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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文臣和太监-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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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这哥俩网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行为艺术家”。明代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手机和电话,但仍然有一种民间传播途径。谁谁是大名士,谁谁有才华,谁谁行为不同于常人,谁谁无意于科举,等等,在士林里还是传播很快的。所以一见面,都互相恭维,“大名如雷贯耳,闻声相思好多年”,就如现在网友聚会,互相说:“你这个ID我很熟悉。”
  娄家公子首先注意的“名士”是杨执中。这是个数次科举不中的庠生,因为不得志,他便发牢骚说因为永乐大帝搞坏了大明江山,大明今不如昔。听说此话的娄家少爷立即引为同道。这位杨执中在一般人眼里是个怎样子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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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2)
“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一切账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考不上功名,做个职业经理人不也是蛮好的吗?可他偏偏不,还想着官场,摆摆读书人的谱,给人打理盐店,亏了人家七百多两银子,被官府收押。
  这样的人在娄家哥俩眼中是轻俗利、有气节的奇人,便利用自家权势将他从官府里保出来。这样一个杨名士其实最怕官,也最在乎权势。娄家少爷第一次拜会他时他误会为官差抓他,让人撒谎说自己不在家。当他知道是相府公子找他时,立马谦卑地对娄家仆人说:“既是两公错爱,我便该先到城里去会他,何以又劳他来?”
  可他在公众场合,时时显示自己是淡泊名利的高士,主流媒体他不能在上面说话,便自己到处上网贴自己的帖子,积攒人气。碰到一个不识字的卖菱小孩,也塞一张自己写的帖子,上面有一首不知从哪儿抄来的诗: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娄家公子来他家,就让他俩看自己破书房墙上的诗:“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
  这两下子,一开始还真蒙住了长在豪门的娄家哥俩。自己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饭都吃不饱,还不愿意“妄为些子事”,一天只想天上掉馅饼,“春风到草庐”,一觉起来就显达。这样的人,从古到今都不少。一旦有一点利益来了,马上屁颠屁颠地拥上去,娄家公子相招聚会,杨执中连自己傻儿子老六都带去打秋风。
  娄家相招的第二个“名士”便是杨执中的好友权勿用(全无用)。杨执中向娄家少爷如此介绍他:“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这样一个“第一等人”的行为艺术更是惊世骇俗。他戴着孝帽子进城会朋友,书中描写道:
  “左手掮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脚高步低地撞……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首,进城该走右首,方不碍路,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这哥们对交通规则还不如进城卖柴火的乡下人熟悉。这行为艺术一年前在北京建外现代SOHO旁边搭一个“鸟巢”,住了好几天的诗人何如?
  这样一位“名士高人”,究竟是何种德行呢?拐了兰若庵的尼姑僧远,藏在家里任自己享用,被庵堂的主持告到萧山县知县那里。
  娄家公子招的第三个“名士”,便是权勿用时常说起的张铁臂,自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砍了个仇人的头装在革囊里,寄存到娄府自己亡命天涯。这分侠肝义胆让娄家少爷委实佩服。可是害怕人头发臭的娄家,打开革囊一看,里面原是个猪头!
  娄家请来的第四个“名士”,便是后来穷困潦倒,死在他乡,自己ID被人冒用的牛布衣。
  可怜的娄家少爷,花了这么多银子和精力,搞了个“网友聚会”,来的就是些这样的主。最终只好收起当领袖的心思,闭门谢客,整理家务了。
  《儒林外史》中还写过一次玄武湖边的选美风月会,策划、组织这场风月大会的,一个是有钱的世家子弟杜慎卿,一个是没钱但有点子的策划奇才季苇萧。
  这个季苇萧是《儒林外史》中少有的一位活得真实的人。他到处奔波走穴,一会给这个官员出点主意,一会给那个商人帮点忙。老婆不在身边,因此靠泡妞来打发寂寞的时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读了几本书的文人入青楼、纳小妾非常正常。
  这季先生最可爱之处,则是他好色从不遮遮掩掩地解释,而是爽快承认。他娶了王老爹的孙女,碰到了王老爹的女婿——也就是他老婆的姑父。可是他毫不回避自己娶妾,指着洞房的对联“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对姑父说:“我们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而且解释了“泡妞”经费的来源:“我一到扬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所以又娶了一个妾……”何等的坦率,季苇萧的言外之意就是:有了银子就应该用来泡妞,这是光荣正确的事业。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3)
天长杜家的两位后人杜慎卿、杜少卿哥俩,一个是对利益得失算得清清楚楚的假名士,一个是真的不计较钱财的真名士。杜慎卿是前者,他结交一帮帮闲篾片无所谓,花不了他几个银子。问题是他既好女色,又好男色,还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其实圈里的朋友都知道这位杜老爷那点爱好。自己托著名的媒婆沈大脚满城去找美女做小妾,季苇萧祝贺他,他假惺惺辩驳道:“先生,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不然,我做这样的事怎的?”
