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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重1950克的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新衬衫。
11：00，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狼穴，一位接待施陶芬贝格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可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由于希特勒要在下午紧急会见墨索里尼，原定15：00的军事会议临时提前到12：30。
刺杀希特勒（3）
只有左手三个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躲进厕所，用残存的三个手指和半截右臂紧张地组装炸弹。盛夏30度高温加上过分紧张，密不透风的厕所使施陶芬贝格汗流浃背。在希特勒副官的催促下，他不得不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为12分钟，匆忙换下湿透的衬衫，夹着装有炸弹的公文包匆匆走进会议室。
12：35，24名与会者全部聚齐，施陶芬贝格把炸弹放到距离希特勒两步远的桌子底下。两分钟后，陆军副总长豪辛格将军开始汇报东线战况，希特勒和与会军官洗耳恭听。施陶芬贝格盘桓须臾，趁机溜出会场。一位军官伸腿碰到施陶芬贝格放在希特勒脚下的公文包，这位军官出于礼貌，随手把它挪到桌子腿的另一边。
施陶芬贝格驱车迅速驰往“狼穴”大门，门卫碰巧与施陶芬贝格烂熟，当即命令哨兵给尊贵的残疾上校开闸放行。在去机场的路上，施陶芬贝格把剩下没用的炸弹抛出车窗。他确信，一枚炸弹足以使希特勒粉身碎骨。
施陶芬贝格随即通知柏林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以此剥夺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瓦尔基里是北欧主神沃丁（Wodin，星期三之神）的婢女，也被称作女武神，她们成群结队在战场上空飞舞，专向那些该死的坏人索命。《瓦尔基里计划》假托动员卫戍区镇压国内骚乱，组织1000名骑兵控制柏林城，准备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核心一网打尽……
“狼穴”爆炸过后，24名与会者中4人当场死亡，水泥屋顶掀塌一半，地上炸出一大坑。由于施陶芬贝格手、脚、眼睛严重残疾，三个手指只能启动一枚定时炸弹，缺乏足够的爆炸力。碰巧爆炸的一刹，希特勒正趴到桌面上看地图，厚重的橡木桌子挡住了炸弹，让希特勒躲过这一劫。
17：00，柏林的党卫队奉命到国内驻防军总部依法逮捕施陶芬贝格。盖世太保以为“狼穴”爆炸不过是施陶芬贝格个人行为，没料国内驻防军严阵以待，反将奉命前来的党卫队一网打尽。与此同时，戈培尔劝说来逮捕他的国防军中尉倒戈。当这个中尉表现犹豫时，戈培尔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想想，你在创造历史。”
18：00，希特勒发表讲话：“一伙野心勃勃、毫无理智的军官企图弑君篡夺领导权……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德国人民一片欢呼，施陶芬贝格一时成了孤家寡人。
19：00，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博士指挥柏林“大德意志卫戍区”全力镇压叛乱者，武力恢复首都的安定局面。一些参加政变的军官开始左右观望，继而与施陶芬贝格划清界限。前来围剿的“大德国卫戍区”与拒捕的施陶芬贝格在国内军总部展开激战，施陶芬贝格寡不敌众，在交火中负伤被俘。他和其他四名同党未经审判就判处死刑，拖到院子里立即枪决。
施陶芬贝格在最后一刻还替战友开脱：“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主意。作为军人，他们仅仅执行了我的命令。所有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
据目睹处决全过程的军人回忆，陆军上校克劳斯·格拉夫·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大义凛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 陆军元帅A·约德尔被纽伦堡战犯法庭绞死时，说的也是这句话。
五、36岁的残疾贵族军官挺身而出，用残破的生命挽救民族尊严
60年前，第三帝国的人民法庭判处施陶芬贝格“卖国”，说他在祖国危难之时，从背后捅元首一刀，最终使得东部战线崩溃。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发生“十一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推翻德皇威廉二世，“后方革命出卖前线军队，直接导致祖国的失败。”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云客乐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杀死希特勒，《瓦尔基里计划》也未必能行，因为当时希特勒威望极高，被当做民族的大救星，举国上下一呼百应。而为世界制定规则的丘吉尔态度强硬，坚持把“七二〇事件”说成狗咬狗，决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一分为二，美、英、法扶植西德实行自由经济；苏联占领东德埋头建设社会主义。1953年6月17日，东德发生反政府起义，整个欧洲才把“反抗”和“反对派”旧事重提。铁幕外的“自由世界”普遍认为，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民主、法制国家”，根据林肯“人权大于主权”原则，施陶芬贝格以暴抗暴，应该奉为全人类的共同楷模。早在美国内战时期，林肯借口南部诸州侵犯“人权”，首开武装干预先例。1999年5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对伊拉克发表讲话：“如果一个政府迫害人民，同时辩解是自己内部事务时，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大英百科全书》的恐怖定义一经美语重新解释，施陶芬贝格就从“狗咬狗”变成了世界英雄。
