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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
野心家就不让。
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
陈毅对毛泽东的忠言表示诚恳地接受。
毛泽东还风趣而深刻地指出：“不要伤风，要警惕非法活动”，“不要睡在鼓里”，“对犯错误的，仍然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
陈毅认为这几点意见很好，高屋建瓴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无论对人对己都能起到很好的警醒作用，值得引起全党重视。
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应召在毛泽东那里专门讨论高岗、饶漱石的问题。
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和冷静客观地分析，对高、饶的认识逐渐明朗。
高岗散播了很多流言，说中央有“圈圈”和“摊摊”，散布所谓“军党论”，说“党是军队创造的”，把中国共产党分成“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鼓吹他自己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说现在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在“白区的党”手里，“改组”党中央刻不容缓，否则大权旁落，“白区的党”就更加得势了。
他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周恩来，私下活动要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并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
饶漱石则一呼一应，配合默契，也跟着起劲地反对刘少奇。
大家对高、饶的有害言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提出应该对他们进行揭发和审查，进一步弄清他们的问题。
毛泽东表示首肯，希望大家进一步揭发高、饶的问题，增强党内团结，下大力气反对党内的非法活动，同时宣布高、饶案情大白，他可以出京休养了。
12月24日，陈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出京休息一段时间，在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鉴于高、饶的分裂活动，党内必须进一步强调团结，反对分裂活动，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
这次会议把强调增强党内团结，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陈毅是一次深刻教育。
通过与毛泽东的多次接触，他对毛泽东抓得起、放得下的领导艺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高、饶的问题，开始时可以说是扑朔迷离的，他们制造了许多假象，有不少似是而非的东西，连陈毅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毛泽东一经抓住就一查到底，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最终使狐狸露出了尾巴。
但是一旦事情有了眉目，他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如今他搜集了不少有代表性的中外古今的重要法典，要去参加另一场战斗了。
使陈毅深受感动的另一件事情，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再一次引人注目的启用。
毛泽东因故外出时，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本不奇怪。
但由于高岗此前的反对和私下拼命要拱掉刘少奇，现在由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在他离京期间，中央一切日常工作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这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表明中央是一如既往地信任刘少奇的，那些攻击诬陷刘少奇的不实之词全都不攻自破。
毛泽东把对高、饶问题的处理布置妥当，就带着包括各种宪法版本、法典在内的大批书籍，到温暖的南方休养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开始由刘少奇主持。
1954年元旦中央机关团拜会，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由朱德总司令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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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高饶案情大白（4）
陈毅等出席全国军事会议的军政领导人都出席了这次盛大而隆重的元旦团拜会。
大家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显示出一片团结祥和的气氛。
1月12日夜7时，陈毅列席中南海西楼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宣读了毛泽东从杭州西湖的来信，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了经过他在杭州作了修改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通过了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议程，并决定将这次讨论的修改草案提交即将召开的全会讨论通过。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
周恩来在全会上讲了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
“特别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
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
陈毅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
他谈了对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不仅仅为了弄清几个人的问题，处分几个人，而是为了弄清思想，达到教育全党的目的。
同时，他坦诚磊落地作了自我批评，特别提及1929年主持红四军“七大”所犯的错误，表示要深刻汲取教训。
