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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和矮小、瘦削的身体，（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记》）这对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为他的天才所倾倒，因而想象他剑眉朗目、*倜傥的人应该是个不小的打击。
龚自珍的奇特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形象，他的嗜赌，他的仗义，他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的收藏癖与两次令人生疑的发誓戒诗，新边疆观念、文学上的罕见天赋以及一手臭字，都注定要使他成为一生都处于媒体（当时叫朝议）关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纪前期的北京曾一度点燃过青年龚自珍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是财富、权力以及文化的象征，也因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汇聚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白天分别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办公室里编邸报，绘地图，研究边疆问题，制定赋税政策，晚上则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国事。但国家在浩浩荡荡输运鸦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无策以及奸臣的当道，很快使他们年轻、骄傲的脸上禁不住泪流满面。短暂而虚幻的强国之梦破灭以后，魏源立马去两江总督陶澍署中充当了高级幕僚，并通过倒卖食盐许可证很快使自己暴富起来，在扬州置地买宅，成为寓公。林则徐后来虽被派去广州禁烟，朝廷内外却又颇多掣肘，结局相当不幸。何绍基沉溺于六王法书中，专心致志以写字礼佛打发时间。而龚自珍再度“狂来说剑”不成，只好又“怨去吹箫”──为自己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寻找一个情感的宣泄口。大约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突然情不自禁，与新寡不久的顾太清又渐渐恢复了来往。
龚顾情事的真实情景究竟如何？有一种说法是顾少女时代流落江南时就与龚相识，还有人根据龚后来为仇家所害这一点推断两人结识应始于顾结婚以后。在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以前，这些假设当然都可以成立。但考虑到顾在江南期间龚一直陪老爸住在北京、安徽等地，而顾二十六岁结婚的事实，也与龚《无著词》里对一位髫龄少女复调式的回忆与绻恋情景不符。更主要的是，二十九岁那年才情横溢、创作处于巅峰时的龚突然令人奇怪地宣布从此戒诗，并在那首有名的赠江南才女归佩珊的诗中有“风情减后闲闭门，襟尚余香袖尚温。魔女不知侵戒体，天花容易损灵根。蘼芜径老春无缝，薏苡谗成泪有痕。多谢诗仙频问讯，中年百事畏重论”这样狼狈的自我解嘲，可见当时有一件事情应该闹得很大，以至远在苏州的归听到传闻后也禁不住来信动问。另据稗本《龚自珍全传》，顾从江南回京不久适逢朝廷惩处罪人之后，为逃脱遣送东北屯田之苦役，不得已改名换姓入亲戚绵亿郡王（即奕绘母亲）府中当差，此后一直居留北京。如果此说可以参考，两人相识当于一八一九年龚第三次入京参加会试一一其时龚顾年龄分别为二十八岁与二十一岁──时最为可能。当时顾的身份是荣亲王府的书房侍女，而龚刚在诗坛展露头角，拜兵部侍郎湖州人姚学塽为师，住在京师宣武门南的水月庵中苦读，其地距太平湖相去不远。 。 想看书来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7）
想象中一一作为本文最关键的部分一一壮志消磨的名士与秀外慧中的王府侍女之间这令人感伤的一幕，大约是在一个早春的雨中突然开始的吧！场景可能就在这附近的红泥寺或枣花寺内。任何一位两百年前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每逢春天那儿是游客云集的地方，或踏青进香，或慕名赏花。可以假设两人从相见恨晚到彼此倾心那种简单而狂热的过程，并在这以后开始了频繁的约会和交往。但问题是当时顾可能已是笃好风雅的荣亲王太素的意中所属。同时，龚狂言无忌的性格和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也在影响我们贵族出身的美人在作出一生的明智选择时，起了相当消极的作用。加上考虑到自己的不幸身世，父母双失，家中弟妹的倚仗与依赖，尤其是几年来王府对自己的关照庇护。我还有一种怀疑是那时可能已有某种流言出现。总之，在一种类似“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样的古典情怀中，迅速了结两人的情缘，回到各自原有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切合当时事实真相的推测。