我觉得施陶芬贝格一直对国家社会主义心存好感，积极投身希特勒的“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双手粘满人民鲜血。残酷的战争不仅把他变成瘸腿、单臂、独眼龙，也让他良心发现，不惜铤而走险挽救岌岌可危的德意志祖国。值得注意的是，施陶芬贝格只是以军人政权取代国社党领导核心，与共和国的民主法制风马牛不相及。
二战结束后，德语民族不仅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道义上无地自容。一个贡献了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贝多芬、莫扎特、爱因斯坦、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的伟大民族，怎么会委身一个小市民出身的大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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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希特勒（4）
让世界肃然起敬的是，就在全民族追随伟大领袖的狂热年代，36岁的残疾贵族军官挺身而出，用自己残破的生命挽救德意志的民族尊严。如果《瓦尔基里计划》侥幸得逞，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提早结束9个月。400万德国人、150万苏军、数十万盟军、几十万集中营囚犯就可能免遭杀戮；德累斯顿、基尔等历史名城也不会被盟军炸成一片废墟。
2004年7月2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60年前枪决“卖国贼”的施陶芬贝格大街13号，盛赞“这是德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天”，“施陶芬贝格是自由、民权与欧洲统一的先行者。”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铁幕不仅创造了茨威格、哈维尔、卡夫卡、米兰·昆德拉……也贡献了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柏林市长沃维莱特认为“抵抗独裁从来就不是徒劳的。” 国家电台德国之声（DW）也把行刺说成是“良知促使的起义”，德国电视2台的民意测验干脆把施陶芬贝格伯爵评为“最棒的德国人”。
达豪：集中营之母（1）
一、狱墙，像我这样的笨猪也能一窜而过。
2005年4月29日，我和我的大吉普开进达豪。整整60年前的这一天，隶属陆军中将“闪电乔”柯林斯第7集团军的157步兵团，和美国最荣耀的“彩虹师”——第42步兵师攻占达豪。42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重大战役，1917年美国参战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42师上校参谋长，一战结束时是42师准将师长。麦克阿瑟一直以42师的兵源结构自豪万分，“西起加利福尼亚，东到缅因州……42师囊括了全美国的进取精神，就像一道彩虹（It is just like a Rainbow）”，所以42师也被称作“彩虹师”或“虹霓师”。
解放达豪的“彩虹师”意外发现，德意志是一个非常干净、讲究卫生的民族，即使在达豪集中营的犯人囚室，也都装备了抽水马桶。此前，美军根据各种英文报刊传递的官方信息坚信：“达豪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中营之母”。其实说达豪是集中营之母有些冤枉，在它之前苏联至少修了23座劳改营。只是日耳曼人干什么都讲究规范、制式，有纲领、有图纸，把集中营都修得像数控机床。
1933年建立的达豪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这里原来是德国陆军达豪武器试验场。集中营共分为四部分：中间是关押犯人的简易棚式营房；南端是管理处；管理处与营房之间是“点名操场”，这里是每日点名和集体处罚犯人的地方；集中营西北角有一排小平房，就是臭名昭著的焚尸院。与小城达豪毗邻的有慕尼黑、斯图加特、纽伦堡等工业名城。斯图加特以奔驰汽车、保时捷跑车著名，慕尼黑生产宝马轿车、齐柏林飞艇，纽伦堡一直就是全世界的玩具之都。
作为法西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达豪的建筑设计、管理模式、组织运营都为日后其他集中营建设树立了样板。这座“集中营之母”布局呈长方形，看上去横平竖直，很像附近拜仁慕尼黑球队的主场。营区占地上百公顷，四周有和我一般高的围墙，目测估算高度绝对不会超过一米八五。和我们熟悉的宫墙、狱墙截然不同，集中营围墙，建筑材料是我们盖房子用的水泥预制板，高度不到上海租界提篮桥监狱的一半，厚度不及提篮桥监狱的五分之一。
狱墙顶端装有半米高的带刺铁丝网，我站在地面上伸手可及，要是没有通电，像我这样的笨猪也能一窜而过。围墙每隔80米有一座高高的塔楼，玻璃窗巨大、明亮，看不到鬼子炮楼的射击孔，与我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收租院”、“三条石”的阴森恐怖截然不同。
