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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性很强，一个连队一个人得上了，不到几天，几乎一个连队的指战员都会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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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4）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从团长到饲养员，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原四十六团卫生员贺国强回忆说：
疥疮这玩意可厉害啦，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转三圈，大腿根上扎了营。”这东西主要就是痒，晚上睡不着觉，许多人把自己的皮肤都抓破了，特别是大腿根，最让人难受。白天行军时，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一挠。这东西得用硫磺治，可到哪里去搞硫磺？就是搞来了也不够，不是一个营、一个团，全纵队，甚至整个刘邓大军都是这样。我曾经听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纵队哪个旅打了一个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泡个温泉澡杀杀疥疮。我们没这福气，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炸药里有硫磺，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磺，还要用猪油，猪油就只能去买。部队南下时，带了不少银元。有些老乡穷，没见过银元，你要敲一敲吹一吹，他才知道这是银元。把猪油拿回来，先煮一煮，再放进从手榴弹里搞出来的硫磺里，然后把战士们集合起来，找间屋子，把窗户关上，烧上一堆稻草，战士们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烟火一熏，再往上抹猪油。我们搞时，营连的卫生员都要来看，然后回去再分头去搞。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来没断过，那个苦啊，比后来抗美援朝还要苦。
除了疥疮，还有疟疾。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副指导员张福元回忆说：
到达大别山后，远离大后方，条件异常艰苦，生活上出现了种种困难。我们穿的是打土豪收缴来的五颜六色的布衣服，很不整齐，炊事员穿的还是花布衣呢。吃的是糙米野菜，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当地人在池塘里又洗马桶又撒尿，水牛也放在里边，人还在饮里面的水。干部战士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病号一天天增多起来。不久，疟疾病流行开来，我也染上了这种病，发烧发冷很厉害，眼看跟随部队前进很困难。我的心情也复杂起来，一是不愿离开自己这个老红军队伍，二是怕离队后落入敌“小保队”（土顽武装）手中。就在我是走是留不定，部队又整装待发的时候，教导员杨唯青让驭手老王把他的马牵到我们三连来了，老王说：“这是教导员让给你骑的，要你跟随部队行动。”我正担心离开部队呢，有了这匹马，心里非常高兴。当我骑在马上，望着教导员杨唯青挺着瘦弱的身体，迈开双脚，一步一步在山路上、田埂上行走时，一种难以言述的滋味涌上心头。在我们部队中，军人有泪不轻弹。我这次一病就是20多天，每天都是出发前老王从营里把马牵来，晚上到了宿营地把马再牵回去，使我带病行军未曾掉队。我的病稍好，就叫老王别再牵马来给我骑。可是，这匹马又转到了别的病员手里。马虽是配给教导员的，但在大别山，他实际上从没有好好骑过。
原在一纵供给部工作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我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为解除病痛，大家都找民间的土方、偏方，试着治病。那还是刚进大别山时，供给部有的人患疟疾，闹肠炎，拉痢疾，还要行军打仗，行动十分不便。当时因为没有药，大伙只好忍着病痛坚持行军。后来我们听当地老乡讲，山上的羊屎蛋能治打摆子。我们就上山到处找羊屎蛋。经过尝试还真管用，吃了几次病居然好了，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那时我们的急救药品很少，进大别山后，我们自购和缴获敌人一批药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同志就是没药品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上。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7年10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下马威（5）
这天，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指出：
（一）、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很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痢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五十八师及潢川八十五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镇，土顽均被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就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号一定加多。
（三）、我们现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五千人），如马上分三个旅到（平汉）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如需要配合陈赓行动，亦可于解决冬衣后，即出平汉线。张之轩：《征途随笔》（纪念文集），第111—112页。