结束这次爱情对龚自珍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位对他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在女人问题上一贯表现出的缠绵与一往情深。当然，他也曾试图忘怀一切，并公然宣布从此戒诗，作为对自己偶尔失言或信笔所至不知检点的惩罚。同时对佛学也很快表现出狂热的不无夸张的兴趣，这样的套路与个中因缘明眼人应该一望而知。此后几年风平浪静，龚回家乡杭州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一直在国史馆任职，参与修订《大清一统志》等煌煌典籍，以期在繁琐的文字工作中自我放逐，消磨自己颇不如意的一生。而顾与太素的婚事在排除家庭乃至社会的各种压力障碍后，终于于一八二五年得以顺利结合。故事到此似乎已经有了中国传统小说式的完美结局。如果不是后来两人在朋友家又意外相遇、以至波澜另起，这桩凄婉的情事将永远只有温馨的太平湖水和枣花寺中那两株互相缠绕的丁香所知。
这里必须提到的两个人物是大学士阮元与镇国将军、吏部右侍郎容斋居士，作为京师社交界的汉满两大知名人物，他们宽大的客厅分别聚集着社会各界的精英分子。刚成为母亲不久的顾也时不时地光顾这里。而这两人碰巧正好又都是龚的熟人。当时他的《无著词》《小弥奢词》刚出版不久，顾在为书中所闪耀的惊世才情倾倒的同时，也伤感于词意的凄美和此人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于是，在一种身有所碍又情不自禁的复杂心绪中，两人看来又开始恢复了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复燃的死灰虽然来势凶猛、引人注目，却始终被严格规范在道德的范畴之内。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这些精神与艺术上的交流，是在双方家庭都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顾的集中那段时间出现了大量玩空手道的情诗。而龚虽然“非非曾想入，苦苦悉吟安”，（孙宪仪《存题龚中翰破戒草》）行止上却基本尚能表现得像个道德老师。尽管这样，由于这两人的名气实在太大了，朝野上下还是很快出现了一些流言。从他们的作品中搜寻所谓的证据，也就理所当然成为某些好事之徒的私嗜。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美人清誉的考虑，他很快又第二次断然决定戒诗，并一直坚持到一八三九年离开北京后才自我解禁，时间竟长达十七年之久。 。。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8）
站在如今崇尚*自由的时尚一族的立场，这些努力以道德为准则的男女私情确实显得非常可怜甚至可笑。包括顾太清当年让龚神魂颠倒的那幅自画小像，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不过花木庭院间一个弹琴的瘦小的女人，神情木然、哀怨，并不能给我们的审美带来多少意外的愉悦和激动。还有龚自珍消磨在精神通奸里短暂的一生。幽怨的箫声。怀才不遇的宝剑。丁香。满文。光明殿。太平湖。蒙古图志。我们看到他一会儿“于春夜，梳双丫髻，衣淡黄衫，倚栏吹笛”。一会儿又“与同志论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堪一世之意”。一八二五年初冬他突然异想天开去山海关考察京师防守形略，回来后又为一颗意外弄到手的赵飞燕的玉印喜极欲狂，“复拟构宝燕阁，他日居之”。（此印现为上海市博物馆收藏。）社交聚宴只要有顾在场，他总是显得那么意气飞扬，纵谈高论。意绪牢落时则携酒独坐京郊花间，碰到有人走过不管认不认识便拉来共饮，以至到处被人称为“龚呆子”。这种生活形象的杂乱无章虽然不无政治失意的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却可理解为是这场“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的恼人爱情的产物──某种内心压抑所导致的行止异常。相比之下，顾在生活中的表现则要从容得多，也冷静得多。她一方面相夫课子、游山玩水，一方面坚持写她那些与受人尊敬的侧福晋身份相悖、从而难免让人生疑的婚外恋诗词──尽管使用的是隔山打牛、借题发挥的手法，在《赠云姜》、《忆屏山》《《叠前韵答湘佩》之类的掩护之下悄悄出笼。随便插一句，这一招龚自珍玩起来也不含糊，细考《乙亥杂诗》里赠歌妓灵箫、小云等人的篇什，还有回忆京师花事的那些动情之作，完全称得上是旗鼓相当、异曲同工。但这些自以为高明的表演尽管让人眼花缭乱，某种场合下也能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但在真正的看客眼里，非但无济于事，相反，有时还会有一不小心弄巧成拙的危险。也许，这个阶段，只不过是作为暴风雨到来前那种特有的宁静吧？随着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逐渐逼近，它们化妆的油彩将很快驳落，它们脸上赖于生存的面具也将为真实之手摘去。我们将看到，几年后，随着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原先设计中的剧情突然产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并在泪光与呻吟中，推动全剧迅速提前进入高潮。甚至，在舞台上的大幕尚未完全合拢前，我们可怜的男女主角，就已经像传说中用蜡炬翅膀飞翔的孩子，因仇恨大风的猛烈拂动，从天空歪歪斜斜刮落到了地面。周围是现实── 一片坚硬的、又浓又大的黑暗。