“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最初是英国人的发明物，按《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解释：“集中营”是关押###、少数民族、特殊社团的拘留中心。某些政府出于国家安全、拓荒或惩罚反抗者，通过行政或军事命令将某些特定人群集中拘禁。这些被集中羁押者不是因为个人原因，往往由于从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政治组织或某种信仰。这种羁押未经合法起诉，更没有公正的审判程序。
集中营不是根据《宪法》关押民事、刑事罪犯的普通监狱，不是依据《战争法律》关押被俘军事人员的战俘营，也不是为流动人口提供膳宿的临时收容安置中心。在许多极权国家，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了加强集权统治，设立各种政治集中营、劳改营，它们实际都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的特别监狱。
二、希特勒借“国会纵火案”说事
与我们熟知的严肃历史记载不同，据美国TIME…LIFE 40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一家之言，1933年2月27日，来自阿姆斯特丹，半瞎、低能的荷兰人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在柏林一家酒吧信口开河，借着酒劲放大话，自称要烧了德国国会。一旁的冲锋队闻言不动声色，没有惊动卢贝，而是贴在卢贝身后暗中监视。眼看着半瞎的卢贝摸进帝国大厦，强行脱掉他的上衣当做引火之物放火，待烈焰滚滚、浓烟冲天后，再叫来警察当场抓住赤裸上身的卢贝。戈林接到密报立即赶赴火场，当众宣布：“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号，每个共产党头子都该枪毙！每个共产党议员都该绞死！”
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和另外四名共产党一起被送上柏林法庭，其中一名德###员，另外三位是来访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及两名助手。连瞎带傻的卢贝在法庭上对纵火案供认不讳。法庭当即宣判卢贝犯有纵火罪和叛国罪，考虑卢贝认罪伏法，态度良好，故从轻发落，由绞刑改判砍头。其他四位共产党慷慨陈词，声明自己与纵火的卢贝毫无牵连，被当庭无罪开释。
此举让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另眼相看，误以为只有国社党才是德国的安全保障。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国社党威望一路飚升，获得国会608个议席中的288个，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大选后的希特勒成为合法总理，借“国会纵火案”说事，宣布强化首都安定，清洗###者，光共产党就逮捕了4000多人。他还用冲锋队补充警察加强社会治安，把国家机器变成自己###的暴力工具。
今天，在德国柏林帝国大厦议会前，树立着几十块乌黑的金属板，每块金属板都一端朝下，插在帝国大厦左前方的雪地里。我粗粗一数，整整70块，每块金属板都代表一名被国社党清洗的国会议员。我用皮手套拂去金属板上的积雪，露出深刻在钢板上的被清洗者姓名、生卒年月、被囚禁的集中营、党派。第一块钢板是“Lotte Zinke，1891年生，1944死，囚禁于Kz Ravensbruck集中营，德国共产党KPD”。第二块钢板是“Johanna Tesch，1875年生，1945年死，囚禁于Kz Ravenshbruck集中营，德国社会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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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豪：集中营之母（2）
三、抢着对展板前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1933年，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组阁政府，通过各种法令限制其他党派的参政、议政。这一年，德国第一座集中营开始在达豪动工，由希姆莱的党卫军直接管理，用来拘留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者。
随着法西斯政权逐步稳固，党卫军的镇压范围迅速扩大到抵制政府政策的犹太社团。因为犹太人凭借金融、经济、学术、宗教影响力，不断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政策提出质疑、消极抵制。1935年，德国通过《纽伦堡法》限制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其他民族通婚。
1938年德国合并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区以后，苏联将芬兰东南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岛屿收并，强租汉科港30年。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国占领波兰西部、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在光天化日之下瓜分了波兰。
