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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散会后，不少工人主动迎上来同老韩打招呼，说这样的报告听了很过瘾，希望今后多安排。
陈毅在南口机车车辆厂很快扎下根来，许多人见了他都笑脸相迎。
进厂一周后，他就给中央写了情况调查报告。
他准备继续按计划在这里干下去，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待条件成熟时，再向中央写第二份调查报告，提出自己更有价值的建议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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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1）
就在陈毅等老帅奉命下去蹲点调查的前后，国际、国内发生了几桩大事，世界为之瞩目：1969年1月29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3月2日晨，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人员多名；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尼克松上台伊始，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时，在他列举了不少中国对美国的所谓“敌对行动”之后，明确宣布，“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就是说，美国尼克松政府将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
在行动上，美国侵越战争继续扩大，在南越美军短期内由50万人剧增至54万多人，美机、美舰不时侵犯中国领空、领海，这些都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3月初，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打死打伤多名中国边防军人员后，竟反诬中国边防军侵入苏联领土，抢先公布对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组织反华游行，冲砸中国驻苏使馆。
3月15日，苏联武装部队又一次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大大恶化了两国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引人注目地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绝对正确”和“丰功伟绩”，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规定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上，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说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号召“决不可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
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
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李富春、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谭震林等原政治局委员都被排除在新政治局之外，只当选为中央委员，原八届中委、候补中委留下的不足1/5。
因所谓“二月逆流”而靠边站的老同志中，只有叶剑英、李先念进入了政治局。
正当林彪、江青一伙为他们的得势而弹冠相庆、得意忘形的时候，陈毅不声不响地回到了长城脚下的南口机车车辆厂。
如今他不是政治局委员了，外交部的工作也不由他管了，但他还是中央委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决心在这里蹲下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有益工作，为中央决策作参考，决不能辱没了共产党员的称号。
一天，周恩来打电话要陈毅回去一下。
陈毅到后一看，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也在。
周恩来开门见山说：主席交给你们一个新的重要任务，除了继续蹲点搞调查之外，就是你们四人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并提出你们的建议。
主席之所以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他认为有此必要。
他一贯认为，主观的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变化，不应被老看法框住。
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面”，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
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来的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思考国际形势。
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他参考。
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
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
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再转呈主席。
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周恩来还告诉四位老帅，蹲点调查和研究国际形势，是并行不悖的两个任务，每星期除星期二至星期四蹲点外，其他时间都可用于研究国际形势或自行支配。
他已经告诉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将涉外文电及时分送他们，请每位老帅各自阅读和研究这些材料，有什么研究心得先记下来，然后由陈总主持座谈，彼此交换看法，每月讨论它两三次。
四位老帅欣然接受这一任务。
他们闻风而动，除了蹲点的日子，都废寝忘食地阅读外交部和有关外事部门送来的文电资料。
每天新华通讯社编印的那两大本《参考资料》，也是他们的必读内容。
作为座谈的主持人，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四位老帅无一人缺席，他们的秘书作为工作人员列席旁听。
大家兴致很高，畅所欲言，认为这样的座谈确有必要，表示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期望，争取交出满意的答卷来。
陈毅向周恩来汇报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
周恩来听后非常高兴，给予充分肯定，但也提出了批评。
他说：“你们四位老帅座谈，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2）
陈毅知道，总理对他们的批评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护，表示完全接受。
因为座谈时难免不放炮，万一传出去了，确实不好，不能不谨慎。
作为补救，周恩来很快把曾经担任过驻英代办的熊向晖和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姚广调出来协助他们工作。
1969年6月7日下午3时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出席的座谈会在中南海武成殿举行，熊向晖、姚广列席。
座谈会由陈毅主持。
他没有客套，直切正题。
他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
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
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有价值的不多。
一些单位的调查报告，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做注脚。
这种“二路货”可以不看。
要重视第一手材料。
《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
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透露一些内幕消息。
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过细看。
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
总理让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
地点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
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
每次开会之前，由我这个牵头的人打电话分别通知。
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坐而谈之。
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做第一回。
我们四个老家伙，增加两位“壮丁”、“强劳力”。
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
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
他可以向我们通通情况，提供外交动态。
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
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
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
不拘体，不限韵，鸣放一通。
可以插话，可以打断，可以质问，也可以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
“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可以不管。
要抓重点，抓要害。
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往中国烧？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做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总理的指示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
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
由向晖同志做记录，议有所得，加以整理，再请大家复议。
意见比较一致，上报总理。
总理为我们把关。
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会呈送主席参考。
讨论的过程和内容要保密，这是总理定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
聂荣臻提出了与“九大”政治报告迥然不同的看法。
他说：“苏联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
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搞中国要多少人呐？”
叶剑英、徐向前说：苏联兵力东移，并不等于它的战略东移。
它的战略重点仍在欧洲。
若要在中国大搞，至少要三百万兵力，除非他们把驻守欧洲的军队也调过来。
这个谈何容易！美帝、苏修会不会突然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几位老帅各抒己见，很快形成一致看法：美帝、苏修挥舞核大棒，张牙舞爪，威胁对我们发动核袭击，我们对此要做充分准备。