一八三五年初冬奕绘的突然被道光皇帝解职，可以看成这幕长达十余年的爱情肥皂剧从悲剧向闹剧过渡的转折点。大约在当年春节过后不久，他曾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为引人注目的事情：将龚从礼部调出，弄到自己任总管的宗人府当了一名主事。不清楚此事发生的原因和具体背景，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龚在内阁中书的冷板凳上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两人共事的时间大约只半年不到。然后在一个早晨，我们敦厚而可敬的世袭荣国公骠骑将军、位尊权重的宗人府总管、当今皇上的亲侄子，在事前丝毫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一下子被自己的亲叔叔褫夺了全部职务，并很快于两年后的夏天因心情不畅，愁病交加而郁郁死去。当时对龚作出的处罚好像不是太重，仅仅只是停发了一年工资。然而这一事件究竟缘何而起？幕后真相又是什么？对内对外一直都没有明确交代。 txt小说上传分享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9）
这里有一个事实也许值得研究者们加以关注，那就是当时已经有了满清第一女词人之誉的太清，对词的兴趣与入门，实际上是距此不到一年前才开始的。我们知道，顾的文学老师最初只是她的丈夫，虽因天性聪慧，进步很快，但格律上到底不如太素老练，创作数量同样也不能与之相比。而据《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编者张璋先生统计，是年（1835）顾作诗一百二十七首，词六十五首，明善作诗九十六首，词六十五首。平心而论，顾于词学一道锋刃初试当年就有如此佳绩取得，实在令人刮目相看。更何况张璋先生在为两人艺术上的突飞猛进感慨的同时，还曾细心地发现：“直至上年（1834）基本上还是太清以诗与奕绘的诗或词相和。及至本年，她才运用自如地进入以诗和诗，以词和词的阶段。她的以词和词的作品，至此不仅有了一定的数量，而且就水平论，已进入与奕绘旗鼓相当的地步，有的甚至在意境与辞藻上，开始超越奕绘”。
而且特别让人觉得有意思的是，上述这段时期，刚好又正是龚顾两人重又开始恢复交往、并有幸成为王府座上宾的时期。因此，只要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想象，应该不难在这些仿佛吃了脑白金、洋参丸以至进展神速的作品背后，找到龚那知恩图报、悉心辅导的老师形象。事实上，也许正是这些因交流诗艺所需，来往频繁，时常出现在他人眼里的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太过注目，加上龚本人言谈无忌、口没遮拦的恶习，一生中也不知发了多少次誓，但总是屡戒屡犯。以至连好友魏源有一次聚会回去后也忍不住写信来骂他，说他“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人者……此事须痛自惩创，不然积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引自魏源致龚自珍信札。）从最初社会和文学圈子里的流言蜚语，发展到朝廷上下、尤其满清集团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议与诘责，最终，使得作为最高统治者兼长辈的皇帝本人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坐视。
从后来发生的不幸事实来看，明善的被罢黜以及紧接着的辞世，对龚顾情事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致命的，简直可以比做一棵遮荫大树的倾圯或一片挡风挡雨的屋檐的倒塌。在克己复礼的私情中做梦的男女，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道德法庭和大清律例的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是忌恨、回避、仇视、冷眼、讥嘲，幸灾乐祸，朋友圈子里的津津乐道以及来自道德人士的抨击。现在回过头来看，龚自己在事件整个过程中表现，又是多么的轻率和不负责任。首先喜欢吹嘘自己的*韵事是他的一大喜好，平时有事没事常爱去太平湖一带走动，社交场合见了顾也从不懂得抑制自己的感情。我怀疑他甚至还给朋友们看过太清赠他的那张绘像。至于在诗里头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反复暗示自己对一“大脚鸾文勒，明妆豹尾车”“微音岂在纤厥耻”的非汉族女子的恋情，连此人的身份：“官阁梅花”“官梅只作野梅看”。居所：“城西阆苑”“城西一角”“光明殿”。生平：“生小在侯家”“我侬生小幽并住”。一度负约：“绿珠不爱珊瑚树，情愿故侯家”“五侯门第非侬宅，胜可五湖归去”。私许终生：“细语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愿青裙缟袂。 画梁燕子已无家，那有五侯第。等到岁寒时候，折黄梅簪髻”，（此词调寄《好事近》，当写于明善殁后不久。）一样样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样子好像不是在做诗，而是在县官老爷的衙门里过堂画押。更有甚者，甚至当太清为他口风不紧恼火，私下里嘱他说话注意分寸这样的事情，居然也敢公开写入诗中，“我昨青鸾背上行，美人规劝听分明。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他当然注定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不仅因为他爱情的对象是个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有夫之妇，而且其身贵为皇室遗孀。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暗中如猛犬打量猎物那样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人就是太素的长子载钧。 。。
