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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蒋介石采纳了戴季陶的计谋：以宴请为名，将胡汉民骗到国民党总部，由士兵将他押送到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
由于舆论公愤，蒋介石也不再提竞选总统的事了，只是在国民会议上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 “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选举、罢免、创编、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 而国民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国民政府主席，而这个主席就是蒋介石。【五院体制和总统制之争，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复辟帝制、“府院之争”有相似的深层次政治体制问题。这个问题没解决好，是中国内乱不休和日军大举入侵的重要根源之一。】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4）
“剿共”
在蒋系国民党右派大力进行党内争斗及军阀内战的同时，先前被整个国民党右派血腥镇压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27年于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决定结束陈独秀领导下的“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始终没有当主人的决心”的右倾错误——这个路线实际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旨意，确定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总方针，批准了周恩来、毛泽东等分别组织的南昌起义和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
这两大暴动都未能成功，但毛泽东却最终带着部队； 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崇山峻岭中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最初，不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部，都对“上山”之举不以为然，国民党更是称其为成不了气候的“山大王”和“赤匪”。但是，经过“三湾改编”后的红军，却由于远大的政治抱负、良好的纪律和彻底的土地革命运动，以出乎党内党外方方面面意料之外的速度发展壮大着红色根据地。特别是在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余部前往会师，建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更加兴盛。
1928年前后，党内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开创的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发展模式进行了争论。国民党的新军阀混战，使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学说很快成为既成事实和大趋势。1928年11月，井冈山经验被中共中央正式推广。
就在国民党内进行军权争夺战之际，湘鄂边、赣东北、鄂豫皖、左右江、陕甘等地一系列红色根据地迅猛发展起来。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了15块根据地，红军人数也迅猛扩大到10万余人，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1929年10月26日，中东路战争期间，共产国际在给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强调：国民党的军阀混战，使“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形势进入夺取政权的“第三时期”。要求动员群众发动政治大罢工，夺取中心城市，“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
1930年6月11日，中东战争已经结束了，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半年前的指示，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其中强调：“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这就决定民主革命的胜利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命令红军各军团从各根据地大举出击，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并在各大城市布置总罢工、总起义。
各路红军对城市的四面出击，相继遭到各地优势兵力和装备的国民政府地方军的重创，在短短一两个月时间内，减员3万余人，部分根据地丧失，全国11个省委被破坏，党员人数从19万下降到12万。
血的代价促使中共高层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反省和纠正，决定重新恢复在农村发展红军和根据地的策略。1930年10月，李立三也被共产国际抛弃。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主动撤离长沙后攻占了吉安，进而将赣江两岸根据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地区的红军也重整旗鼓。【苏联斯大林当局一直把中共和中国红军当作苏联的一个棋子。当苏联与国民党政权冲突时，就让中共猛攻蒋介石当局；当苏联与日本冲突时，又要求中共对蒋介石当局绝对妥协，几近于投降。这是中共内部斗争和国共关系波动的重要根源之一。与此相对应，国民党方面则受到美国的相似操纵。近现代中国的命运，遭受了太多的外国干预和操纵！中国人迟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近现代通史的一大关键。】
但是，红军这次猛烈的四面出击，引起了南京当局和国际###产主义阵营的重视。在美英和日本的支持怂恿下，1930年10月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当局就在南昌、汉口设立海陆空军行营，向赣西南、鄂豫皖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赤匪”的战争。
其中，南昌行营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敌总司令，于11月调集10万大军，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战法，“围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及其赣西南苏区。红军抓住战机，于12月30日一举歼灭孤军深入的张辉瓒部9000余人，并活捉张本人。又于1931年1月3日乘胜追击，歼灭闻风溃退的谭道源师一半。五天之内两次大捷，俘虏士兵1万余人，缴获枪支13000支。
