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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新年伊始，我就投入到参加国际赛艇联合会特别代表团大会的准备工作中。四年一度的特别代表团大会于1月21日至24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本届大会将修改章程，并且要决定我们议了多年的将轻量级赛艇项目列入奥运会事宜。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两次参与我们的代表大会和理事会，我与他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态度很明确，如果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应将男女轻量级项目一并考虑。
这次特别代表大会会前，我以亚洲赛艇联合会秘书长的身份对亚赛联各会员协会进行了动员。号召各协会务必派代表与会，实在不能与会也要委托投票权。中国赛协则派出秘书长杨和华同志和国际司分管赛艇项目的陈春新同志与我一起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赛联特别代表大会。
我们一抵达会议举办地匈牙利布达佩斯，就根据与会代表的出席情况，与未派代表的亚洲国家驻匈使馆或代表机构进行了联系。我们向他们说，赛艇是身高马大的欧美人占优势的传统项目，要真正发展这个项目，必须考虑和照顾到亚、非、拉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体重较轻、身材较矮小的特点。我们建议在未来的奥运会赛艇比赛中减少公开级项目（男子最佳身高在1米90以上，女子应在1米80以上），增加轻量级项目（男子体重72公斤以下，女子60公斤以下）。本届特别代表大会将对此提案进行表决，因涉及修改章程条款，必须获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因此我们期望亚洲国家积极支持，派代表与会。在大会前召开的理事会上，我与国际赛联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奥斯瓦尔德，执行主任马特？史密斯及南美洲代表、国际奥委会委员伊万？迪波斯等共同商议了工作的策略。奥斯瓦尔德主席认为阻力主要来自欧洲，由他和马特去做工作。亚非拉的问题是与会代表太少。四天后表决，尚有时间，他建议由我和迪波斯先生负责分头做工作，发急电，再次要求各协会派代表或委托与会。当夜我和陈春新与迪波斯先生一起起草了给亚、非、拉相关赛协的急电，由国际赛联代为发出。第二天早餐，我会见了从印尼、朝鲜、越南驻匈使馆派来的代表，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表示已收到国内指令，要支持轻量级列入奥运会赛事。
从水上到冰上（2）
午餐时，我作为国际赛联亚洲代表和亚赛联秘书长召集了已抵布达佩斯的亚洲赛协代表的会议，布置了发言顺序和重点。下午大会讨论轻量级问题时我率先发言，全面阐述了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的重要意义。随后巴基斯坦、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地区和部分非洲、拉美代表相继发言，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23日当晚，从迪波斯先生和非洲代表处了解到，明天他们的部分使馆代表将与会。我觉得我们又朝胜利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经过分头统计，奥斯瓦尔德主席告诉我，尽管你们做出了巨大努力，预计表决结果可能还差一两票达不到三分之二票数，希望我再次动员。我也劝他多做欧洲代表的工作，共同努力。中午，我再次召开了亚洲赛协会议，通报了形势并布置表决事宜。下午，中国台北赛协两名代表抵达。为确保提案通过，我请陈春新同志再次与尚无音讯的印度驻匈使馆联系。对方答复：没有国内指示，他们不敢与会。我又急忙与印度国内赛协联系，直到夜里他们也未答复。陈春新当夜一点钟又反复向印度使馆文化处一秘解释原因，对方感到此事政治性不强，允向国内汇报。
24日上午，大会即将表决时，一位身着印度纱丽的女外交官迈着沉稳的步伐翩翩进入会场，吸引了所有会议代表的目光。这是第一次在国际赛联代表大会上出现色彩斑斓的民族服装。我主动上前作了自我介绍，感谢她的与会。但能否通过轻量级提案，我心中仍忐忑不安。
上午11点左右，奥斯瓦尔德主席宣布表决结果，支持81票，反对39票，一票弃权，会议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了“在未来奥运会赛艇比赛中以三项轻量级项目取代三项公开级项目”的决议案。许多亚、非、拉代表当场高兴得跳起来欢呼，不少代表跑过来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也向印度女代表表示祝贺，认为她的最后一票是关键票。
