，委托该小组起草关于恢复我国代表权的决议草案。基拉宁主席是在经过慎重考虑和选择、充分照顾到代表性才建议执委会通过了这个组成。该组成对我方十分有利。国际奥委会在讨论由西贝尔科执笔起草的决议草案时，受到了克劳斯的非议。执委会决定进一步了解各方意见，将表决推迟到当年10月的名古屋执委会会议进行，然后再由全体委员通过表决方式予以批准。
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一、确认以中国奥委会的名称承认会址设在北京的奥委会。二、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继续承认会址设在台北的奥委会，条件是后者的歌曲和旗帜必须有别于目前为止所使用的“中华民国”的歌曲和旗帜。
在决议草案的起草进程中曾征求海峡两岸代表团的意见。但由于三人起草小组同意支持我方的力量占优，特别是执委会中正义力量呈强势，所以决议草案基本反映了我方的观点，也充分照顾到了台湾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应享受的权利。但台方认为，“这个建议草案矮化了台湾”，“完全改变了蒙特维地亚全会的决议，是不能接受的”，等等。
我们在认真研究了当时形势后，于1979年7月下旬正式答复国际奥委会，同意该决议草案。因为这一草案，实质性地确定了中国奥委会作为全国性奥委会的地位，而台湾方面则必须以中国的一个地区使用“中国台北”，不能再使用所谓“中华民国”的旗帜和歌曲。但是，当国际奥委会要求“海峡两岸”均要对此决议草案表明态度时，台湾方面立即表示了“坚决反对”，并发动亲台委员围攻基拉宁主席。台湾方面的做法激怒了基拉宁勋爵，反而促使他下决心要在当年10月名古屋执委会上解决问题。
决战名古屋（1）
1979年10月23日至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我国席位的决议案。为了开展会前工作，由秘书长宋中率领由我和屠铭德、蔡季舟同志为团员的中国奥委会代表团于10月19日启程赴名古屋。我和屠铭德、蔡季舟同志除了分别担任法、英、日语翻译外，还作了详细分工。
我们搭乘的中国民航飞机经上海一路东行，倒还顺利。但我们快抵达东京时，飞机突然振动，猛起猛落。机上100多人大多数是美国的老年乘客，不少人惊叫，还有人在念念有词，不停在胸前画十字，脸色苍白。我下意识地望着窗外，大风夹着雨点敲打着机窗。直到临近着陆，飞机仍然东摇西摆，跌跌撞撞。不少人呕吐了起来。当飞机贴近跑道时，几乎所有人都把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只听见“轰、轰、轰”三声起落架撞地的巨响，飞机硬是来了个“三级跳”。先是飞机的左前轮单独着地，接着是右前轮单独着地，最后是三个轮子都着了地，滑行起来。机舱里顿时响起了欢呼声和掌声。不少人耸肩膀、摇头，又笑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我们是赶在1979年第20号台风在东京登陆过后抵达东京机场的。本来日方是坚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