1931年3月27日，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20万大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分4路向赣西南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红军采取集中兵力、避弱打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于5月15日利用有利地形，伏击歼灭公秉藩师大半，随后又乘胜反击，四战四捷。以劣势装备，获得在半个月内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的惊人战绩。
同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至南昌行营，调集30万大军，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向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仍以“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为对策，联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深入敌后取得8月4日的莲塘、良村大捷和11日的黄陂大捷，歼敌9000人，并以声东击西战术摆脱敌军包围。
9月份，由于南京政府的“剿共”行动接连受挫，导致蒋在军中的威信下降和南京政权的统治动摇，国民党宁粤分裂。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因粤桂联军窥视湖南而被迫部分调防，红军乘势追击，又获大捷，最终取得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的战绩。
在赣西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同时，1930年11月和1931年3月，鄂豫皖苏区也接连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歼敌17000多人。
红军在反围剿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套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包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等。这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日后的敌后抗战甚至正面战场的抗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既要应付国民党内的纷争甚至战争，又要应对苏联的压力，还要“剿灭”中国共产党，又要抵抗日军的入侵，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也真够辛苦的。蒋介石企图用对内镇压的手段平息国内的阶级矛盾，注定会使内忧外患愈演愈烈，难以自拔。】
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5）
“九一八”
就在国共两党的军队进行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内部宁粤分裂，中苏就赎回中东铁路交涉即将达成协议之际，1931年9月19日凌晨1时7分，在东京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接到奉天土肥原大佐急电：
十八日夜十时半左右，在奉天北方北大营西边，暴戾的华军破坏了满铁路线，袭击了我方守备队，与奔来的我方守备队的一部分发生了冲突。根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已开向奉天。
没过多久，参谋本部又接到电报：“我军正在出动主力，扫荡满铁沿线之中国军。”
日本报社紧急印发号外惊呼：“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队，这是奉天军的有计划行动。”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却并非如关东军电报和日本报纸所言，其实际爆发背景和具体经过都比较复杂，并与日本“一夕会”、“樱会”、“黑龙会”等极右翼少壮派军官组织和民间黑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
日本军队自明治维新以来，陆军上层为萨摩、长州（现山口县）藩阀盘踞、垄断。1921年10月27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中的“三杰”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敏四郎三名年轻的少佐，在德国巴登巴登温泉相遇畅谈，感慨当时日本陆军有两大弊端：“其一是人事任命不公，特别是长州阀的专横；其二是封闭在统帅权躯壳内，脱离了国民。因此（军方）必须进一步与国民结合。”他们回国后，成立了陆军大学第15期至第18期阀外少壮派军官组织“二叶会”。在“二叶会”的影响下，陆大第21期至第25期的约10名学生成立了国策研究会，又名“星期四会”。
在刺杀张作霖不久后的1928年11月3日，铃木贞一中佐主持了“星期四会”的第一次###，刚上任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特地出席会议，并讲解《战争论》。在12月3日的“星期四会”第二次###时，“二叶会”的永田铁三和东条英机等也参加了，并就满蒙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1929年5月19日，“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40余名大、中、少佐级少壮派军官联合成立“一夕会”，其中包括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中佐。“一夕会”是日本少壮派军官间的横向联合，其中没有一个长州籍和宇垣派的阀内军官。
当天的###讨论得出结论：“满蒙问题用外交方式无法解决，必须以军事实力驱逐张学良。为了使人事配置适应此目的，首先要努力向陆军省部的要职转移”。会议决定推举由驻北京武官调任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长的建川美次少将担任顾问。
在这群军官的推动下，武力解决满蒙问题逐渐成为陆军省部主要课长和幕僚的基本信念，并于1929年由日本关东军组成发动“满洲事变”的阴谋集团，组织特务深入东北进行相关侦察。
这时，美国1929年至1932年“大萧条”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使得在1927年刚刚爆发金融危机的日本雪上加霜。在海外拥有大量殖民地的欧洲强国，纷纷通过建立国际经济集团来转移和缓解经济危机压力。日本在海外缺乏自己的经济圈，只好一面千方百计扩大对外出口，一面着重于国内调整。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内阁提出对内的紧缩财政开支、产业合理化政策，和对外的稳定外汇，振兴出口政策，并于1930年1月取消了黄金出口禁令。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这些政策适得其反。其中，解禁政策导致日本黄金在两个月之内外流亿日元，金融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当年，日本出口较上年减少3％，工矿业生产下跌％，国民名义收入下跌％，大米价格暴跌超过50％，蚕茧价格下跌1/3，均突破纪录。