1940年，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秘密设立“灭绝集中营（Extermination Camp）”，这是国社党集中营制度的登峰之作。“灭绝集中营”以波兰的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最为著名。在某些灭绝营里，如布痕瓦尔德灭绝营，许多新毒素和抗毒素、新外科手术以及人工诱发疾病都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集中营遍布全欧洲，集中营里的关押者被强迫当做辅助劳力，他们必须拼命劳动以挣得食物作为工资，改造思想，无力劳动者只有饿死。为免于饥饿，许多人因为劳动过度疲劳而死，被形容为“自然解决”。到二次大战末期，“灭绝集中营”的规模、范围都无限扩大，除###者、犹太人以外，大约有40万吉普赛人也被消灭。
1942年1月20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柏林南郊靠近波茨坦的度假村召开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海德里希为首的15名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帝国中央保安局犹太人处处长艾希曼等制定决议，决定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由于二战愈演愈烈，放逐犹太人的计划暂时无法实行。
万塞会议形成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欧洲搜捕犹太人，将他们集中东运，组成劳改队，任其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中“自然减少”。万塞会议的最终文件突出劳改性质，没有提到“灭绝”、“处死”。但此后不久，波兰灭绝营中出现了第一个毒气室。
万塞会议遗址陈列着英、法、德、意、西班牙、阿拉伯、希伯莱、日本、荷兰……十几种文字的宣传材料，谴责国社党迫害犹太人，要求德意志民族自觉自省。
我在万塞会议旧址发现这样一条史料：“1939年10月以前，上海是世界上唯一接受犹太难民的城市，这年共有14000名犹太难民逃亡上海，他们大多都在中国找到了工作。1941年战争爆发后，逃亡上海的难民增多到17000人，其中90％是犹太难民。1943～1945年日本人占领上海，这些难民再次被拘留。”看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抢着对展板前参观的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四、中国历来宽容有各种怪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
中国历来宽容有各种怪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盛唐的番僧、昆仑奴……都是如此。河南人在宋朝就开始容留精明、吝啬的犹太人，中国人宽厚地把犹太教称作“一赐乐业教”。
文明的欧洲迫害犹太人由来已久，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残酷统治，绝大多数犹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而流落世界各地。中世纪，犹太人饱受封建主与僧侣的压迫。盎格鲁－撒克逊最著名的W·莎士比亚1596年发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把犹太人夏洛克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
1879年德国作家W。马尔最早使用“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这个词，用以表述近、现代仇视、排斥、压迫和残害流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社会思潮与行为。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西欧一些国家，犹太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在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仍然存在仇视犹太人的现象。俄国沙皇政府特别仇视犹太人，并竭力煽动工农仇恨犹太人。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在敖德萨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也掀起残害犹太人的浪潮。1905年革命时期，在100个城市里计有4000多犹太人被杀，1万多犹太人被打伤致残。19世纪末，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诬告犹太人军官A。德雷福斯向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提供情报，从事间谍与叛国活动，判处他无期徒刑。一些极端分子举行示威，高呼“枪毙犹太人”的口号。经过共和派和主持正义人士的斗争，至1906年当局才宣布将德雷福斯无罪释放。在19世纪末的德国曾有20多万人在致俾斯麦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褫夺犹太人的公民权。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犹太人得到了解放，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仍不时挑起对散居于各国的犹太人的仇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德国获得政权后，鼓吹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