  好色就好色,偏要假传宗接代这种“孝道”之名,还引用了开国皇帝太祖的话:“我若不是妇人生,天下妇人都杀尽。”可季苇萧这位风月场里的高手,太了解这位正人君子其实和自己是同道者,因此敢于开他的玩笑,将一个五十多岁的丑道士说成飘逸风流的少年,惹得杜先生推迟去察看小妾,急忙忙赶到道观去结交。
  因为两位都热爱风月事业,所以他们邀请所有南京戏班子的旦角,在玄武湖边搭起了选美台子。杜先生此番豪举虽然花钱不少,但“自此,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这位杜十七爷名震江南”。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运气不好,考不上进士,进不了官场,又没有搞民间社团的能量源和胆量,也没有让士林佩服的学术潜质,那么出名的办法只有一途:投身风月事业。——当然这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如果你没有祖宗遗留的巨大产业,还是先急着去挣银子吧。
  最庄重的一次聚会,则是南京泰伯祠落成,金陵城里有点名气的读书人都去参加祭礼,这次聚会实则是一次江南民间知识分子的排座次。中国人有一种顽固的排名情结,不论在庙堂还是在江湖,是从文还是习武,最终都要搞出一个排名表,读书人考中进士,一甲第几名,二甲、三甲多少名,那是伴随他一辈子要带到坟墓中的资历。宋江等一帮打家劫舍的好汉们,平时称兄道弟,但排起座次来毫不含糊。连花界的妓女们,也要搞“十二钗”之类的评选。
  常熟县有一个真儒虞果行,名闻儒林半生,到了五十岁终于中了进士。这把年纪从知县做起,太晚了,做翰林也太穷,因此被派到南京国子监做了一个博士这类闲官,领一份俸禄不问政事,在官场当然属于被边缘化的人,但在民间士人眼里,他还是有官方身份的。另一位是出自书香世家的庄绍光,也是科举不第,但名气很大。天子下旨征辟,进北京面圣一次,虽然没做成官,但皇帝仿照玄宗对李太白赐金出宫的故事,奖励他五百两银子,让他回南京安心读书。这样的布衣当然非同寻常。
  因此,泰伯祠落成的祭礼上,主祭由虞果行担任,庄绍光任亚献,排名第一和第二。靠编考试指南的老秀才马纯上,知交遍天下,而且是浙江人,从各方面考虑选做三献,这种大型聚会资历和地域都要充分考虑,以显示平衡。再往下排,最有影响力就数杜少卿和迟衡山先生了,他俩做了出镜率很高的引赞,然后再根据各人的影响力,分派各位担任大赞、司麾、司尊、司玉等职。一共三十八人参与其事,场面搞得很大,在南京城引起了轰动,可惜那时候没有电视,不像现在能直播古装成人典礼之类的仪式,但也能口口相传,让江南儒林知道了这些进入名单的著名民间士人。
  这些江湖上不得志的读书人,其思维和行事方式,究竟和庙堂上得志文臣们又有什么区别?