但我们不应被核武器吓倒。
核武器虽然具有很大的杀伤力，但并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
要用核武器威胁别的国家，也就是把本国置于核武器威胁之下，因为难免别人不报复，这就必然遭到本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即使悍然使用核武器，也不可能征服不屈的人民，救不了他们的命，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取决于地面部队的连续战斗。
他们还谈到了美苏两个大国的勾结和争夺问题。
陈毅认为：“美苏之间一致打中国，依我之见，这是单相思，靠不住。
可能他们两个先打起来呢！美苏在越南、在中东、中东欧等地的争夺，可能大于他们联合反华。”
从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帅座谈了六次。
7月11日，以四人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出了第一份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
报告论述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对反华大战的看法和对美、苏矛盾的分析，指出反华大战不轻易发生，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修扩张是挤美帝的地盘”，“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为了利用矛盾，打开中美关系不是没有可能。
报告明确提出：我们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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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3）
但推迟战争，对我更有利。
我们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推动工农业生产的持续大跃进，使我国有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更加强大的陆海空军。
加强我国驻外使领馆的力量，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不断反对美、苏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同美、苏的斗争中，要着眼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军事上积极防御，政治上主动进攻，利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我国立于不败之地。
周恩来对四位老帅关于对战争形势分析的报告非常重视，认为很多见解很好，很有战略眼光，表示将转呈毛泽东主席。
他殷切期望几位老帅继续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进行深入研究，及时把研究所得报告给他，共同为毛泽东主席指挥全局工作当好参谋。
7月11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一方面公然倡议苏美举行最高级会晤，以发展两国间的“广泛合作”，一方面则大肆攻击中国。
这时，美国却传出信息：美国国务院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去中国旅行的限制；承认美国在越战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收缩兵力；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向中国致信表示：中美“二十年长期交恶”不应继续下去了。
7月下旬起，美国总统尼克松动身出访亚洲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多次表示准备同北京交往，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
苏联当局似乎嗅出了点什么，通过中国驻苏代办表示，愿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四位老帅又多次举行座谈。
座谈中，叶剑英说：美国在越南泥足深陷，不得不宣布逐步撤军。
苏联却趁机插进一脚，卖力地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
尼克松此时访问亚洲五国，有怕苏联填补“真空”之嫌。
苏联突然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可能侦悉曼斯菲尔德趁美国、柬埔寨恢复代办级外交关系之机向中国转交信件有关。
美国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却是一个重要动向，表明尼克松有拉中国、压苏联的想法。
聂荣臻说：一开始，葛罗米柯反华那么凶，调子那么高，只不过刚刚过了半个月，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它显然看到了国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害怕中美和缓。
徐向前说：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之后，又访问了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
苏联担心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伸出橄榄枝。
陈毅说：“二十年长期交恶”，真是慨乎言之！美国人可以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是美帝自己造成的。
现在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
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必要时向中央提点参考性的建议。
8月13日，苏联军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这天，苏军出动直升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步兵300余人，悍然入侵中国境内，对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分队猛烈开火。
中国边防分队被迫自卫，浴血奋战四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发表新华社文章，揭露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进行各种“军事演习”，赶修战略公路和铁路，公然威胁进行核战争，号召对苏联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
接着，《人民日报》又以《苏修美帝紧锣密鼓大搞反革命全球勾结》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指出美苏为了加紧反华的目的，有可能互相勾结，遥相呼应。
外电也接连报道，苏联外交官曾向美国人试探：如果苏联袭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作何反应？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透露，苏联还就类似问题向东欧几个国家进行试探。
苏联《真理报》进行蛊惑性宣传，诬蔑中国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危言耸听地宣称：“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当局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几位老帅表现得格外冷静。
在座谈讨论中，他们依然坚持先前在《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中的看法，认为苏联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条件不成熟。
为立于不败之地，中央决定加强战备很有必要，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警惕，不能一时一刻放松战备。
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形势同样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可是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结果兵力强大、 称雄中原的曹操连吃败仗，不得不承认三分天下的事实。
这一历史教训，可以参考。”
陈毅赞成借用前人的经验，以史为鉴。
他提出了一个惊人设想：“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从战略需要考虑，我们为什么不能打美国牌？自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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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建议（4）
我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态。
在边境地区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不能无所作为！”
陈毅关于打开中美关系冰冻状态的意见，得到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的一致拥护，只有外交部列席座谈会的两位干部流露了某些担心，因为这与“九大”政治报告的见解完全相左。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造反派多次围攻陈毅时，就曾攻击陈毅“与资产阶级头目握手言欢”，现在如果提出打美国牌，提出与美国对话，岂不是打好辫子让别人来抓吗？他们委婉地传达了外交部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希望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可以原则上讲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
在美、越和谈期间，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也不适宜。
陈毅恳切地表示：“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
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但我坚持我的看法，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
这个观点一定要报给毛主席！”
9月3日，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
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当晚即返国，未与苏联领导人照面。
随后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
苏方又是通过越方传话，又是通过苏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
此事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在首都机场会见。
这时柯西金已离开河内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
当他接到中方答复后，便匆匆调头向东，飞往北京首都机场与周恩来相会。
这次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停留三小时，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