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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绍荣拚命地给夷人解释，说明“钦差大臣”这种官职只在非常时期才任命的，近年来只有一个先例，那是七年前台湾叛乱时，任命福州将军瑚松额为钦差大臣，所以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这样，夷人们才明白了这次也许靠钱不能解决。对方毕竟是钦差大臣，话一旦说出口，恐怕不会随便收回。那么，要不要咬一咬牙，给他一点面子呢？于是夷人们才稍微让了一点步。
夷人的答复根本不谈保证书的事，只说愿缴出储存的鸦片一千零三十七箱。而林则徐研究了各方面的情报，估计存放在趸船上的鸦片约有二万箱。
“一千箱，不成！”
英方的申报一下子就被顶回去了。
为了进行追击，钦差大臣对夷馆内的一名英国人发出了逮捕令。
这名英国人是颠地商行的颠地。
林则徐本来是想把查顿？马地臣商行的查顿作为鸦片商人的代表，加以逮捕，以示警戒。但这个查顿在林则徐到任五天前已经回英国了，颠地当了他的替身。
这个逮捕令当然也没有直接给夷人看，而是向县政府下令，由县再下达给公行．
但是，当公行向夷人方面传达这个命令吋，词句都不一样了。原来的命令是：“速将颠地一犯交出。”而公行向夷馆传达的却成了“招颠地氏进城。”
可是，夷馆方面认为颠地有生命危险，拒绝了这个命令。
当时英国驻中国商务监督是海军大校义律。钦差大臣到任时，义律在澳门，他听到广州十三行街的气氛险恶，急忙奔赴广州。
他是个鹰派，曾在给巴麦尊外交大臣的报告中建议说：“强硬的言词和行动，无疑地可以刹住当地政府轻率的气势。”
义律还在小看着中国，他依仗着大英帝国的权威。
阳历三月二十四日，义律挺胸凸肚地进入了广州的夷馆，首先高高地悬挂起英国国旗。
他入馆之后，立即给公行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同意让颠地先生到城内去。不过，必须附带条件，我作为英国商务监督，要与颠地先生同去，并以盖有钦差大臣大印的明确的文书，保证我们两人片刻也不受隔离。”
不过，对林则徐来说，早巳不把颠地当作一回事了。
他准备包围夷馆，一举使对方屈服。限期已过了数日，他之所以没有包围，那是因为敌城——夷馆里没有主将。义律既然进入了夷馆，那就不必犹豫了。
他再次向伍绍荣下谕帖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 虎门之烟（2）
……前已命令将鸦片全部缴官，并在三天内立下
保证书，但至今仍无答复。因而对停泊在黄埔的外国
船只实行“封舱”，停止买卖，禁止装卸货物，各种工匠、
船只、房屋等，不；住给夷人雇用租借。违反者将以私
通外国罪惩处。……夷馆的买办及雇用人等全部撤出！
要查禁鸦片，最好的办法是搜捕停泊在伶仃洋上的鸦片趸船，但这靠清朝海军的实力是办不到的。因为实际的鸦片交易是在陆地上的夷馆中以“立券”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才包围夷馆，迫使夷人缴出鸦片。
天之所厌
英国商务监督的办事处。并不在称作英国馆的原东印度公司、而是设在法国馆与美国馆之间的“中和行”。房主也是公行的成员之一潘文寿。夷人在中国不能取得不动产，虽然称之为夷馆，其实都是中国人的私产，把它租给夷人。
据说包围夷馆的官兵达千人，通宵吹着喇叭，敲着铜锣。
夷馆内有二百七十五名外国人。清政府关于不得携带妇女的禁令和不得过冬的禁令有所不同，这个禁令得到很好的遵守，所以夷馆里的夷人全部是男人。不过，说是得到很好的遵守，其实恐怕是认为广州对妇女儿童是危险的地方。
林则徐大书了以下四条谕帖，张贴在中和行的墙上：
一、论天理……，尔等离家数万里，一船来去，人海茫茫，如雷震风暴之灾， 蛟鳄鲸鲵之厄，刻刻危机，天谴可畏。我大皇帝咸德同天，今圣意要绝鸦片，是即天意要绝鸦片也。天之所厌，谁能违之？……前者大班刺佛图占澳门，随即在澳身死。道光十四年，律劳卑闯进虎门，旋即忧惧而死。马地臣暗中播弄，是年亦死。而惯卖鸦片之曼益，死于自刎。、……天朝之不可违如是！
二、论国法，……今则大皇帝深恶而痛绝之，嗣后内地人民，不特卖鸦片者要死，吸鸦片者也要死。……恭查大清律例内载：化外人有犯，井依律拟断等语。……若贩卖鸦片，直是谋财害命。况所谋所害，何止一人一家！ 此罪该死乎？不该死乎？尔等细思之。
