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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
感冒多睡，少动多食。
余容面叙。
敬礼！毛泽东四月九日第二天，毛泽东来到陈毅住的窑洞看望，安慰他静心养病，其他的事别多想。
毛泽东耐心开导他：你现在在延安，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不清楚。
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
从毛泽东进门的一刻起，陈毅就显得格外激动，病容为之一扫。
他动情地表示：“感谢主席的看望！本来我的气很大，看了你的信和听了你这样一讲，我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就照你说的办，这个事情放一放，将来横竖要解决的。”
毛泽东问陈毅，看了《学习和时局》征求意见稿，有什么意见，不管哪方面的，但提无妨。
陈毅说：“我反复读了那篇文章，对于弄清党内有争议的问题，统一全党的思想，有很大帮助。
特别是关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提法，非常新鲜，对我有很大启发。
我只提了一个意见，已经对弼时同志讲了。
他也认为有考虑的必要。”
毛泽东说：“好，有什么意见随时告诉我。”
毛泽东的劝告，引起陈毅认真的思考。
毛泽东走后，他拿出《学习和时局》征求意见稿，从头至尾又细细读了一遍，结合自己的实践对自己的思想作了一次检查。
经过一昼夜的思考，发现自己也存在某些经验主义的东西应在批判之列。
于是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论述了经验主义问题，勇敢地对自己进行了解剖：“我个人说来多年含茹于经验主义的原野之上，今后多从打开脑筋重新认识自己去着手，由己及人，变过去及人而不由己的办法。”
毛泽东的造访给陈毅带来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思想通了，病情大大减轻了。
他感到了一身轻松，又把撂下多日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重新拾起来，重又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写作。
这次短暂的停顿和同毛泽东的简短交谈，使陈毅对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是否执行正确路线的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特别是认真地回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许多指示，他又用这些指示同刘少奇在华中的工作对比，同项英、袁国平在新四军的工作对比，同饶漱石近年来的工作对比，特别是通过大量成功与失败事例的深入分析研究，更加看清领导者犹如行船掌舵的舵手，舵手失误，没有不出危险的，舵手正确，就能战胜任何惊涛骇浪，闯过任何激流险滩，胜利地到达目的地。
关于领导的重要性问题，陈毅结合华中几年来执行中央指示情况的深入思考，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见解。
这些少有的独到见解，在他所写的这个总结报告中随处可见。
在这个报告的结束语中有这样一段，值得细细地品味。
陈毅说：“华中几年来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并且在刘少奇同志带领之下，最好的是体验领导艺术的锻炼，每一时期均能把握着工作中心，集大力抓住中心环节。
推动中心环节之后，而使其他次要环节也同时并进到一定程度。
这一正确的领导使华中工作虽开辟甚迟，又遭项、袁的延迟，也终于在几个根据地基本建设问题上少走弯路而逐渐迎头赶上。
因此领导者的职责在于掌握工作关键，掌握全局与局部的衔接，掌握两个中心工作之间的连环，善于从第一、第二挨次过渡到其他方面。
另外在敌后环境，领导艺术还须表现于能有力地去解决应付情况与努力建设之间的矛盾。
不能应付情况即无法创造建设工作的时间和地盘，不能趁机做建设工作，也无法应付极端复杂的严重情况。
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进行工作，但中间的间隙为日甚长。
抗战之敌后地区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但其中间的间隙甚短，领导者要善于照顾这两方面。
善于利用时间，适时发出适合情况与建设任务的各项指令，善于抓住中心，善于转移中心，善于将应停止的一面即时停止而转向当务之急去突击，突击到适当的程度，又要知道掉头过来去完成尚未完成的任务。
只有如此才能在瞬息万变、各种工作纷至沓来的环境中，领导机关不致失掉主动而迷失工作方向。
说得出，做得到，抓得起，放得下，这样才能使工作程序不致走弯路，努力建设与应付情况都两无所缺而处置裕如。”
三、“北斗住延安”（4）
这里仅是一例。
这些用无数辛劳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是极其宝贵的，不仅仅对指导新四军未来的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对其他革命军队和其他区域同样有借鉴作用。
在延安，陈毅有一个鲜明的感受：延安的政治空气和学习气氛极为浓厚。
这是自己原来所在的华中和这次来延安一路所经过的几个地区，都无法相比的。
早在华中时，他就知道党内正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一个学习运动，着重学习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通过这样的学习，许多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不是身临其境感受不深。
4月12日，陈毅应召出席延安高级干部会议，听毛泽东作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毛泽东讲演的内容都是党内多年来大家关心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认识上存在不同看法，现在经毛泽东一讲，忽然变得浅显易懂、明白晓畅了。
特别是经过他系统归纳，一些熟知的观点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使人备感新鲜和亲切，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毛泽东指出，“应该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毛泽东说：“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
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
“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
“就是说多想出智慧。
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春天来到了陕北高原，百花争艳。