在这次酝酿表决的过程中，我与国际奥委会在国际赛联理事会的三名委员奥斯瓦尔德、伊万？迪波斯和阿尼塔？德弗兰茨女士结下了“战斗的友谊”。
1993年1月，作者（左二）与印度、日本和韩国代表
在布达佩斯国际赛联特别代表大会上
国际赛联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只是轻量级走向奥运会的第一步，下一步则是力争获得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我们一回京立即向国家体委副主任、时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亚赛联主席的何振梁同志作了汇报。
何主席委托我以他的亚赛联主席名义分别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主席沙特里耶委员和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金云龙及奥斯瓦尔德，并动员亚赛联各会员协会通过适当方式向国际奥委会表达支持轻量级列入奥运会的意向。
2月11日，我们收到奥斯瓦尔德主席给何振梁主席的密电，商讨关于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内批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的工作策略。何振梁主席叮嘱我，百尺竿头，要更进一步。他向我做了具体交代。我即起草了回电，从多方面向奥斯瓦尔德提出了建议。
1993年3月18日，经上述有关人士共同努力，这其中当然不乏萨马兰奇主席的推动，国际奥委会执委终于批准了国际赛联关于将轻量级赛艇列入未来奥运会的决议。1996年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将第一次出现轻量级赛艇的比赛。
15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将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这一决定极大地促进了赛艇项目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普及与提高。虽然技术的提高需要时间，但中、日等国的轻量级选手已在世锦赛上多次获得奖牌，在奥运会上争雄只是个时间问题。
1993年3月，作者与国际滑冰联合会主席、国际奥委会
委员波尔森夫妇在北京世界短道速滑赛主席台上
北京奥申委的申办工作面当时铺得很宽。我在一个月内刚做完水上的轻量级赛艇列入奥运会赛事后就又转到了冰上的短道速滑世锦赛。我作为组委会副主席参加了3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这一赛事。奥申委主要领导均出席观看了锦标赛开幕式和比赛。25日晚，徐寅生副主任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国际滑冰联盟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波尔森夫妇。我们请奥申委屠铭德同志和分管冰雪项目外事工作的宋兆荣同志专门赶来参加。波尔森夫妇当时已经73岁高龄，但身体不错。几杯酒下肚，大家友好地建议徐寅生副主任的夫人陈老师表演一段舞蹈。陈老师是民族舞蹈专家，一直保持优美的身段。她大方地表演了一支西藏舞，舞姿十分洒脱，赢得客人们和服务员在内的一片掌声。盛情难却，应在座所有宾客的要求，陈老师又跳了一支新疆舞。舞毕，她又主动邀请波尔森主席共跳一曲，屠铭德又推我请主席夫人跳舞，主席和夫人都非常兴奋，全场人员都伴着音乐舞了起来，气氛十分欢悦融洽。
尔后两天比赛进行得十分顺利。中央领导李德生同志和伍绍祖主任、张百发副市长等还共同会见了波尔森夫妇，并观看了滑冰比赛。主席夫妇十分感动。他们在离京上飞机前动情地说：“你们的热情可以把冰雪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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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聚东亚运动会（1）
随着国际奥委会1993年第101次蒙特卡洛全会的临近，各申办城市均加速了做委员们工作的步伐，北京也当仁不让。由于国际奥委会当时的申办程序不像后来那么严格，所以我们除了能直接去访或请委员来访外，还格外强化了间接工作。我们除了通过我驻外使馆做工作外，还请了有影响力的体育界非委员朋友来访。如我直接参与的接待法国奥委会主席的来访，奥地利奥委会主席的来访，国际田联第一副主席、厄瓜多尔体育代表团的来访和法国“队报”总编辑的来访等。我有关负责人伍绍祖、何振梁、徐寅生、张百发等均分别出面做了工作。
1993年3月，作者陪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科茨先生和国际
奥委会委员科尔斯夫妇访问上海
