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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辜鸿铭1903年春随张之洞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年冬天回到武汉。
1907年，辜鸿铭携妻带子一家16口再次入京，这次他在北京踏踏实实地住了下来。
在北京，辜鸿铭过了几年平静、爽心的生活，可好景不长，随着武昌革命一声枪响，辜鸿铭精神上构筑的天朝王国的玻璃房上，留下一个圆溜溜的弹眼。历史像是个健忘的妇女，面对中西方这两个孪生的宝贝儿子，当西方已经在近代化的澡堂子里泡、洗、搓揉得浑身是病，乞求精神疗伤的时候，中国却还在中世纪黑屋子的门槛前的泥汤子里滚。
超前的思想、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性格、时空的错位，给这位学界的星宿画上了背时、保守的小丑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辜鸿铭成了众矢之的，更成了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活靶子。一个落后的文明古国，在挨打的时候，任凭辜鸿铭有三头六臂，其失落、败退在所难免。这个中西不同文化浇铸的守旧汉，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短兵相接的战场上顾此失彼、分身乏术。
在辜鸿铭的脑子里，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和群体记忆，中国的近代化不能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在大声呐喊无望的时候，他变得怪戾起来，以极端的方式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到了后来，辜鸿铭甚至把中国的封建国渣，诸如纳妾、缠足、贞节牌坊等臭名昭著的东西，都视为宝贝，一再赞美。
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缠足，如同欧洲女人的“束腰”，都是为了追求美感。中国妇女用的长长的裹脚布，就是西方女孩用来捆腰的细细长长的鲸须。
辜鸿铭觉得中国男人纳妾，就好比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不会有四把茶壶配一个茶碗的。
一位西方人权妇女当面质问辜鸿铭，为何替封建思想巧辩？辜鸿铭笑而不答，反问女士是坐洋车还是乘汽车而来？女士说乘汽车。他又问汽车几个轮胎？女士答四个。接下来他又问车上几个气筒？女士不假思索说一个，结果逗得哄堂大笑。
针对一些洋佬对中国民族性的丑化、攻击，他反唇相讥：“英国佬的恶疾是兼有虚伪的傲慢；法国佬的毛病是可恶的伪善；德国佬的阴谋在于极端的自私；美国佬的毒瘤是庸俗；俄国佬的痛患是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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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辫帅（4）
颇让人费解的是，辜鸿铭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然比理性的抗议和忠告奏效得多，西方世界为这个东方的文化辫帅腾出了一席之地。于是，西方人盛传，如果到了北京，不看紫禁城没关系，但不能不看辜鸿铭。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拜访辜鸿铭后，说此话一点儿也不假，期间，尽管他受到了抢白、奚落。
辜鸿铭认为：“生活水平不是评价一个民族文明的合适尺度。今天美国生活水平比德国高，就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美国人文明。爱尔兰土豆欠收，大不列颠贸易萧条，可能会降低了这些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然而人们不能由此就评判说他们已变得不文明。”
20世纪初，当西方列强叫嚣着要中国拆毁大沽炮台时，他声言：“在中国存在着一个更强烈的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能—除非抢。”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暴跳如雷地站出来戳着统治者的鼻尖骂。庚子年间，辜鸿铭写诗为义和团的小伙子们鼓劲：“来斟满我的杯，灌满我的缸；来跨上我的马，招呼我的人；亮开旗帜开火吧，跟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他公开宣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像法国兄弟在1789年那样，向全世界发出血的呼吁，呼吁中国人也应被当作人类对待……
有人说，辜鸿铭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特殊而复杂的标本。也有人说辜鸿铭是中西文化不正常交欢中，产生的一个文化怪胎。还有人说辜鸿铭是西学泰斗、国学大师。但辜鸿铭却说自己是中国两个好人中的一个。他说：“一个是蔡元培先生，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清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好人的标准是什么？好人就是有原则，讲气节。”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是那么甜美
