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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完全占领了广济城。尤太忠知道部队缺衣少粮，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攻开一个城镇，最容易发生哄抢物资的现象。所以，在攻打广济之前，尤太忠亲自组织机关的参谋、干事，组成了“纪律检查小组”，带着一帮战士，看到仓库、粮库、被服库，盖了大红章的封条一贴，派上两个战士，一边一个。许多十六旅的老人至今还自豪不已：“打下广济，我们群众纪律执行得最好，没有发生一起拿老百姓东西的事情。”
12月24日下午，敌人发现广济被袭，整七师慌慌赶来增援。尤太忠立即带领十六旅向龟峰山下木子店地区转移。四十七团三营营长邓林负责带领一个连掩护撤退。原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回忆说：
我赶去给邓林交待完了任务，刚要走，邓林叫住了我，说：“老唐，我有个照相机，还有两块现洋，你给我保存一下，如果我回不来了，就送给你了！”我笑着打了他一下：“你说什么呀！让我保存就保存吧，还说什么回不来啊？你打完了回来，我就给你！”但邓林还是没能回来，他在阻击敌七师时负了重伤，抬到半路时壮烈牺牲了。我听说后，眼泪立即就出来了，邓林是个老红军，但年纪很轻，没有上过学，但他很聪明，一有空就缠着有文化的教他识字，已经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我想把他留下的“财产”将来有机会送给他家人，但我只知道他老家是四川的，具体在哪个地方，我就不清楚了。我又跑到四十七团去打听，也没人能说清。战争年代就是这样，许多烈士连名字都没留下。
说起这事，唐永舜至今还很遗憾：“以后我走到哪里，都很注意打听这事，但至今也没问出来。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广济之战，调动了敌人，破坏了敌人的围剿计划，减轻了主力的压力，十六旅歼敌二三师第六团（欠一个营）800余人，受到了野司的表扬。
棉衣歌（1）
天气越来越冷，10月初的大别山已是寒风凛冽。部队面临着严寒天气的严峻考验。战士们身上穿的还是1947年4月前发的军装，脚上大多数穿的还是草鞋，许多战士都患上了感冒，部队的行军、打仗都受到了很大制约。还有一大部分战士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轻装时，按照部队命令，把背包一律扔掉了，那时部队动员时还讲：“大家不要担心，进大别山了，每个人再发一床棉被。”谁知到了大别山，别说棉被，就连穿衣服都成了一个棘手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刘邓大军对群众纪律要求还是很严的。野司专门作出规定，严禁战士们向老乡要被子、衣服、鞋子。六纵队副司令员韦杰，在这方面要求更为严格，他看到大家没被子，就给他们讲：“我给你们出个好主意，晚上睡觉时，钻到稻草里，很暖和，这是一个最保险的保暖方法。绝对不能因为没有被子就违反群众纪律，你要是借老乡的被子、衣服、鞋子，你就是反革命！”把这事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乖乖，谁敢还去碰老乡的一根线！
不光是普通战士没衣服穿，就连野司首长也同样如此。原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回忆说：
有次野司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开完会以后，李达叫住了我，问我：“听说你有个皮马甲？”
我还有点紧张，以为李达这么问我，是怀疑我违反了群众纪律，我忙说：“我是有件皮马甲，是搞国民党军的，也不是在大别山搞的，是我们十六旅在汤阴打快速纵队时缴获敌人那个旅长的，我是用东西换来的。”
李达停顿了一下，说：“是这样的，首长年纪大了，你能不能脱下来送给刘师长？”我当时一听，鼻子发酸，二话没说，赶紧把皮马甲脱下来，塞到了李达手里。我看着李达也冷得发抖，忙说：“我回去再打仗了，也给你搞一件。”
李达忙一个劲地摆手：“不行不行，这样子不成，我哪能向你们要东西呀？”
我笑着对他说：“你就别客气了，你们在上面，不容易搞，我们在下面打一仗，就能搞到。”
冷的冬，热的雪——刘邓大军在1947年的那个寒冬
说起这事，唐明春至今还感慨万千：“那时真困难啊，从上到下，包括旅长们，都没衣服穿，开会时坐在那里，身子都在发抖。说实话，那个皮马甲是崭新的，我也舍不得穿，实在熬不住了，就穿在里面，还不敢让别人看到，因为大家都没穿的，你穿着皮马甲，不好意思啊。也不知道李达怎么晓得了，当时李达也挺可怜，给我说话时，自己也冷得牙齿上下打架。”
刘邓首长其实早就开始考虑解决部队冬装问题，9月初，刘邓曾就这个问题电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原来计划在晋冀鲁豫后方，为刘邓大军筹措15万套棉衣，100万银元和药品及物资，并且都已经准备好了。但要把这样庞大的物资送往大别山，沿途要经过漫长的敌占区，随时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可能，任务艰巨而危险，并且至少需要4个纵队护行，25000名民工起运，无异于又一次大军南下。经过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来往，刘邓体谅中央和后方的困难，决定自筹棉衣过冬。这一方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毛泽东先后指示刘邓：“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求补充”、“歼灭小敌，发动群众，解决物资。”中原局也随即发出了“就地取给”的指示。
9月23日，毛泽东又亲拟电报复告刘邓，冬衣动手自制，每人发一件棉衣，严寒时再发一条夹裤，并规定“……其办法是，向商人及民家有花、布者分派代制，照市价立借据，由南下纵队送银元（愈多带多好）清还，分文照付。如此不但不会丧失军誉，且会增长军誉。惟须向商民说明理由，办理须有秩序，须派出多数有能力干部去做，以免苛扰。”李德生：《李德生征程忆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第76页。
刘邓大军立即展开了一系列筹措过冬棉衣的战斗。