在刘邓这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许多老人讲，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人们，至今一提起大别山，都摇头，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
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六七月份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六纵文工队有个女战士，家在武汉，到大别山时，她觉得大别山太苦，离家又很近，就找个机会跑了。但她也没能跑出大别山，几个月后，文工队经过一个村庄里，看见河边有个女的在洗衣服，再仔细一看，是那个女队员。看见文工队，她就呜呜地哭了，原来她跑出不久就被地方土顽抓住了，被土顽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回到了文工队，部队也没怎么处理，但其他队员觉得她开了小差，都看不起她，不愿和她在一起，平常也不和她说话。在文工队呆了两年，部队进军大西南的途中，她又开小差跑了。
北方来的战士开始怀念起太行山来了。太行山虽然也苦，但都是本乡本地的，形势不大紧张时，还能抽空回家看看。打起仗神出鬼没，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敌人，打它个伏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在晋冀鲁豫太平原上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开，哪像大别山，走路都让人头疼！
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也有人开了小差。
当年在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通信连的郭宪章，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路上被选派到纵队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回忆说：
我们班长是个河北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天晚上，是我在站岗，他拿着枪出来，把枪递给我说：“我出去小便一下，你给我看住枪。”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就睡着了，半夜里指导员把我踢醒了，问我：“你们班长呢？”我说：“小便去了。”指导员这时也看到了他放在我身边的枪，就批评我说：“你呀你，他把枪都给你了，他这是准备跑了，你怎么都这么糊涂？”那时开小差跑掉的，如果是带枪跑走的，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是“拖枪叛逃”，处分非常严厉，有的还要枪毙。如果没带枪，抓回来了，也就批评批评，开个“斗争会”也就算了。建国后，我回到老家打听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班长也没跑回老家，也没在部队里再见到他，估计在半路上被害了。
下马威（6）
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开小差跑的，北方的老战士也很少，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要问路啊，一开口就是一口北方口音，地方的土顽立刻就抓住你了。但也有跑回去的，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我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我怎么看都像他，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看看我，头一低，不吭声了。我再问他，他干脆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了。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巩固部队成了一件大事。战争总是残酷的，每一次较大的行动，甚至一场战斗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人是战争的基本元素，没有人打仗就无法使战争机器运转起来。对于解放军来说，人尤其显得宝贵，因为在装备、技术上不如国民党军，只能靠局部兵力数量优势来歼灭敌人，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所以，无论是在根据地或是大别山，巩固部队都很重要，各个连队也想了不少办法。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教导员芦思英回忆说：
那时基层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巩固部队。连队指导员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开头就是“指导员的基本任务是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根据地打仗时，有两种情况巩固部队任务最重，一种是战斗频繁时，有个别战士开小差，还有一种是“战后怕”，一场大仗打下来，到处是死人，越想越后怕，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就会开小差。部队到了一个宿营地，干部就要了解有没有战士是当地的。如果部队经过的地方是战士的家乡，就要暗地里动员党员，给他布置任务，让他注意这些战士的表现，多做工作，提高警惕，防备他开小差。还没到他家乡时，班排长还有党员就会用开玩笑的口气给他讲：“部队从你家门口过，你可不要想家啊。”这也是提醒他，部队已经注意上他了，别再想开小差的主意，跑也跑不掉。部队住下后，干部还要看好宿营地的地形，看看哪个地方、哪个方向容易跑走，放哨兵时就要重点放在那里。行军时，如果是五点起床，干部四点就要出来看看人少了没少，连长看见排长就会问：“你们排怎么样，有没有开小差的？”我们营里干部遇到连里干部，也要先问问他这个。
在大别山，许多北方来的战士不喜欢大米，要吃面条，也不愿意喝稀饭。因为解放战士中很多是南方人，他们习惯吃大米，到大别山也容易适应，他们这时反过来给老根据地的战士们做思想工作了，还给他们讲，稀饭有营养，我生病了，一喝稀饭就好了，不信你也试试。有时还真管用。
在根据地打仗，开小差的战士实际上也很少。如果开小差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有权把你关两天禁闭，这个权力也不是上级给的，是慢慢形成的，然后要开个会，批评教育一下，再做做思想工作，一般没什么问题。开小差不是一件光彩事，大多数战士对开小差的都很反感，有的开小差没跑掉的，被抓回来了，连队战士们一听说，上去就打，连队干部挡都挡不住，特别是对那些刚俘虏过来的。这些人一般都要编入部队，因为放回去了，害怕国民党军再把他们抓回去补充部队。我们就经常教育战士们，对那些开小差的，不能打骂，要靠批评教育。