你的眼里充满了笑意
你的双手纤细温柔
后来你爱上了我
你的声音变得苦涩
你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你的双手僵硬干涸
这是多么的令人悲伤
因为爱使你变得
不再可爱
这首诗是辜鸿铭送给前来拜访他的英国作家毛姆的。他在告辞的时候说，“你来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我该送你点什么留作纪念才是。可是我是一个穷人，我不知道送点什么值得你接受的东西”，最后，他写下这首狎妓诗。并没有过度诠释或是强加新意的意思，只是通过这首诗，可以感到辜鸿铭如果不这么爱着国家，也许他将是一个完美而高尚的绅士，然而正是由于对国家的这份过于痴怨的纠结，使得他完全乱了步伐和阵脚。他因为太爱而变得太不可爱。
1928年4月30日下午3时40分，辜鸿铭走完了他73年人生之路。
据同年9月16日出版的《申报》记载，当时，在北京各色人当中，包括郊区的农民，北京总共剩下男辫子4689条。
看来辜鸿铭不是北京、更不是中国剪辫子最晚的人。
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1）
一
在梅贻琦时代的清华园，当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默念着“独立精神”、“学术自由”进出工字厅时，清华园里还没有四层楼以上的建筑。
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字厅是清华园的标志性建筑，清道光二年（1822年）清华园划出圆明园后，变成了王府和太子的书斋，庭院中还悬挂着咸丰帝御赐的匾额。清宣统三年初一（1911年4月29日），这里成了清华大学初期的校舍。
1925年4月18日，王国维举家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搬进了清华园。
当时，清华教职员工宿舍分四个住宅区：第一区称“三所”，由外交部派来的校长、教务长等校领导居住；第二区北院，清一色的洋房，由外籍教员居住；第三区南院，房子为中西混合，住着中外教员；第四区西院，全部是中式的平房。王国维把家安在了西院的两所平房中，其中十六号有五间房子，他做了书房，十八号有七间房子，他做了家庭起居的宅院。两处房子各坐北朝南，正房三间，左右各有一偏房。
出了西院往东是成片的农家稻田，住宅附近有流水和小杨树林。王国维每天上午去研究院授课，下午在书房中会见学生或读书写作，在这里，他完成了蒙古史、西北地理等诸多方面的论著。
这一片缠绕在一起的街区，只有北风撩起的尘土呛着鼻子。王国维当年十六号的书房已被拆成一块空地，里面长了半人多深的杂草，在这座紧靠河渠的宅院后头，是吴晗、杨振宁等人的故宅，虽然这些房子都已经破败，但老的架构依然硬朗。不知是为了什么十万火急的原因，独独把王国维的故居推平了。
一座王国维的故宅倒下了，一座座高楼在清华园里垒起来了。“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施工的铁铲也顺势把梅贻琦校长的这句话砌进了不见天日的地基里。一栋栋楼房像千千万万个庞大的喇叭被放置在时代的主席台上喊话：这是一个不要过去，不要反思的年代，生活的诱惑，已使人无暇顾及物质本身，不管获取什么，获取本身就是一切。
王国维当年说：“精神之存亡，不是凭达官贵人之权势所能左右；学问之兴废，也不可以‘有用’、‘无用’之功用为标准；大学教授不应限于物质的应用的科学，国家最高之学府不当等同于工场阛阓。”可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但太早，声音也太小。
二
王国维初名国桢，字静庵，又字伯隅。国维取意于《诗经》的“其命维新”（《大雅·文王》）。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一个世代读书门第。父亲王乃誉这年正在江苏溧阳县衙做“师爷”，母亲凌氏在王国维不到三岁时便撒手人寰。凌氏夫人出丧那一刻，盖棺、上钉，凌厉欲绝的唢呐，凄凄惨惨的螺号，满屋遍巷的纸人纸马，让这个黄口孩儿一跳出襁褓就掉进了命运掘好的冰窟窿里，王国维终生为憾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在此时落地成形。
王国维“性讷钝，好谈时务；嗜古籍，而不喜于帖括”。虽然他有着少年应试，一试即中秀才的光荣历史，但自此后，科举的道路再也没有投递给他一个善意的笑脸。科举的坎坷失意，使王国维痛下决心另觅新路。
他一生所处的时代，如同他家乡浩渺迷茫、大涨大落的钱塘大潮：甲午之战、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时的北伐战争，中间还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几出荒唐的杂耍戏。
1898年春天，王国维辞去了在家乡的塾师之职，在同学徐家惺的引荐下，来到上海的十里夷场应聘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馆。