1993年国际奥委会委员来访比较集中的一次活动是当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我先在北京参加了接待几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路过北京的活动，包括国际赛联主席奥斯瓦尔德夫妇从北京赴桂林，澳大利亚奥委会代表团在北京活动等。因为这两批人员均是我的熟人，奥斯瓦尔德夫妇自不必提。约翰？科茨先生是赛艇舵手出身，是澳大利亚新任国家奥委会主席，也是悉尼申办主要领导人。菲利浦？科尔斯先生是澳大利亚参加过三届奥运会的皮划艇选手，是资深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夫人巴特西亚陪同他一起来华。在北京由中国奥委会副主席都浩然同志出面陪同，并由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与澳大利亚奥委会代表团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我深感澳大利亚朋友来京兼有为悉尼申办工作“探营”的使命，但人家是客人，来访总要以礼相待。
1993年5月7日是约翰？科茨的43岁生日。我请人专门制作了生日蛋糕送给他。他既惊讶又高兴，称赞说：“你们的申办工作比我们做得好。”
到了上海后，我的任务就更多了，既要协调好国际司来沪人员的工作，又要以亚赛联秘书长身份参加东亚运动会赛艇比赛，还要当好委员们的陪同。我仍陪澳大利亚奥委会代表团参加东亚运动会，当然少不了参观上海淀山湖水上运动场。
在5月9日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开幕前一天，分管体育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在华亭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招待包括18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内的各国贵宾。开幕式前，国家主席###同志在西郊宾馆会见了萨马兰奇、高斯帕、金云龙、库马尔、纳特、奥斯瓦尔德、马格万、冈加等18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介绍了我国的申办情况。开幕式后，尽管是晚上10点半钟，我还是给奥斯瓦尔德送了蛋糕，因为当天是他的46岁生日，我们一直聚到夜里1点才散。
开幕式后第二天，李铁映等中央、上海和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们又在距虹桥机场不远的扬子江饭店为萨马兰奇等国际奥委会的客人们举行了欢送晚宴。在申办决战前四个月，能请到18位委员齐聚上海，由各层领导分别做工作，无疑大大增强了北京申办的势头。
东亚运动会开幕后，我们分别陪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进行了参观、游览活动。5月11日一大早，我们一行包括5位委员，分别是金云龙夫妇；库马尔父女，马格万夫妇和孙子、孙女，奥斯瓦尔德夫妇，冈加先生及随员共12位客人赴杭州参观游览。浙江省、杭州市为每个委员都配了陪同，工作十分周到。我利用集体乘船游览西湖、看茶场、逛商店、购丝绸的机会分别与5位委员进行了交谈。从交谈中我感觉到他们几位大都是我们的“铁杆朋友”。浙江省还派赛艇运动员出身的省体委副主任胡玉书同志作当地陪同，陪奥斯瓦尔德夫妇驱车去富阳考察了当地水上运动器材厂。晚上，浙江省徐志纯副省长还宴请了奥斯瓦尔德夫妇和冈加先生一行。应该说，申办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关心与支持。
紧接着第一届东亚运动会后，我作为组委会副主任又参与了在北京组织的第八届世界杯跳水赛。比赛安排在奥体中心的英东游泳馆进行。由于我们又请来了国际奥委会的乌干达委员年圭索和摩纳哥阿尔伯特王储（国际奥委会委员）等客人，所以请出伍绍祖、袁伟民、何振梁、刘吉等领导在不同场合出面做工作。并请北京奥申委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接待工作。
应该说，从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到巴塞罗那奥运会，从短道速滑世锦赛到东亚运动会再到世界杯跳水赛，我们为申办的成功搭建了一个又一个平台。正是通过这些平台与接触，国际体育界，特别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大大加深了对中国和北京的了解。
法国登山英雄进小浪底（1）
1993年6月8日，国际奥委会资深委员、中国体育界的好朋友莫里斯？埃尔佐格先生应邀访华。他是欧洲著名的登山家。他年轻时曾踏遍欧洲所有高峰，在他31岁（1950年）时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攀登上喜马拉雅山安纳布尔纳峰（8000米）的法国登山英雄。后来他长时间担任法国的青年体育国务秘书（相当于青年体育部长）、议员和市长，在法国和国际体育界都有较大影响。1979年，我曾陪当时的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宋中同志去巴黎埃尔佐格先生的私宅去拜访他，争取他对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大家庭合法席位的支持。他当时曾明确表示，他爱中国，更爱中国的山川高峰，期望早日解决我合法席位问题。领导让我担任埃尔佐格先生这次访华的陪同应是考虑到了这层老关系和我懂法语之便。北京奥申委派出了从外交部借来的年轻外交官常东跃同志担当翻译。常东跃同志现是我国驻法国大溪地省总领事。
