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时部队流动性还比较强，和驻地群众来往接触很少，再加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反复告戒党的干部，进城之后，务必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千万不能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所以尽管驻地城市的女学生们一个个花枝招展，热情拥军，这些光棍汉们还真不敢轻易动心，于是便把目光对准了部队里的女同志。
野战部队女兵本来就少，女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马上成为众军官们的首选目标，一次比一次更加猛烈的进攻，使得企图坚守阵地的女兵们丢盔卸甲，接二连三败下阵来，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们如猛虎下山，摧枯拉朽般地把爱情的旗帜几乎插遍了女兵宿舍的每一个角落。母亲的同学张洁、秦菲开始还拚命抵抗，最终见大势已去，只好缴械投降，秦菲被青干大队的教导员攻克，张洁为31军的一位团长俘虏，最后只剩下母亲一个在孤军奋战。
母亲当时天真地认为，军官们发起求爱攻势自在情理之中，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想娶谁是军官们的权利，但想嫁谁则是女兵们的自由。婚姻是两厢情愿的事情，谁也无权干涉。所以，尽管身边的女战友们恋爱谈的热火朝天，一塌糊涂，母亲始终无动于衷，视而不见，照常有板有眼地干着自己的工作。可万万没想到，今天李部长突然对她来了个正面强攻，以组织名义下达了结婚任务，一下子把她打蒙了。
其实，母亲对郑科长并不讨厌，甚至还颇有好感。这位郑科长文武双全，前程似锦。我后来想，以母亲吃软不吃硬的性格，如果顺其自然，慢慢发展，会有什么结果也未可知。可母亲就是不喜欢这种组织上强制性地拉郎配方式，她甚至从李部长不容置疑必须照办的口吻中感受到了一种人格和尊严的污辱。当母亲的脑海里突然将组织的关心和人格、尊严这样神圣的字眼连接在一起时，她那倔强、固执的拧脾气忽地一下又窜了出来。
后来有人将这种无视组织决定的行为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清高。
但母亲当时的确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这种无所畏惧傲慢和清高。她霍地站起身，对李部长一字一句地说：“我认为组织上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实在对不起，我无法完成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说罢，母亲很标准地对着口瞠目呆的李部长打了个敬礼，然后很潇洒地来了个向后转，迈着正步走出办公室。
母亲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她从军历史中行礼最标准，正步最规范的一次。 。。
六 违命
我无法想象母亲对一个老红军出身的正师职领导做出这样一番大逆不道举动的勇气是从何而来。
凡是看过《激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的观众，通过石光荣与诸琴的爱情悲欢，都会对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军官的婚姻状况有一个生动的了解。那个时候，满怀报国之志的青春少女们参军入伍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被动地等待着组织上的挑选，军官们的物色，上级委任，领导批准，闪电般结合，嫁给那些原本不相识的老革命们为妻，然后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当好专职家属，后勤部长，为他们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传宗接代，培养革命接班人。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她们有的是先恋爱后结婚，有的是先结婚后恋爱，有的是光结婚一辈子也没恋爱。这就是那个时代被革命洪流席卷进人民军队里面女兵们的命运和归宿。这就是谁也无法改变、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历史。我母亲生活在那个时代，并且成为了一名女战士，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和诸琴们相同的遭遇和命运。
但是母亲与诸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诸琴接受组织分配结婚任务时已经有了恋人，母亲没有；诸琴是在沈阳解放之后的和平环境下入伍的，入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母亲则是在上海尚未解放之时的战争状态下参军的，参军有着明确的杀敌目的；诸琴是个高中生；所以期盼寻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知识分子作为终身伴侣；母亲是个大学生；却希望找一个工农出身的部队干部结为夫妻；诸琴面对石光荣的猛烈进攻和上级组织屡次谈话，终于抵抗不住，屈服了，认命了；而我母亲则拒绝执行组织上下达的结婚任务，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母亲后来将这种强烈的婚姻自主观念延续到下一代，我们兄弟4个找对象全部是自由恋爱，并且都是一次性成功，母亲自始至终没有半点行政干预，20多年过去了，一直和4个儿媳妇保持着同志加母女式的婆媳关系，在当地传为美谈。