持久而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引发社会危机。1930年5月的失业人数，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达到378515名，但日本《经济学家》杂志推算的当年上半年失业人数为120万至130万，另有社会学权威估计该数字为200万至300万。劳资纠纷从1928年的1021起、涉及101893人，急剧上升到1930年的2289起，191805人。其中，城市的罢工等对抗行为，相应从383起、46672人，上升为906起、81329人。农村的佃农纠纷也同样严重起来。从1928年的1886起，上升为2478起。许多地方出现上学带不起米饭的“缺食儿童”和被父母卖为娼妓的“卖身姑娘”。在日本东北某农村，被卖身的青年女子甚至多达1/2，村公所竟挂起了“卖身商谈所”的招牌。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又进一步促成政治危机。在城市工人发展工会和共产党的同时，全国农民组会也成立起来，与此同时，地方和军队的极右翼组织、暴力组织也日益活跃。“急进爱国党”、“爱国勤劳党”、“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会”、“大日本生产党”等纷纷成立。各式各样的右翼组织、法西斯组织，有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主张：革新内政、改造国家、排外主义、对外扩张等等，莫衷一是。
也就在这种背景下，1930年9月，驻土耳其武官桥本欣五郎中佐回国，他劝说一些比“一夕会”成员更年轻、也更接近日本中下层社会的中低级军官筹建新组织。与会者对“大陆问题”和“改造国家”问题的轻重缓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1930年11月14日，同美国签订海军协定，批准“伦敦海军协定”的日本滨口首相在东京被“爱国社”刺杀，不治身亡。桥本欣五郎又组织第二次聚会，宣布成立“樱会”，并决定优先促进国内改革。“樱会”与大川周明等民间右翼势力密谋，准备于1931年3月发动军事政变，成立以陆相宇垣为首的军人内阁，强力推进国内改革。
主张优先解决满蒙问题的“一夕会”骨干冈村宁次和永田铁山得到消息后，立即进行活动，促使陆军部和关东军方面对“樱会”的政变计划进行强有力干预，“三月政变”最终由于宇垣被迫改变主意而流产。【所谓军人内阁，即军政合一的法西斯政权。】
实际上，为研制侵华方案，关东军参谋部石原莞尔、坂垣征四郎等从1929年到1931年夏，先后以“参谋旅行团”的名义在东北各地进行了四次成系统的搜集情报工作，提出了《参谋旅行计划》（1929年3月）、《战争史大观》（1929年7月以前）、《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29年7月）、《为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的解决满蒙问题方案》（1929年7月）、辽西旅行方案、《为解决满蒙问题战争计划大纲（对美作战计划大纲）》（1931年4月）等等宣传论著和计划方案。
其中，《战争史大观》强调：“最近之欧洲战争，乃欧洲诸民族最后之决胜战，不得称之为‘世界大战’。欧洲大战后，西洋文明之中心转移至美国。接踵而来之战争，将成为日美为中心，乃真正之世界大战、人类最后之大战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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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九一八”·安内攘外·伪“满洲国”（6）
1930年9月，关东军司令部兵地志主任幕僚佐久间亮三大尉，根据《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完成《关于统治满蒙占领地的研究》。在《研究》付印前送给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签字，三宅说：“这玩意以后能用上就好了。”石原莞尔洋洋得意地说：“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三宅连一页也没看完就签了字。《研究》的主要内容为：
一、关于占领满蒙的目的、意义及统治方针：
（甲）将来战争时，要迅速将满洲及蒙古一部分占领之，并将它完全置于我势力之下，为了对外长期作战，获得资源并确保根据地；
（乙）由于扶植我国势力，于解决时局后，促进帝国国民在满蒙发展，并打开帝国的粮食问题、思想问题的困境；
（丙）在占领地实施善政，确保治安，开发产业交通。
二、实现方针：
（甲）军队要迅速毁灭在满###军，占领政治、交通、经济要地，首先以满洲大部分地区为第一期统治地，统一实施军政，尔后，适应情况，再将占领地区和统治地区向蒙古地方扩张；
（乙）在占领地区实施的军政，要满足国军作战上的要求，同时要包括占领地一切行政，为将来帝国统治满蒙打下基础；
（丙）统治占领地各种费用，要在统治地区自给之，进而要开发占领地富源，以期为我帝国作战提供充分的各种资源，并期望以此缓和日本财政。为此，1。 实施军政，其要点包括：行政机关及一切行政组织；实施行政及总的经过；对占领地人民的处置；2。 维持治安（守备队、宪兵、自卫团）；3。 财政；4。 交通通讯；5。 产业；6。 教育、宗教等等。
三、对占领地统治的三个阶段：
第一期，自作战初期起，某些地方即开始实行军政，预料大致为半年至一年时间；
第二期，大致占领全部地区，开始实施军政，但局势尚未稳定，大致需1年～2年，此时预料可以东三省现在的收入（一亿二三千万元）的40％～50％作为军队收入；
第三期，为全部地区实施军政，大致稳定时期，据某专家估计，每年大约收入二亿日元并不困难，此时可以一亿六七千万日元作为我国统治费用。因此，在第三期以后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可以支援帝国战争。
进入1931年，关东军的研究已经深入到计划作战现场的层面。石原和佐久间分别就“进攻奉天要领”、“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进行研究。从1931年1月17日起，关东军每个星期六都召集全体参谋举行“占领地统治研究会”，商讨作战计划。军事方案确定之后，关东军方面开始进行战争动员。
1931年2月下旬，日本参谋部组织到东北实习的日本军校教官学生听取坂垣征四郎所做《从军事所见到的蒙满》报告，演讲被印成小册子，广泛散布。文中宣称：
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拼着国运，坚决进行了日清、日俄两次大战，结果，在大陆的一角建立了特殊地位……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这当然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衡量，我敢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
日本帝国对满蒙的使命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龄、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
中国的西域控制着绵亘于亚洲大陆中央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即大雪山）之险，要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