《时务报》的创办，成了维新派的一面旗帜，是变法由口号转化成行动的一个标志，就如同后来的《新青年》启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时务报》的刊行，使之成为“戊戌维新”紧攥在手中的指南针。不等王国维反应，一睁眼就已身在维新猛士的行列当中，这为他结交有识之士及后来的出洋留学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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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2）
然而，当王国维清醒过来才发现，如今的《时务报》不仅没有主笔，原来聚集在报馆内的一批俊杰也都早已离去，更没有见到他仰慕已久的维新领袖梁启超，他们直至二十多年后才在清华园里会面。
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打工，一边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读书。
东文学社学制三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具备了后来外语专科学校的雏形。这个学社的开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那时不能负笈出洋的学子渴望学习外语的需要，并为稍后中国学生大批东渡日本留学着了先鞭。
尽管王国维为边工边读忙得晕头转向，但他的视觉器官并没有萎缩，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机四伏、社会的百孔千疮，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此时的王国维主张脚踏实地、少说多做，并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么事情都寄托在光绪帝的“变法”上，也不要幻想一纸诏书中国就从此由弱变强，比如兴办教育，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为。
可是王国维的思想在没有被验证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样，只能存活在缝隙和褶层之中，因为没有时代之光的辐射而更加扁平。
在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国维迷上了文哲之学。三个月后，皇帝被慈禧软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头。曾给王国维那一代人带来过希望的“维新变法”，像一座建在暴风雨里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风雨，也免不了被雷电劈中，在大雨中烧个干净。
三
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修数理之学，后因养病而回到海宁。
王国维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最早醒来的知识分子。他早已懂得，单凭引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足以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民族。到外国求学，他把目光盯在了西方的人文科学，试图引西方哲人的智慧之水，将中国破落的思想殿堂冲刷干净。
王国维的学问，主要是通过私塾和课外自学打下了经史基础；到上海后，就读东文学社，为其后的“独学”打下了外语基础。他毕生的学术成就，则几乎完全是从“独学”中获得的。
正是这有些落寞的“独”，使王国维更清醒地悟到西方的伦理并不能给中国人以解脱“苦痛”的妙方，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苍蝇拍下，所谓“平等”、所谓“博爱”的理想不过是躲躲藏藏、鬼鬼祟祟的小可怜虫。
王国维与他同时代的严复、辜鸿铭等人，之所以由“变法维新”一变为“复古倒退”，由极端推崇“西洋学术”一变而倡导“东方文明”，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变化，其原因就在这里。王国维不愿充当“假洋鬼子”，他一生都拖着长长的辫子，因为他对西方文化的障眼术早已了然于心。“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治疗长在中国传统文化身上的毒瘤，只能以“毒”攻毒。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同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群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志，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来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中又永远是孑然自处。”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情人》当中对她所理解的中国人的描述。
这段描写，和那个年代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吻合的：没有信仰的光芒涂在脸上、没有生活的欲望在眼睛里亮着，只有鸦片和烟叶才能促使他们的面目表情发生一点微妙的改变。