一向说一不二的李部长终于没有拧得过我那倔强的母亲。当我听到母亲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忍不住地窃喜，这位李部长要是事先有点耐心了解一下我母亲的历史，我想绝不会自找难堪，乱点这段鸳鸯谱。
我从小在军营长大，接触和熟悉了太多的部队高级军官。我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几乎绝大部分的军官太太们都是组织安排的，并且几乎所有的军官太太们都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诸琴的结婚过程生动而又逼真地浓缩了一代女军人的婚姻状况。
唯有我母亲是个例外，她成为我所知道的少有抗争命运的获胜者。
我后来几次问母亲，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敢断然拒绝组织上的决定。
母亲说：不想过早结婚是一个原因，反感拉郎配的方式是另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母亲的潜意识里，梦想着自己未来的丈夫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苦大仇深的工农干部。似乎只有这样做，她才算是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阴影，真正投入到无产阶级阵营之中。
郑科长最终理解了我母亲的选择。他后来没有象传言中安排的那样回到保卫部当副部长。也许是有意回避母亲，也许的确是前方战事的急要，反正是留在了闽南山区剿匪，而且一呆就是大半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后娶了位福建藉的女大学生为妻，最后官至副军级离休，现已年近9旬，听说依旧耳聪目明，神采奕奕，并且儿孙满堂，其乐融融。
我后来和许多了解父亲、母亲的老战友们交谈过这段流产的姻缘。尽管他们都是我父亲在战场上结下的生死之交，但依然客观地一致认为，母亲在尚不认识我父亲的情况下，就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李部长的“命令”，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甚至近乎于傻的不理智行为。
唯有我坚定地为母亲的坚定不移大声喝彩。这不光是因为我母亲的违命维护了一个女人的人格尊严，更是因为正是拒绝了这位郑科长，这才有了后来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的可能。
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讲，一个人的诞生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的概率，能够经过激烈的竞争来到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我要感激我母亲的选择，如果没有这一选择，就不可能有母亲和父亲后来的结合，如果没有母亲和父亲的结合，就不可能有我仅有几十亿分之一降临这个世界上的机遇。
虽然郑科长没有到保卫部任职，但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这里。
起初李部长并不同意母亲的请调要求，他说：“只要你找到一个和你情况完全相同的同志，我就放人。”
母亲于是马上跑去找到张洁，说明想和她交换的意思。
张洁当时在文工团当舞蹈演员，每天排练演唱下基层，十分辛苦。听说母亲要和她对换工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张洁说：“余耀华，你没发烧吧。保卫部又重要、又清闲，还有发展前途。你不好好待着，跑到文工团来干什么？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母亲说：“后悔不后悔是我自己的事情。你就讲咱们同学一场，帮不帮这个忙吧。”
张洁乐颠颠地说：“你要这么讲，我还真帮你这个忙，我又没病。就不知道李部长那老头子要不要我？”
于是，母亲又找到李部长说：“报告首长，我已经找到一个和我情况完全一样的同志，她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学一个专业，同一天入伍，都是女同志，都是青干队的学员，都是南下战士，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李部长先是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好半天才抬起头，盯着母亲说：“余耀华，我算服了你了。好吧，我成全你。但我要提醒你，在革命队伍里，个性太强迟早会吃大亏的。”