大别山的情况又不一样了。开小差的现象比较严重一点。我是第二批进大别山的。那时我们部队的战士大多数是山西的，我带两三个人到山西历城，让地方政府动员那些开小差的战士回队。凡是开小差的，地方政府都有名单，我们找到了###十人，还有一些新兵和南下干部，然后统一组织起来，组织了一个团，我们大约是在1947年11月开始走，到12月底到大别山，把这些人都交给了团里。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指战员还都是咬着牙忍受了，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讲起六纵，眉飞色舞，但说起大别山，声音就越来越低了：“我是个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打过日本鬼子，什么苦都吃过。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还苦，以后抗美援朝也比不上，要苦多了。那种苦啊，它不但是身体上，生活上的苦，这苦也不算什么，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心灵的、精神上的苦！”
下马威（7）
这种苦，刘邓首长也早就想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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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成了个大问题（1）
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各纵队：“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第89页。
邓小平在这个指示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民军队曾经先后四次进出大别山。第一次是在1932年时，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至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第二次是1934年10月，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长征到达陕北；第三次是1938年冬，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这里东进抗日；第四次是1946年6月，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由大别山区向西突围而去。
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的疯狂破坏，人民群众就要受到国民党地主武装的残酷压迫。国民党地主武装杀起人来没有什么约束，大别山的茅草过火，石头过刀，有些甚至被满门抄斩。就在前一年新四军五师中原突围后，国民党地主武装就回来血洗大别山。在大别山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4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锹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并且还到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大别山是革命老区，也因此成为了国民党的重点统治区域。自北伐战争以来，除了出去打仗，国民党桂系部队就驻在这里。有人说，蒋介石一生的对手就是共产党和桂系，桂系也曾三番五次地起兵反蒋，但蒋介石依旧消灭不了，可见桂系无论治军还是统治地方，都确有两下子。桂系将领廖磊最为出色的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桂系第七军撤至大别山后，他升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时的表现，当时他名义是主持安徽省政，实际上鄂东、豫南的大别山区也在他的辖区之内，权力极大。
廖磊是桂军一名出色将领，白崇禧在逃往台湾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廖磊在大别山评价甚高：“他率第七军赴沪作战，敌人装备好又有制空权，伤亡很大，有旅长二人、团长六七人牺牲，而撤退时无论搭车徒步，上下均能守秩序，对百姓秋毫无犯。第七军撤到大别山，后来荣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军人能守纪律，政治风气亦佳，安徽人对他均表好感。这时江北、山东都沦陷了，而安徽甚多县份在八年抗战中始终能守住，这基础是他建立的。可惜因战事倥偬，不能按时检查身体，二十八年冬病逝于立煌县，葬于宜黄。继廖任安徽省主席的是李品仙，无论军政都比不上廖主持的时期了。我衷心佩服这人。”
廖磊在大别山区主政虽然只有一年，但口碑不错，颇受国人好评，时人称之为：“廖磊将军治军严明，与官兵同甘苦，勤政爱民，视吏民如弟兄，威德兼施，刚柔并济。平时不苟言笑，言出必行，力行贯彻，不成功不止，以建设安徽、复兴中国为目的，一年之间，巡视鄂东豫南二次、皖中二次、皖北一次，轻身简随，履险如夷，行旌所至，军民夹道欢迎。”这话虽然说得夸张，但也道出了部分事实。廖磊于1939年冬病逝于立煌县时，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都曾送花圈致哀。
李宗仁与白崇禧晚年分道扬镳，矛盾极深，几至开口相骂，但对于廖磊，两人的评价都非常一致。李宗仁晚年提到廖磊时也回忆说：“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可惜廖磊原有心脏病，一度且曾患轻微的脑溢血，医生嘱咐，须安心静养。但是值此抗战最紧张的阶段，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一位责任心极强，勇于任事，能征善战的将官，那有机会静养呢？廖君终于积劳成疾，旧病复发，于民国28年10月不治而逝。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2）
桂系部队在大别山苦心经营20多年，建立了完善的保甲联防、“五家连坐”和特务组织，民团、小保队（地主武装及土匪）基本成熟。在大别山，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