三、论人情，……尔等来广东通市，利市三倍。即断了鸦片一物，而别项买卖正多。若必要做鸦片生意，必至断尔贸易。且大黄、茶叶、丝斤、白糖、冰糖、桂皮、银朱、白矾、樟脑等类，岂尔各国所能无者？而中原百产充盈，尽可不需外洋货物。
四、论事势，……尔等远涉大洋，来此经营贸易，全赖与人和睦，安分保身，乃可避害得利。尔等售卖鸦片，即里闾小民，亦多抱不平之气。众怒难犯，甚可虑也。出外之人，所恃者信义耳。现在各官皆示尔等以信义，而尔等转毫无信义。……况以本不应卖之物，当此断不许卖之时，尔等有何为难？且（鸦片）尔国不食，势难带回，若不缴官，留之何用？至既缴之后，贸易愈旺。……故不惮如此苦口劝谕，祸福荣辱，皆由自取，毋谓言之不早也。
对外国人的这些说理，大概林则徐在从北京赴任的途中就已经反复考虑好了的。不过，起作用的还不是这道谕帖里的道理，而是包围夷馆这一现实的压力。夷馆里饮水和食品的储存很少。想一想律劳卑事件当时的情况，就可了解这里一受包围就会一筹莫展。
义律进入夷馆仅四十八小时，就厢服了。
三月二十七日，他发出了一封信，保证缴出英国人所有的全部鸦片。第二天，他通知缴出鸦片的数量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这样，林则徐才下令给夷馆供给食物。但是，仍不准雇用人员回夷馆，也不准夷人离开夷馆回澳门。缴出鸦片只是口头说说，还是真的实行，还必须要得到证实。
林则徐在根除鸦片的谋策上，曾经有建议分阶段进行的办法。他到底是个注重实践的行政官员，这一次也采取了分阶段进行的办法。这个办法是：缴出各个商人在清单上呈报的数量四分之一，则允许买办和仆役返回夷馆；缴出一半，则允许乘坐舢板船往来；缴出四分之三，贝准许恢复贸易；全部缴清，则一切恢复正常。
夷人每缴出鸦片一箱，给茶叶五斤以示嘉奖。
当时广州鸦片的批发价为每箱七、八百元，二万箱的总金额则达一千五百万元。不过，在印度的原价为每箱二百元，包括运费在内，估计实际损失约为五百万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 虎门之烟（3）
在二万箱中，查顿？马地臣商行的鸦片占七千箱，占第二位的是颠地商行，约为一千七百箱，两者差距很大。
据美国领事彼得？斯诺的报告书说，美国人根本没有鸦片，只有为英国人代卖的鸦片一千五百四十箱，已经全部退还给义律。
烟深海国
阴历二月二十六日（阳历四月九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送来报告说，鸦片趸船已送来了缴出的鸦片。
钦差大臣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海关监督豫厚庵等一起，从广州乘船去虎门监察鸦片的缴出。
钦差大臣乘坐的船上悬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烟深海国”四个字。
没收的鸦片共有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和二千一百一十九袋，比义律申报的还要多一千多袋。除去包装，净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合一千一百八十八吨。
装鸦片的容器主要是芒果树木材做的，一百二十斤重的箱子长约一米，宽和高各为五十公分。象虎门这样偏僻的地方，当然不会有能装进二万个这样木箱的仓库。因此在广场上围起坚固的木栅栏，搭起带漆盖草的临时仓库。周围戒备森严，有监督的文官十二人，军官十人和士兵一百人昼夜巡逻。
据林则徐的日记记载，开始接收鸦片是阳历四月十一日，全部接收完毕是五月十八日，实际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此事必须认真进行。在皇帝的身边有反革新派的权臣，稍有差错，他们便会借机拖后腿。
在虎门接收鸦片的原因，除了它靠近伶仃洋外，还准备从这里由水路运往北京。如果从陆路运送，要雇用大批的伕子，在各地歇宿也需要大批的人员警卫。如果装到船上，把船舱严封，那就省掉许多麻烦。
但御使邓瀛认为把这么多鸦片运进皇都会引起轰动，而且路上也有被盗换的危险，反对运送。
把鸦片运往北京的目的，为的是以实物向皇帝证明已经完成任务。
北京与广州之间的距离，乘快马也需要跑二十天。广州发生的事件，稍有谎传，北京也很难凋查。所以凡是重要的事情，最好是看实物证据。
道光皇帝采纳了邓瀛的建议，认为林则徐说的话不用证据也可以相信。他在上谕中写道：“朕断不疑其稍有欺饰。”命令就地处理，要林则徐“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