李部长一番话语重心长，句句都是肺腹之言。可母亲那时年青气盛，根本听不出弦外之音。再加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变性格脾气又岂是件容易办得到的事情。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果然被李部长言中，吃尽了固执的苦头。
大度的李部长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最终为母亲开了“绿灯”。
母亲去的是她最不喜欢去的文工团。本来说好了是要顶替张洁当舞蹈演员的，可文工团长一看到母亲齐耳的短发，就傻眼了：“完了，完了，不是说你梳着两条大辫子吗，你的辫子哪去了？没有辫子怎么跳舞？”
母亲满不在乎地说：“没辫子就不能跳舞啦？我从小到大就根本没留过辫子。留短发多痛快，行军出操打仗都方便，洗头也节约时间嘛。”
团长听了直瞪眼，大呼上了张洁这个小鬼的当。但木已成舟，张洁早已去了保卫部，追也追不回来，只好暂时把母亲分到腰鼓队。可打腰鼓的女同志也需要留一条大辫子，走在大街上，胳膊来回挥舞着，细腰一扭一扭的，辫子一甩一甩的，那才叫好看。解放初期关于女人的审美观很简单，只要是大眼睛，双眼皮，红脸蛋，黑长辫，就算是长的俊，其中前三项标准是先天具备，无法改变的，唯独黑长辫是女人可以后天努力的，只要你不是黄毛丫头，只要你让头发不停地长呀长，就有可能蓄出一条黑油油的引人注目、为女人增添姿色的大辫子，因此，辫子的粗细长短黑黄成为决定一位女人漂亮与否的关键
母亲当时没有梳辫子并非她的发质不好，恰恰相反，我母亲的头发又黑又密，直到现在年近八旬，依旧没有一根银丝。母亲之所以没有留起长发，也并非没有爱美之心，而是纯粹为了工作方便。她后来和父亲结婚时，就特意梳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张早已发黄的结婚照片母亲至今珍藏着，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一张母亲留长发的照片。
母亲在腰鼓队逗留的时间很短。一来她留着短发，混在一群梳着大辫子的姑娘中间，象个假小子，特别不协调；二来母亲毕竟是一名军官，一天到晚和那些刚刚入伍的中学生在大街上蹦蹦跳跳也确实不合适。很快，母亲便被调到文工团军乐队担任文化教员，在那里渡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
六 违命
1950年夏，10兵团筹备建立机关幼儿园。由于入园孩子的父母几乎全部是兵团机关的高级干部，象时任兵团主要领导的叶飞、黄火青、刘培善等几位将军的孩子都在其中，所以对幼儿教师的政治审查非常严格。政治部干部处把兵团所有女同志的档案扒拉了一遍，发现母亲原来在大学正好学的是幼儿教育专业，于是如获至宝，一纸调令将她从文工团调到了兵团机关幼儿园担任幼儿教师。
母亲接到调令，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了幼儿园。报到那天，母亲和张洁、秦菲在幼儿园门口不期而遇，三个同一天入学同一天入伍同一队南下的好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背诵出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言罢，三人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调到兵团幼儿园不久，马上就开始有领导为她介绍对象，她先是婉言谢绝，后来置之不理，实在抵挡不住，干脆又打了个报告，调到28军幼儿园工作。可到了军里，女同志越发成了稀有动物，给她介绍对象的频率更是远远超过了兵团机关。说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铺天盖地，轮番进攻，好不热闹。
就在母亲几乎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按照苏式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师一级机关也都开始筹建幼儿园。83师政治部向军政治部打来一份报告，要求军里给他们师幼儿园派一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不怕基层艰苦的负责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主动请缨，并很快获得批准。
应该说明的是，母亲主动要求去当主任，并非是向组织要官，一则从军到师不是去享福，而是需要有“不怕基层艰苦”的思想准备；二则母亲当时已是正排级，和师幼儿园主任同级，属于平调；三则按惯例从上级机关调任下级单位本应提拔半格，但母亲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就风风火火的走马上任了。
说起来好笑，和母亲同时入伍的女同志都先后嫁给了师团干部，并随着丈夫的步步高升，从团到师，从师到军，舒舒服服，优哉优哉做起了全职太太，而母亲则恰恰相反，为了躲避婚姻，她从兵团到军，又从军到师，一溜向下走，还乐哈哈觉得自己幸运的不得了。