   。。

假中书成真的奥妙(1)
《儒林外史》第四十九回《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讲一个假官员蒙骗了几位真官员的故事,结局极具戏剧性,假官员最后变成真的了。
  这位假官员叫万里,字青云,本是浙江钱塘县一个秀才,却科场蹭蹬,考了多少年都没有中举。他在江宁县碰到了已经是翰林的高某,二十年前高某还是秀才的时候两人结识,从此音讯杳无。而此时万青云正冒充内阁中书。——用他自己事发后的话解释:“只因家下日计艰难,没奈何出来走走。要说是个秀才,只好喝西北风;说是个中书,那些商家同乡绅财主们才肯有些照应。”
  这万秀才假冒中书确实因为生计所迫,科举时代有“穷秀才,富举人”之说,全国能考中进士,直接当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而能考中举人,便算是进入精英阶层了,有了做官的资格。即使不做官,在乡间主持书院,办理临时公差,也很有油水,受乡绅们尊重,一般穷不了。因此就不难理解范进中举后,从一个穷秀才一步登天,有人主动送银子、房子和仆人。万秀才考了几十年,不能中举,又没有别的生计,假冒官员实非不得已。但他不敢冒充进士和举人,科举时代每次考完后都有名录,考中者的名字天下士林的人全知道,冒充科名容易露馅。
  为什么吴敬梓说万秀才冒占凤凰池呢?这有一个典故,武则天当国时,将中书省改称“凤阁”,将门下省改称“鸾台”,明清的内阁照典故别称为凤凰池。到了明代已经废除了宰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大学士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尽管后期内阁大学士权重,但内阁的中书——也就是说是政府办公厅一般秘书,实则没什么权力。中进士的,第一流进翰苑,作为重要干部培养,前程似锦;其次则是做知县和六部的主事,有实际权力;而内阁中书最清贫,一般没有进士愿意做,但说起来这职位还是很重要的,毕竟处在中枢。
  这样一个有虚名而无实利的职务,到了明朝后期,就成为捐官者一种合适的选择。因为内阁中书也是学习的性质,三年期满可以授职,比如去做知县。当大批有钱者捐钱买了个中书的衔,不可能都去北京城的内阁上班,大部分呆在家里,等期满后再活动一个实职,因此冒充中书最保险。
  假万中书碰到高翰林,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先在高翰林家里,和真中书秦某、施御史一起喝酒聊天,大谈科甲的学问。这秦御史也是捐来的官,根本不去北京上班,当然不认识“同事”万中书。因为是“同事”,将来少不得互相照应,第二天秦中书做东,再请高翰林、施御史和万中书赏脸。
  可哪知道总有一些小概率事件发生,众人就在秦中书家中推杯换盏时,钱塘县知县派衙役径自过来,将万青云捉拿。原因是负责海防的苗总兵吃了败仗,被参革,抄家时发现了万秀才拍苗总兵马屁的诗文。——人家主要就靠这种方式,打财主和武夫的秋风,有啥稀奇。但我国历史上办案,唯恐不能枝蔓,办案者一定要尽量牵连,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万秀才此刻知道,拍总兵的马屁算不了什么,可冒充朝廷官员的事情,被查出来则是大罪。此时,侠义之士凤四老爹出面,让秦中书掏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由高翰林出面,找到施御史到京中活动,给万青云捐了一个真中书。
  高翰林、施御史和秦中书和万秀才无非是场面上的一饭之交,他们为什么这样慷慨仗义?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这又拜我国帝制时代司法特点之所赐。
  前文已经提到,办案者往往唯恐四处枝蔓不多。如果真是一个严格按程序、按律法办事的体制,高翰林、施御史和秦中书根本不用担心。因为万秀才的假冒朝廷官员,他们并不知情,完全不用负连带责任,如此的话万秀才只能自作自受。
  然而在帝制时代却不是这样,案子怎样办,办案官员个人意志非常重要,如果他无限上纲上线,说高、施、秦等人和假官员称兄道弟,几个人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且办案者极有可能这样干,因为只有把自己所握有的合法伤害能力,用到极致,才能为自己最大限度地牟利。所以凤四老爹说:“只是一场钦命官司,把一个假官从尊府上拿去,那浙江巡抚本上也不要特参,只消带上一笔,莫怪我说,老先生的事只怕也就是‘滚水泼老鼠’了。”
  

假中书成真的奥妙(2)
凤四爹的话绝非危言耸听,吓唬秦中书,此时,秦中书、高翰林、施御史和假中书万青云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秦中书要想不破家,只有万秀才的官司不输才行。如此,不论秦中书和高翰林、施御史多么懊悔,多么讨厌万秀才,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全力帮助万秀才。