林则徐接到这个上谕后，立即研究了处理鸦片的办法。
上谕中说要“销毁”。销同消，即消灭的意思。毁是毁坏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要火烧。但一般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烧掉。所谓“化为灰烬”，就有着“一点不剩”的意思。
不过，鸦片用火烧也不能把它消灭。经试验证明，在鸦片上浇油，用火烧，其“残膏余沥”渗入地中，然后把土挖起来熬煮，还可以再制二成到三成的鸦片。
调查鸦片的性质，了解它最忌的是盐和石灰。
因此，林则徐在虎门镇口海边稍高的地方，令人挖了两个池子。据说池子纵横十五丈有余，即约五十米见方的池子。
为了防止鸦片渗透，池子的四周钉上木板，池底铺着石块。临海的一面建有闸门，相反的一面挖有沟道。
首先把水从后面的沟道引入池中，投入大量的盐，把从木箱中取出的球形鸦片块切成四半，投入盐水池中。
这样让鸦片在盐水中浸上半天的时间，然后投入一块一块的生石灰，于是池面上逐渐冒烟，好象沸腾似的。池子上搭着跳板，许多伕子站在上面用长木棒搅和，加快鸦片残块的溶解。
于是瞅准退潮的时刻，打开靠海岸边的闸门，把溶解的鸦片放入海中。
最后用水清洗池子四周的木板和底部，彻底清除鸦片的残渣。两个池子轮流地用这种方法处理了鸦片。
大量的鸦片当然不可能很快处理完。这一工作从阴历四月二十二日（阳历六月三日）开始，仅在五月五日端午节休息了一天，到五月十五日（阳历六月二十五日）才处理完毕。 ．
按照上谕的指示，高级官员都亲临现场，并让一般的民众观看。
这种向民众公开，也许是为了作为一种“证明”，以代替把鸦片运往北京。一九三五年中国准备在伦敦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展出许多故宫的珍品时，有人指责“政府要把国宝卖给外国”。当时政府决定展出前在上海举行公开的展览会，在伦敦展出返回后，再次在南京公开展出。其目的就是要让民众的眼睛来代替“证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六章 虎门之烟（4）
上谕中还说也要让夷人们“共见”。英国人当然不愿来看自己的鸦片被销毁。美国人C？w？金谷曾把他去虎门观看的情景记载了下来。这位金谷为了送还日本的漂流民，曾乘坐被日本幕府所击退的那只著名的莫利逊号美国船 。由于预告这只莫利逊号的到来，而产生了渡边华山 的《梦的故事》和《慎机论》。从而把渡边华山置之于死地。历史往往在奇妙的地方紧联在一起。
从清朝方面来说，认为没收这种明文规定的禁品乃是一种合法的措施；而且上缴每箱鸦片赏赐茶叶五斤，表现了天朝的宽宏大量。
而英国方面却认为这是对英国国民及其财产所施加的非法的压迫，感到十分愤慨。
为了表明这种愤慨，义律命令英国人全部退出广州的夷馆。如果所有的外国人都退出广州，那就会更有效地表现愤慨之大。但义律是英国的官吏，只能以命令的形式强制本国的国民。
义律曾要求美国商人的代表欧立福特“协助”，一起退出广州，但遭到了拒绝。
从美国人来说，以前广州的大部分贸易都由英国人所掌握，现在英国人要退走，商业权就会轻易地落入自己的手中。
但从英国的商人来说，尽管因有义律的命令，他们不得不退出广州，但只要美国人还留在广州，他们还可以通过美国人的渠道，继续进行贸易。
所有的英国人退出了广州，并没有象义律所想象的那样起到戏剧性的效果。英国奉行重商主义，他们十分重视国际贸易。而中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把国际贸易看作是对外夷的恩惠，没有这种贸易就不会发生纠纷，反而觉得对自己有利。可见两国之间的观点、看法不一致的地方太多了。
权臣在内
林则徐到广州赴任之后，把自己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向公行和夷人发出的谕帖的内容等，详细地奏报了北京。道光皇帝对此嘉奖说：“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域中化外皎然。……”
但皇帝身旁的权臣不高兴。
有的人向皇帝上奏一些找碴儿的事情。如御史步际桐就上奏说：处理了鸦片，让夷人具结，仅凭这些并不能保证根除鸦片，应考虑更为恰当的办法。这应该说是一种抽象的无理的要求。