陈毅登临延安宝塔山，极目远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此时，可以说他放下了包袱，真是一身轻松。
到延安仅仅一两个月，能有这样惊人的变化，显然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分不开，于是他触景生情，作《延安宝塔歌》一首，从中可看出他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挚爱和对领袖作用的新认识。
延安有宝塔，
巍巍高山上。
高耸入云端，
塔尖指方向。
红日照白雪，
万众齐仰望。
塔尖喻领导，
备具庄严相。
犹如竖战旗，
敌军胆气丧。
又如过险滩，
舵手平风浪。
又如指南针，
航海必依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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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友情深（1）
陈毅的变化惊人，他的充沛精力和高效率工作令许多人难以置信。
这年4月底，他所作的《1938年至1943年的华中工作总结报告》正式完稿并上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得到充分肯定。
5月2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赴西安同国民党当局代表会谈，然后转赴重庆继续会谈。
陈毅前往送行，并作《送林老入蜀》七律诗一首相赠。诗曰：蜀道秦关路已通，
杜鹃入耳诉春风。
剑云锦水向天笑，
定有佳音起巴东。
陈毅和林伯渠之间早已互相倾慕，情深谊笃。
陈毅刚到延安，正逢林老六旬华诞，他征尘未除即赶去祝寿，并以新作七律《间关抵延，值花期，林老六旬大庆》相赠：三代风云齿颊寒，
几多英杰已凋残。
延城延水春波绿，
花甲花朝仍少年。
六十年来叹逝波，
风云雷电走穿梭。
童颜鹤发康强甚，
抗战兴邦执斧柯。
十年故旧满座排，
关山万里我始回。
联帅举杯多欢谑，
祝公三度上天台。
林老接到赠诗激动不已，即回赠诗一首，以陈毅号横槊主人取名《答横槊将军》。诗曰：将军百炼挽时艰，
东海归来鬓未斑。
浩瀚襟怀扬子水，
光辉旗帜井冈山。
阵前壁垒严民主，
马上刀环劫敌顽。
战后余情犹健爽，
佳篇赐我开心颜。
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准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决定成立军事问题、组织问题、党内历史问题决议、统战工作报告等准备委员会，陈毅被指定参加军事问题和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工作。
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这一重要决定及时通知陈毅。
陈毅欣然受命，决心努力去做好。
来延安的初期，陈毅一是没有完全从受饶漱石排挤的阴影中走出来，难免有种晦气无从排遣的感觉，二是关门写六年来华中工作总结，大部分时间沉湎于往事的回忆，虽然主要着眼于总结经验，但难免有些闭门思过的苦涩，而且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与他的性格多少不合。
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信任他，重用他，他又可以昂首挺胸地走出去了，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去见他想见的人。
杨家岭党中央所在地、王家坪军委所在地和八路军总部、抗日军政大学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时还出现在一些联欢会和舞会上。
在他眼前展开一片崭新的天地，处处感受到了春天的浓郁气息。
陈毅在这时所写的《夏夜由王家坪归杨家岭》一诗中，可以看出他来到延安党中央身边以后的感情变化，已经适应了这里充满情趣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诗如其人，且录于下：笙歌余韵依依送，
云眼星光闪闪飞。
延水波涛翻骇浪，
一灯藜杖送人归。
十里辉煌延市火，
数峰聚散陇头云。
廿年征战频回首，
诗意翻多此夜行。
在延安，时常有新朋旧友来访，有时也主动出去寻亲会友，给陈毅的日常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使他对延安作为中国的革命圣地、革命摇篮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中枢，有了切身的感受，激起他更高的革命热情。
在陈毅认识的新老朋友中，如今像周恩来、朱德等人都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在一起时，除了热情叙旧外，更多的是关注现实和未来，给了他很多鼓励和启发。
他还多次同刘伯承、贺龙、王震、聂荣臻、吴玉章、###、薄一波等中央机关和各大区负责人接触，向他们坦言自己同饶漱石的关系和现在的处境，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
陈毅高兴地看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跟自己1923年冬天在北京西山中法大学加入党组织时不一样了，跟1927年大革命时期也不一样了。
那时汪精卫撕下伪装宣布“分共”，武汉工人纠察队被缴械，陈毅所在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被改编，部分学员队被解散，共产党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只有被动挨打，无还手之力。
他这个处于秘密状态下的武汉中央军校共产党组织的专职书记，顶多只能尽最大努力做些保留革命火种的应变工作，却不能对反动派组织有效的反抗。
中央苏区时期，本来发展了一个大好局面，党和工农红军都有了大发展，可是党的“左”倾路线发展到了顶点，其最大恶果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江西中央苏区而被迫长征，而他自己则留下来经历了极其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现在，中国共产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力量增强了，八路军、新四军有了大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巩固和统一，延安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重心。