一九五三年，组织上选派母亲和她最要好的两个同学张洁、秦菲到南京参加华东军区干训班学习，那时张洁已经结婚，而且她的丈夫正好也在南京学习，于是，每到星期天，张洁就会邀请母亲和秦菲去她那临时小家聚餐。此时张洁的丈夫已由青年干部大队的教导员升任团长，住着带卫生间的单人宿舍，吃着四菜一汤的小灶，穿着笔挺的马裤呢军装，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望着张洁抑制不住的满脸幸福，秦菲羡慕地悄悄对母亲道：“怎么样，没有赶快把自己嫁出去，后悔了吧。”我母亲却认真地说：“看看，一个革命战士都快要变成家庭妇女了，要是真的早早嫁人，整天围着锅台转，还怎么为党做工作？还如何实现我们理想和价值？幸亏没嫁人，否则就悔之莫及了。”气得秦菲真翻白眼：“真是不可理喻！我看你将来迟早要悔之莫及的。”
母亲的一位战友后来对我说：“你妈妈这个人，怎么说呢，工作干的很出色，就是处理个人问题有点傻哟。”
正是这种“有点傻”的思维模式，使母亲从兵团机关下到军，又从军下到师，在这里，母亲第一次遇到了在师政治部工作的我父亲。
母亲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她去83师是我父亲点名要的。父亲当时向军政治部提出的幼儿园主任人选条件实际上军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符合，只要母亲同意下去，自然是非她莫属。
于是我突发奇想，调母亲到83师工作会不会是父亲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因为象母亲这样为了工作26周岁还不找对象的女同志在部队实属罕见，别说是在28军就是在整个军区已成新闻。依父亲聪慧过人、计谋多端的性格，略施小计，先将母亲调到身边，再见机行事是完全办得出来的。父亲向军政治部打报告要主任时开出的条件是意味深长的，关键的一条是“不怕基层艰苦”，父亲知道，在军幼儿园真正“不怕基层艰苦”的恐怕只有母亲一个人了。这种先设套再让你钻的计谋，兵书上称做“欲擒故纵”，又叫“请君入瓮”，父亲运用的可谓是炉火纯青了。
我的这种大胆假想最终无法得到印证。因为父亲早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那就是母亲来到83师不久，便和我父亲谈上了恋爱。
那一年，母亲已经26周岁。
我后来直截了当地问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是否也是组织安排的。这个问题对我实在太具诱惑力了。试想一位出身豪门的女大学生，能够为了拒绝高级军官的追求不惜得罪顶头上司，甚至宁可离开舒适的大机关躲到艰苦的基层工作，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短短几个月内改变了母亲的恋爱准则呢？
母亲的回答倒也干脆，她说她和我父亲完全是自由恋爱，不含任何组织干涉的成分。
母亲的回答使我感到无比欣慰。它准确无误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父亲是母亲自己选定而不是组织指派的。因此，不管父亲出身贫寒也罢，相貌平平也罢，当时职位不高也罢，后来身体有病也罢，毕竟是母亲自己的选择。这使母亲为之抗争、奋斗了多年的最基本的人权——婚姻自由权，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得以实现。从此在母亲漫长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多了一个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我的父亲。
七 结婚
没有人说得清楚母亲看中了父亲什么。
父亲出身于鲁西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和母亲谈恋爱时仅仅是28军83师政治部一名正营职干部干事。身份、地位、资历都无法和母亲拒绝过的那些军官相比。以至几十年之后，父亲的老战友们还开玩笑地对我说：“谁也不会想到你母亲当时会看中你父亲这个穷小子。”
但母亲就是这么匪夷所思地看中了父亲这个职务不高的穷小子。
在婚姻问题上异常挑剔的母亲究竟从父亲身上发现了什么值得她信赖乃至托付终生的闪光品质呢？
许多年来，我曾经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向父亲的老战友们寻问过父亲年青时期的基本形象。
有的说父亲是个热心肠，因为小时候读过几年书，所以每当行军打仗的间隙，别人都乘机抓紧时间打个盹，唯有他顾不上休息；总是忙着替战友写家书。有的说父亲能言善辩，最适合做政治思想工作，谁要是心里有了疙瘩，思想有了情绪；经他一点拔，马上就会豁然开朗，云开雾散。也有的说父亲一向不修边幅；帽沿总是耷拉着，同样的军装穿在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威武雄壮，穿在他的身上却邹邹巴巴，怎么看也不象是主力部队出来的。还有的说父亲虽然个子不高，却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轻财重义，乐于助人，爱打抱不平，尤其能为朋友两胁插刀。更有人说父亲胆大心细，办事谨慎，能打硬战；善打巧战；虽然身经百战，总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甚至有的说父亲从连队到机关一直都是首长身边的“红人”，同期入伍的战友中提拔的最快，若不是人到中年便身患重病，早早离休，前途不可限量。
父亲的这些老战友们都是工农出身的军事干部，大字不识几个，说话从不拐弯，虽然这些评价听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