北京已开始制定禁绝鸦片的法律。严禁鸦片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国策，但保守派仍然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企图使其缓和。
“不应视民命为草菅！”——直隶总督琦善在其奏文中竟使用了这样的词句。不能把人民的生命看作是遍地生长的
杂草！这话完全对，但其目的无疑是想缓和吸食鸦片死罪沦。
在林则徐下台后，琦善是鸦片战争的“善后者”，他处心积虑的处处与林则徐作对。他的思想当然是主张弛禁论的——也许说是反严禁论更为恰当。
琦善曾在他的奏文中说：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乃是“率土普天之大狱”，断不可兴。
让我们看一看他这么说的理由：
剿灭一般的叛乱，杀死叛徒也不过八千人或一万人。如把吸食鸦片者定为死罪，那就要杀戮几十万人。如苗族、壮族那样狞猛的种族，了解到要处以死刑，不可想象会甘心垂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福建沿海好斗者甚多，对他们以死罪相迫，有可能逃往海岛，与外国人勾结。一旦天下大乱，百万；高族将为亿万之汉族所消灭。
因为皇帝正在热中于消灭鸦片，正面泼冷水的话当然不能说，但是，可以采取的措施，保守派的大官儿们还是尽一切力量采取了。
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仅在这一天休息了一天。就在这一天，北京的朝廷公布了“禁烟章程”。提出这个章程的代表人是肃亲王。
这个禁止鸦片的法令是以黄爵滋奏文的精神为基础，根据林则徐的严禁办法而制定的。
这个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沿海奸徒，开设窑口（鸦片店），囤积鸦片者，首犯斩首后枭首示众。同谋者、接引者、护送者及知情而
受雇船户，处绞刑。吸食犯给予一年六个月期限，限满不知悛改者，不论官民，均处以绞刑。
在一年六个月期限内吸食者也要处罚，只是不判处死刑，平民“拟杖流”，在职官吏流放新疆充当苦差，兵丁发放近边地方充军，宗室送往盛京（奉天），有职者革职，有爵位者剥夺爵位，永不叙用。戒掉鸦片仍持有鸦片者，杖一百。官兵搜捕鸦片犯时，如遭到抵抗，准开枪，格杀勿论。……
第六章 虎门之烟（5）
这个章程确实刑罚严明。章程公布时，道光皇帝下的圣旨中也强调要“永远遵行”，并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最后还叮嘱说：“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
但是，这三十九条章程中，第十条的条文令人担心。这一条说：“吸食之案，只准官弁访孥，不许旁人讦告。”
可能有人认为，由于刑罚太严，这一条是为了慎重。其实这可能是保守派的巧妙的抵抗。
当时革新的官僚刚刚产生，如宣南诗社的集团，为数很少。绝大多数官吏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且官官相护。所以当官的接受贿赂，在当时已成为谁也不觉得奇怪的家常便饭。
如果当官的暗中搞鬼，这个禁烟章程就有可能变为一纸空文。
看起来貌似坚固的大堤， 早已被蚁穴所穿通，保守派的高级官员面临自身的危机，是决不会束手待毙的。
林则徐也察觉到了这一情况，他只是依靠皇帝的热情才投身于禁烟工作的。
在销毁完鸦片之后，林则徐又开始研究夷人是什么样人，夷国是什么样国家这类的问题。
他在赴任之前，已经收集了一定的情报，形成了他自己的概念。但到广州后实际所接触的夷人，跟他形成的概念并不吻合。
他住在广州越华书院的官邸里，热心地研究了外国情况，并尽量收集了大批的资料。他经常同公行的成员、买办、通事谈话，特别是公行总商伍绍荣经常被他叫去问话。他刚到任时，让公行的人住在越华书院附近，有什么问题，深夜也把他们叫来问话。
林则徐还让袁德辉等懂英文的人加入自己的幕僚，让他们翻译了外国侨民的机关杂志——如传教士郭士立和裨治文等执笔的《中国丛报》和《地理大全》等。前者就是所谓的《澳门月报》，后者译为《四洲志》。林则徐被左迁赴新疆时，把这些资料交给了住在扬州的宣南诗社同人魏源，魏源根据《四洲志》而著了《海国图志》。
据说，日本嘉永三年（一八五零），《海国图志》由中国的贸易船传到长崎。平户藩家老叶山高行藏有其中的一本，吉田松阴来平户时偶然阅读了这本书，深受感动，这已成为有名的逸话。日本幕府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