这一切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已日益成熟，涌现了一大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领袖人物，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考验，其中包括挫折和失败的考验，一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业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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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友情深（2）
陈毅高兴地看到，自己曾经参与这一长期革命实践，与毛泽东等一大批领袖人物有相似的经历，懂得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来之不易，懂得他们为探索这条正确的路线，所付出的代价和艰辛，因而格外地珍惜。
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走向胜利，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领导，而这个正确领导的核心便是毛泽东。
这是此次陈毅来延安以后的最强烈感受。
在延安，他多次同这里的新老朋友讲起他的这一感受。
他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郭化若早在武汉中央军校时就认识。
在郭化若住的窑洞里，他们谈起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形成经过时，陈毅以他的亲身经历驳斥了“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
他说：“毛主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
好比砌房子，已经有了栋梁、墙壁、屋顶、楼板、楼梯、门窗……而后来则是粉刷、油漆、装饰、布置家具、室内摆设等等，使之更加完美了。”
他告诉郭化若，在毛泽东住处，他同毛泽东谈到了闽西有关红四军“七大”的争论问题，毛泽东明确表示，那次争论不属于路线问题。
在4月12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陈毅同薄一波初次相识，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
陈毅又同薄一波谈起了闽西的这次争论，谈得更为详细。
他说：不要把我们党内的生活看得尽善尽美，矛盾和问题多得很，我们走过的路并不平坦。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了，但随之新问题新矛盾也产生了。
当时，红四军党内和军内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的残余。
6月在龙岩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本来是想解决红军的建设问题，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
但是，条件不成熟，认识不一，会上发生了争论。
有些同志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司令部对外”和军官的权威，认为“自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主张“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不愿做艰苦的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这种意见占了上风，结果把毛泽东同志担任的前委书记给选掉了。
会后他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搞调查研究去了。
我被选举当了前委书记。
说老实话，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当然，朱德同志也有一些责任。
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觉察出来了。
恰好这时中央通知我到上海开军事会议……我把红四军的情况如实地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在与周恩来等同志的讨论中认识到红四军离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行，并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代表中央起草了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回到部队后，部队正在广东东江地区作战，打梅县，我就写信去请毛泽东同志。
他明确表示，先要弄清是非，然后才考虑复职，表现出很高的原则性。
这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共产党人就是要这个样子，是非面前不含糊，原则问题不让步。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是服气的。
随后我同他一起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讨论如何落实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
12月，由我主持在上杭召开了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毛泽东同志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件事我认为是办得对的。
毛泽东同志和部队上下皆大欢喜，我也很高兴。
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知错能改，正是陈毅的可贵之处。
5月21日，陈毅应召列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定为党的“七大”军事报告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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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秘密走向公开（1）
饶漱石排挤陈毅的目的，是要陈毅这个新四军军长有名无实，最后实现自己独揽华中大权的野心。
因此，他巴不得陈毅倒霉，从此销声匿迹。
但是，饶漱石这回事与愿违：陈毅在延安不仅没有倒霉，而且不时在许多公开场合露面，名声比在华中时还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所取得的光辉业绩举世瞩目，美国总统罗斯福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早想同真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
经过中美双方的多次磋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