这次全会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决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同一切破坏党的团结、损害中央的威信、妨碍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
一天，刘少奇来到陈毅在北京的临时下榻处，诚挚地登门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饶漱石，使你受了委屈。
请你能够原谅！”
陈毅深受感动，连声说：“哪里的话，哪里的话！我们各有各的账，不怪你！”
这事，当天就在一起用餐的宋时轮、张爱萍等几位华东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很高兴。
刘、陈之间的某些误会从此冰释。
四中全会以后，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轮流主持，要求除星期天外，每天下午开半天会，问题谈清为止。
在饶漱石问题首次座谈会上，陈毅宣布开会时说：中央认为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初步检讨值得欢迎，但是很不彻底，所以应该有这样一个座谈会。
一方面饶漱石讲一讲，另一方面由大家给以帮助，很多事实应该有所核对，使饶漱石自我检讨更彻底，问题能够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即采取先核对事实，然后作分析，最后作结论的方式。
大家对座谈会的开法表示拥护，踊跃发言，以后在邓小平、谭震林主持下开了多次。
经过与会者的共同努力，座谈会达到了预期目的，在大量事实面前，饶漱石不得不承认错误。
这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报告》，上报中央书记处。
这份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所有事实都同饶漱石一一核对。
这为后来处理饶漱石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于黄花塘事件，报告指出，“证明这一事件完全是饶利用陈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陈的宗派活动。
饶在发动斗争时，既不同陈当面商谈，又不向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错误地加陈以所谓反毛主席、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
饶在致中央电报中捏造陈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德才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样来达到其赶走陈的目的。”
“1944年，陈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对自己在华中局团结问题上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提出陈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
饶回电对毛指示和陈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的事件表现出，饶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关于1949年饶漱石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事件，报告指出，“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
十三、高饶案情大白（5）
’”3月4日下午2时起，陈毅同周恩来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2400多名高、中级干部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先由周恩来传达高岗问题，后由陈毅传达饶漱石问题，直到夜里10时半才散会。
这是少有的引起巨大震惊的长报告。
在长达八个多小时的传达中，整个会场中与会者思想高度集中，除了传达人的声音外，几乎是鸦雀无声，大家既对传达的内容感到惊奇和意外，又对增强党的团结和高饶问题表示关心和重视。
周恩来指出，“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已经发展到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企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尽管四中全会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但他实际上拒绝反省，并且企图以自杀来自绝于党和人民。
因此，对高岗目前有些悔罪的谈话，我们还不能轻于置信。”
陈毅的传达生动形象，富有感染力。
他联系到红军、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等各个时期的实际，揭露饶漱石长期造谣作假、挑拨离间、玩弄阴谋诡计的种种事实，使大家看清了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的嘴脸，并从中得到深刻教训，引以为戒；同时他一再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一再说饶漱石有饶漱石的账，他有他的账，各负其责，不能因为别人犯了错误，自己的错误就可以减轻一些，表示要不断努力学习，决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增强党的团结，争取新的进步。
中共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的教育和挽救，可以说是仁至义尽的，本来期待经过分别召开他们的座谈会，使他们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有所觉悟，但他们的表现令人失望。
高岗更是顽固地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终于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
鉴于他们的表现，在一年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致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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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手莫伸”（1）
1954年3月9日，陈毅离开北京返华东，拟途经山东时在济南停留数日，向山东的党组织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这次在北京三个多月，出席了全国军事会议和七届四中全会，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布置召开的多次会议，接触了中央不少主要领导人，对陈毅来说可谓收获巨大，顿然心胸开阔，耳聪目明。
至此，压抑、纠缠他10多年的公案大白于全党，胸中不禁为之一畅。