于是针对当时中国赌博成风、鸦片泛滥的社会颓败现象，王国维在《去毒篇》里调出了一剂解药—宗教与美术。他认为国民患病的原因，于国家，在于不修政治及教育不够普及；于国民，主要是其精神痛苦、空虚除鸦片以外，没有可以慰藉的东西。而国民自身的原因又占主要方面，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即便把全国的罂粟种全部烧掉，斩断了印度、南洋的运毒通道，也还是不能改变其民众的委靡。因此，要根除毒患，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提高国民文化和道德素质外，尤其要注意国民之感情。宗教与美术。前者适于下层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宗教可以给国民希望，美术可供国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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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3）
“以宗教代鸦片”，于王国维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个人本来就不信任宗教。只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至于美术，包括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等，尤其是文学，能给人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可以作为他们的“宗教”。
王国维对文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斥责以文学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乃是对文学神圣的亵渎。他认为大文学家在精神领域的位置高于政治家：“生一百个政治家，不如生一个文学家！”他痛切地感到，在重政轻文，只求当世之用的功利驱使下，文学家无不成了俯首听命、唯唯诺诺的拍马屁的能人。
可是，他不是鲁迅，并不是他灵魂的痛苦之深不及鲁迅，而是他生就了和鲁迅截然不同的生命气质。他们其中一个在不同凡响的痛苦中走向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另一个在自虐自责的痛苦中没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哲学。对于王国维来说，他手持最锋利的解剖刀、身边放置着最精妙的治疗仪器，可他却在为病人手术时迟疑、犹豫，甚至害怕得双手颤抖。他对时代提出的建议，只能是“建议”而已，他不可能将这“建议”转化为暴风骤雨的“干涉”式的行动。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鲁迅是幸福的，在那个时代中，他是无数人的导师、领袖和启蒙者，时代特意为他留出登高一呼、一呼百应的位置，给他一吐胸中不平之块垒的机会，可王国维只能像一只见不得光的地鼠，朝着自己的内心越来越黑暗的深处挖洞，最后千疮百孔的心坍塌了，成了安置自己的坟冢。
四
可他毕竟放不下眼前的花花世界，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人间”二字贯穿于文章的始终。《人间词话》甲稿61首，人间字18个；乙稿43首，人间字12个；迄于1908年所填111首词中，共有33个“人间”。王国维的词起于人间，最后又中止于人间。
只是王国维笔端的人间是地狱，而非天堂。即使是大观园里的歌舞升平，也只是一个虚而又虚、玄之又玄的骗局。
除了对“人间”愁肠百转的痴情，王国维还对“天才”的概念有着特殊情结。
王国维眼中的“天才”有着两层含义：首先，“天才”是具备审美能力和艺术技能的人，他们并不用势利眼来打量世界，而以审美目光来观物，“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王国维还将“天才”奉为卓绝大师的代名词。譬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王国维就以为：“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文学。”
如今，“天才”却已经很少能在艺术领域找到接班人了，人们评判一个人是否是“天才”，通常都是以他能在一分钟内记住多少个英语单词、能在五秒钟内做几位数的运算，或者是他在二十岁之前拿到了多少枚奥赛金牌作标准的，人们狂热地推崇这些在理工科方面占尽了造物主便宜的人，因为他们的能力都意味着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艺术领域，“天才”已经被“疯子”悉数驱赶出境了。如果人们还会说起艺术界的“天才”，那么等把他的特征描述出来之后，人们一定会发现那简直可以印成一册神经病的病历。人们兴致勃勃地眼瞅着某些艺术家们，推测他们究竟是先割耳朵呢？还是把某只手的手指头一根根切下来，或干脆一斧头把脚掌给剁了，为了不辜负热心观众对自己冠以“天才”的嘉许，至少也得在闹市把衣服扒光一次才算完。他们以如此戏谑的态度去关注艺术家，和那些蹲在街边专门等着看明星八卦新闻的、追腥逐臭的“食尸兽”又有何差别？
当今社会的人通常对古人的人生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人们就更应该冷静地好好想一想，以古人的才智说来，如果真可以从襁褓里蹦出个现成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