  说到假官,其才能和道德操守并不一定比真官差。清初苏州太仓某人的《砚堂见闻杂录》,记载康熙年间,一个姓郭的官员在赴任池州知府的路上,被一位姓张的强盗杀死,独独留下他的妻子和儿子,强盗拿着委任文书去上任。几年内在当地惩处恶霸,提倡农耕,造福一方,后来真知府的小舅子来探望姐姐,才东窗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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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青年成长为“超人”之路(1)
一个纯朴乡下青年成长为“超人”之路
  从《儒林外史》匡超人的身上,我们能看到许多熟悉的影子,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人生》中的高加林等。
  他们都是在乡村里长大的青年,曾经纯朴善良,最后一步步适应社会的种种明暗规则,变得功利。匡超人比他们几个的蜕变更为聪明,因为他的变似乎就是一种水到渠成、化蛹为蝶的成长,没有丝毫的矛盾、困惑、扭捏。鲁迅小说中《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从傲士成为军阀的幕僚,其内心是痛苦而煎熬的。这一切,匡超人统统没有,他的蜕变无任何心理障碍。
  匡超人人生的道路上有两个导师:乡试久不中以编辑科考作文选为生的秀才马二,浙江布政司的书吏潘三,对匡超人来说,缺少任何一人的教导,他都不可能成功。乍看起来,马二的教导,是让他如何走“正路”,参加科举显身扬名;潘二的教导,是走“邪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唯利是图。但对一个进城谋生的乡下青年来说,这些都是必须具备的生存知识,缺一不可。而匡超人天资聪颖,举一反三,很快在正邪两途中,游刃有余,青出于蓝了。
  匡超人邂逅马二先生时,他正流落在省城杭州,衣食无着,得知父病的消息无法回乡探望,只能在西湖边摆摊测字,以求果腹。
  匡投了马二先生的缘法,是因为马二看到这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正在看一本自己选编的《三科墨程持运》——隐约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这个科举不得志却不得不吃科举饭的人,看到陌生人读自己的书,油然有种知己之感,就像唐代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结伴出游,途中碰到美丽的歌女,吟唱自己所作的诗歌一样欣喜。读书人这点虚荣心,自古皆然。等弄清楚匡超人的家庭状况后,马二先生又被感动一把,于是解囊相助,赠送匡超人回乡的盘缠,并一再灌输主流价值观:“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不得受苦。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顺便又为自己编的书做了回广告。
  匡超人回到乐清后,孝敬父母,用功读书。很幸运地被下乡巡察的知县知道了,深为感动。——这是一个值得主流意识形态大为宣传的青年楷模。既然知县鼎力相助,县考取了案首,在知县的举荐下,顺利通过了府考和院考,成了庠生——即秀才。
  此时,一件偶发事件改变了匡超人的命运,知县在仕途上栽了一个小小的跟头,上峰派人来摘他的印,他在当地官声很好,于是城里老百姓发生了骚动,匡超人也随着人群起哄,上面有人告密,说他是闹事的头头,在潘保正的帮助下,他避祸再游杭州。
  以第二次到杭州为分水岭,在此之前,匡超人是个勤奋、孝顺、朴实的农村青年,这样的青年,在哪个时代都是主流价值观予以正面评价的。我们不能说匡超人这些特点是装出来的,这是在乡下自然长成的。他的勤奋、孝顺、朴实也为自己的人生带来最大的转机,不如此,马二先生和知县根本不可能帮助他,由此他完成了社会身份的转变,由一个农民变成士人,从草根走向精英。这种阶级的变化有人穷其一生都不能完成,因此他具备了农民所不能比的社会地位。
  完成这一社会阶级的转变后,他的勤奋、孝顺、纯朴这些无形资产已经用到了极点,成了秀才的他,到了杭州,如果还是第一次碰到马二先生的那样处事,他只能成为潦倒一生的穷秀才,因为乡试中举,绝非自己可以左右的。
  匡超人于是开始了转型,这种转型是在内外两种力量推动下完成的。他认识了开头巾店的景兰江和做医生的赵雪斋,在两人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一大批所谓的名士。这些名士实际上是不得志的边缘知识分子,科举的路走不通,便以聚会作诗标榜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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