在济南一连开了几天会。
这天刚从济南黄台农学院所属一个农场归来，得到上海来电，要他迅速返回无锡，说是南巡中的毛泽东即将到达，拟在那里小停。
3月14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受到提前赶回的陈毅的迎接，被迎至湖光山色辉映的太湖疗养院休息。
毛泽东气色很好，话也格外多，与陈毅随意漫谈，彼此甚为欢洽。
第二天，毛泽东邀陈毅去他住处谈话。
毛泽东谈笑风生，气氛融和随意。
他们谈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对事不宜迷信等等。
最使陈毅难忘的，是毛泽东所说的“伸手岂止高饶”这句话。
毛泽东说：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以免有主观臆断和扩大化的嫌疑。
可改提必有代理人。
代理人会不断发生，不会望风而逃。
因此政治上，思想上，必须有所准备。
有准备了，有时假象与本质的矛盾统一，即本质被假象所掩盖，不免有一些具体事情被蒙蔽，难识庐山真面目。
但是，看清了，即解决之，否则贻害无穷。
这次太湖之滨的谈话，使陈毅大受教益。
虽然他向来不向党和人民伸手，调动工作，不随带“亲信”；党交给他任务，不讨价还价；叫他干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要职，还一再推辞，结果被饶漱石乘机“伸手”抢了去，但他仍把这些谈话当成一种对自己的激励和鞭策，时时给自己敲警钟，决心做到自觉不伸手。
送走了北去的毛泽东，陈毅当晚回到南京的寓所。
他心情振奋，感触纷来，不禁慨然命笔，连日写了四首“感事书怀”一类的诗。
这些诗中随处可见激励气节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诗句：“吁嗟我与汝，沧海之一粟。
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
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
“心情承见问，春来冬尽，克奏肤功。
向大泽深山，擒伏蛇龙。
回溯廿年纠葛，知早有伏迹藏踪。
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
“幸得长期培育，每愧过失多。
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
特别是第四首七古，标题用的就是《手莫伸》，可以把这看成是对毛泽东“伸手岂止高饶”的直接回答和信誓旦旦的表白：
七古手莫伸
手莫伸，
伸手必被捉。
党与人民在监督，
万目睽睽难逃脱。
汝言惧捉手不伸，
他道不伸能自觉，其实想伸不敢伸，
人民咫尺手自缩。
岂不爱权位，
权位高高耸山岳。
岂不爱粉黛，
爱河饮尽犹饥渴。
岂不爱推戴，
歌颂盈耳神仙乐。
第一想到不忘本，
来自人民莫作恶。
第二想到党培养，
无党岂能有所作？
第三想到衣食住，
若无人民岂能活？
第四想到虽有功，
岂无过失应惭怍。
吁嗟乎，
九牛一毫莫自夸，
骄傲自满必翻车。
历览古今多少事，
成由谦逊败由奢。
陈毅的妻子张茜后来看到这几首感事书怀的诗篇，爱不释手，一遍遍地反复吟诵。
饶漱石长期明里暗里整陈毅，她的处境也不好过。
陈毅去延安后，是她独自撑起风雨飘摇中的家，一人拉扯着两个幼儿，备感艰难。
他们相似的坎坷经历，使她对这些感怀之作自有非同寻常的理解，吟诵起来更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有感于此，她写了座右铭：“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
终日乾乾，自强不息。
为了工作，必须休息。”
与陈毅共勉。
陈毅对这段寓意深刻的文字极表赞成，当即亲笔书写下来，又由张茜亲自动手铭刻在案头朝夕相见的铜砚上，并刻上“春兰自制”字样，作为他们共同遵守的信条。
3月30日，陈毅离开南京返回上海，张茜带着儿女们到火车站来接。
此事虽小，却使他深受感动，想起此次与家人一别又是四个月，想起繁重的家务和教育儿女的责任全都落到妻子肩上，又心疼又感激，竟一时不知从何处讲起。
他对跟着自己共过患难，尤其是共同经历过黄花塘那段往事的妻子，是非常挚爱的。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夜归已11时，春兰与我谈黄花塘往事，颇凄苦。
总结结婚十余年，我甚得她的帮助。
十四、“手莫伸”（2）
家有贤妻，男儿不遭忿事。
此语信然。
她近来工作方面已上轨道。
休息太少，健康可虑也。
”4月1日下午2时，华东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开幕。
谭震林主持会议，首先宣布这次会议的内容和日程。
他指出：这次扩大会议主要是以讨论贯彻四中全会决议和精神为中心，用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来检查华东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其目的主要是清算饶漱石在领导华东工作中的错误及其影响，同时联系到饶漱石离开华东后华东局的领导进行检查，对现在华东局的负责同志展开批评。
接着由陈毅传达四中全会精神。
他发言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运用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和影响到党内的原理来学习与传达四中全会的内容”。
他说：“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必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
“按照事物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为其对立物的原理，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队伍中分出一部分人来，同样的，资产阶级也可以从我们队伍中分化出一些人来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在这个大题目下面，陈毅联系思想认识回答了一系列问题：“历史久、功劳大，为什么会反党？”
“高、饶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否组织联系？是不是他们派进来的？”
“斗争是不是过火？”
“高、饶都集中反对中央某几个领导人，这些领导同志是否也有缺点？”
“高、饶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他们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因此他们的反党思想是有其一定的市场和基础的。”
“联系本身进行检讨，要有分析，要正确掌握界限。”
“‘知人不易，知己亦难’，不要迷信别人，也不要迷信自己。”
陈毅发言的第二个题目是“根据四中全会精神，来谈一谈我自己的问题”。
他回顾了自192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30余年的经历，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一贯是勇敢的，但不讳言在工作上和党内斗争中也曾有过某些严重缺点或错误，并“高价征求批评”。
他还谈到他的一条重要经验：“必须‘自己管自己’。
人的欲望是愈来愈高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