龚定庵在一八三九（10）
讨论载钧在龚顾情事中的立场和态度相当有必要。作为荣亲王府的未来主人和丁香花案的主要策划者，他之所以一直以憎恶的眼光看待两人之间的交往，除了生母妙华夫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出于对家族荣誉自觉维护的本能。他的贵族身份和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也都让他无法接受一个钟鸣鼎食人家的贵妇与一个邋塌文人之间的所谓恋情，何况这个女人居然还是他的后母。但父亲奕绘的暧昧态度显然令他觉得十分扫兴，甚至私下里不无恼怒。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想方设法搜集两人之间的证据，似乎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以一个职业间谍的干练与敏锐──而且颇多斩获。当然，这一切是我们的男女主角装满热情与诗艺的浪漫脑袋所无法想象的。他们依旧在前述京师大佬的文学沙龙里见面，卿卿我我。其间龚自珍还主动放弃了两次令人眼红的外放地方官的机会，（其中一次是道光十七年文五品的湖北同知现职）。这样的事实除了说明对顾的眷恋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位置外，确实找不出什么别的解释。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距父亲明善辞世后仅仅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已承袭亲王爵位的载钧聚积已久的仇恨终于全面爆发。当时整个北京都被一件爆炸式的新闻所震惊，城西太平湖荣亲王府守孀不久的太清夫人和她的四个孩子，（均为太清所出）突然在一个早晨被长子载贝勒和婆婆绵亿夫人逐出了家门，史称“太清家难”。（详见太清在《七月七日先夫子弃世十月二十八日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棲迟卖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赋诗以纪之》一诗里的自述。）直到龚自珍暴毙丹阳后的一八四一年年底，好不容易才被允许重新返回王府居住。一个多年以来一直养尊处优的女人，现在突然要以寡妇的身份面对社会和世界，并且还带着未成年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其间生活的艰难困顿与委曲愤懑，我们完全可以在《天游阁诗》卷五的那些长题中读到详尽的描写。在义兄许滇生及容斋亲王等朋友的帮助下，她剥下身上首饰送进当铺，在距太平湖不远的城西养马营附近赁屋暂住，度日如年。那段时间里龚自珍的日子自然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当时已能明显感到来自载钧辈的威胁与敌意，加上身边几位好友的劝说，他终于被迫放弃对北京的恋栈，打算以调动工作的方式体面地离开。一个被认为有能力帮助自己的朋友是奉旨即将前往广东禁烟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但林在采纳他那篇有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提出的禁烟方略后，对他相托的想同去广州一事却支支吾吾，虚与委蛇，仅以一句“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见龚全集中《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文后所附。）就将他轻轻挡之门外。说起来，这也是龚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政治幼稚病。想想看，其时正深受道光器重的林，又怎肯因一个所谓的诗人朋友得罪皇帝的亲戚？这个道理谁都懂得，应该很容易明白──当然，除了龚本人以外。
京师的暮春在黄昏中散发出类似国子监霉烂的四书五经那样的*气息。扑天盖地的杨花犹如纷飞的谗言，压得人简直都喘不过气来。在龚自珍客居京城的最后一年里，精神一直处于萎靡状态那是不消说了，连一向起劲的研究满文和收藏古玩的癖好，也都已经提不起兴致。在他看来，这座城市有时真不敢让人相信是帝国的首都──上上下下直透出一股恶俗的市民味儿。他在上斜街的旧宅里给关心他的朋友们写信，在其中致邓守之的札中，他指天划地，口口声声保证：“足下及默深去后，吾将缄舌裹脚，杜绝诸缘”。然而事隔不久、言犹在耳，他说话不慎的老毛病又立刻犯得一塌糊涂。也许是在与都中同事的聚宴上，也许某次例行的浙籍文人碰头的沙龙，酒酣耳热之际，意兴飞扬，一不小心又把自己与顾私下里还有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