埃尔佐格先生虽然十多年未与我见面，而且在欧洲人眼里中国人又长得差不多，但当我们一见面提起往事，埃尔佐格先生居然把当年带我们参观他私宅的情况一一回忆了起来。他这时已经74岁高龄了，但思维仍十分敏捷。即使是那只因登山而受过伤的手臂行动依然很灵活。当晚，何振梁主席在贵宾楼会见并宴请了他的这位老朋友，在座的除了我和常东跃同志外，还有奥申委秘书长魏纪中，公关组李国宾和张全力同志。一桌人均懂法语，无语言障碍，自然谈笑风生。特别是何主席，借机详细介绍了我国申办的主要考虑，并征询埃尔佐格先生，我方在下一步该注意些什么。埃尔佐格先生十分真诚的谈了他的看法，并认为距表决还有4个月，现在是北京、悉尼领先，应防止冲刺阶段失误。
6月9日上午，我和常东跃同志一早就去中国大饭店接埃尔佐格赶到北京奥申委所在的国际会议中心，参加由魏纪中秘书长主持的情况介绍。埃尔佐格先生一到京我就与他谈了日程，并就北京奥申委的陈述内容征求了他的意见。由于他原是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他自己又投资了一些大型建筑，所以奥申委安排分管建筑和电视转播工作的同志作了两个小时的陈述，埃尔佐格先生不时提出各类问题，都得到了圆满回答。
下午在国贸中心的会议大厅举办了埃尔佐格先生所著《安纳布尔纳峰——首登海拔8000米纪实》一书中译本的首发式。北京奥申委两位常务副主席何振梁、张百发同志均出席了首发式。法国驻华大使还发表了充满热情的颂词。埃尔佐格老先生十分感动，认为这是他“梦寐以求和终生难忘的时刻”。
晚上，伍绍祖主任在刚刚装修完的前门全聚德烤鸭店请他用餐，双方畅谈了青年工作与体育的结合问题，十分尽兴。
6月10日，上午我们陪埃尔佐格先生先后参观了中国体育博物馆和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下午乘机赶到古城洛阳，分别见了河南副省长张洪华同志和洛阳市副市长马延军等同志。
6月11日一早我们就赶往他叨念了多遍的小浪底，先听了工程进展情况介绍，又冒雨去看了小浪底二号分流洞。我原先只是耳闻过小浪底，到现场一看施工工地我感到十分震惊。小浪底工程相当于黄河上的三峡工程，建设规模宏大。当时计划投资200亿，世界银行计划投资9亿美元。埃尔佐格先生是投资小浪底的一家法国公司的顾问，难怪他那么认真、执著地多次提到小浪底。在小浪底工地他认真与现场总指挥、水电部的朱司长讨论了许多
1993年6月，作者（左一）陪同国际奥委会委员、
法国前体育部长埃尔佐格先生参观黄河小浪底
工程二号分流洞
施工技术问题，并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中午应朱总指挥邀请就在小浪底村用了餐。餐食十分简单，但埃尔佐格先生十分兴奋。他说这里才具有挑战性，使他有一种攀登高峰的冲动。在返回洛阳的车上，他几次重复地对我们说：“这个工程很了不起，中国大有希望！”并认为如北京申办成功，将会大大促进中国的全面进步。
离开小浪底工地后，我们又陪他参观了白马寺，那里正在举行庆祝古寺建成1925年的受戒大典。法海方丈送了一些经书给他留念，他十分珍惜。
随后两天令他高兴的另一件事就是在他离开中国前夜，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王富洲同志到北京中国大饭店去看望了他，同行相遇格外亲。埃尔佐格最后在机场握着前来为他送行的北京奥申委秘书长万嗣铨同志的手说：“我会尽力，祝北京好运！”
特殊使命（1）
1993年7月18日，魏纪中同志向我交代：奥申委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国际司要有所准备，准备临时调人支持申办冲刺阶段的工作。奥申委点到谁的名我们都要支持。我们国际司人员多，问题容易解决。请各处务必持积极支援的态度，少想些个人问题，能克服的困难一定要克服，要全力保申办。
时间过了不到一个月，委里就决定我和马启伟、许放、王正夫同志一起作为国际体育官员参加奥申委代表团赴摩纳哥出席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这时距9月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101次全会还有1个月的时间。
8月20日，伍绍祖主任请国际司领导到他办公室，当时司领导班子成员只有我一个人“留守”。伍主任向我交代：“请你完成一个临时性紧急任务，要把赴蒙特卡洛的193人的护照签证手续抓起来。由于时间紧迫，要先做好护照，再补政审手续，如外交部做不出来，由我找负责领事的副部长，8月25日给法国驻华使馆照会。”
伍主任作为国家体委第一首长，把一件具体事交代得如此细微，可见他对此事的重视程度。我立即召集了“101战役”（我们内部给国际奥委会蒙特卡罗101次会议的简称）签证会，主要由刘宝利、李毓兴同志负责。幸亏刘宝利同志留了个“心眼”，事先复印了部分奥申委组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