六纵把筹措过冬棉衣的任务交给了十七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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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衣歌（2）
10月7日，十七旅攻占长江边上的商业重镇团风。这次作战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棉衣原料。
原六纵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回忆说：
我们出发前，旅副政委韩民给部队进行了动员：“我们这次去打团风，目的就是去背布，其他东西都不能拿。我们是为全纵队背布的，是共产党员就要带头积极背布，不背布就是一名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我当时听了，心里就犯嘀咕，这打的什么仗呀，怎么能这样讲呢？是否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很多，我就是没听说过背不背布也是一条标准。想归想，我还是跟着部队出发了。
十七旅经过急行军80多里，于深夜12点到达了团风。团风只有敌人一个保安团，十七旅的枪一响，一个保安团立即作鸟兽散。团风虽然轻而易举地打下了，但周围都是敌人，天亮前一定要安全撤出，各个团立即全力投入到了“借布”行动。
但战士们一开口就碰到了钉子。按照规定，要把布匹作价多少，给群众打借条。但许多布店的老板不同意：“我们是做生意的，你给个条子，我有什么用？”战士就低三下四地说好话：“你就算救济，也要借给我们。”不管怎么说，大军压境，不借也得借，比较大的商家，看着像土豪，干脆没收，省得他啰嗦。
原四十九团宣传股长杨锦华回忆说：
当时我是带着警卫连一个班进入团风的，进去后，看到一家门面房里亮着灯光，我隔着门缝一看，里面正好是个布店，有个老头正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算账。我把门敲开，走了进去，老头忙毕恭毕敬地招呼我们：“老总，请坐请坐。”又是递烟又是倒茶。我对他说：“老先生，不要叫我老总，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大军！”老头忙双手捧着递给我一杯茶：“是是是。”我就对他说：“老先生，我们解放大军在这里有10多万人，要过冬，战士们没衣服穿，现在还是穿单衣，能不能借给我们一点布？”老头声音一下子变得低了：“借几尺？”这时团长苟在合过来了，他站在门口，大声地冲我吆喝：“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快一点！”我忙跑过去低声地对他说：“这里是个布店，我们正在给老乡做工作，他在问我们要借几尺布。”苟在合瞪了我一眼：“借几尺？你告诉他，统统借走！”我忙回来对那个老头说：“老先生，我们要把你所有的布都借走！我给你说清楚，不是不还你，我们很快就要胜利了，政府以后会还给你们的。”老头用身子挡住了布，叫了起来：“不行啊，我要靠这些布吃饭啊！”我只好硬起心肠，对他说：“现在顾不得了，你这大概有多少布，我打个借条给你。”我说着就写了个借条，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招呼警卫连那12名战士：“来，搬布！”战士们开始动手搬布，那个老头跑到我跟前，抱着我的腿跪在那里，不停地哀求我：“老总，给我留一点，给我留一点！”这时，从里面又出来了一个老太太，两人抱着我的腿跪在那里哭着喊：“老总，给我们留一点，留一点！”他们都是老百姓啊，过日子也不容易。我的鼻子发酸，使劲忍住泪水，把他们扶了起来，给他们说：“老乡，我们这么多大军要过冬，没吃没穿的，你们也要体谅我们呀，我们这也是迫不得已。你们把借条收好，等全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还的，我们一定要还的！”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杨锦华还鼻子发酸：“战士们把布取下来，我们赶紧背上就走，我真怕自己再待一会儿就心软了，把布都留下了。大别山人民为刘邓大军站稳脚，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
杨锦华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一直挂念着团风的这家布店。1956年他到北京的政治学院学习，听说有个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也在这里学习，杨锦华忙跑去问他：“1947年10月份，我们在团风借了老乡许多布，你们还了没有？”这个副司令员说：“这事我们都知道，政府已经赔偿了，工作很深入，挨家挨户地调查、登记，有借条没借条的都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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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衣歌（3）
杨锦华像个孩子一样笑了。
我们在写作本书时，还曾在“信阳时尚网”见到了一篇署名为李学明、李东升写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动人故事：一张借物证》，这篇文章讲的也是刘邓大军“借布”的事情，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杨锦华的说法：
1947年秋，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中有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而一张借物证就是其中的故事之一。
当年秋天，光山县凉亭乡胭脂洼的农民霍家忠，同光山９户农民在商城县城南关开设了一个“同盛祥”布行，专门销售光山土布。由于当时战局紧张，同盛祥便把布行所存土布转移到商城县第二区徐家堰存放。此时远离后方的20万刘邓大军（笔误，实为10多万）指战员急需制作御寒棉衣，刘邓首长为减少后方的长途运输，在当时物资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便向当地群众借了部分土布，借布证就是当时刘邓大军向霍家忠借布的证据。
借物证长厘米，宽厘米，正面铅字印刷，有墨印宋体字和毛笔墨写行书字12行，共129字。借物证上的有关借物事项具文清楚，所借物品为“白土布陆佰叁拾贰疋，计卅捆”，并说明了“每疋为卅方尺”。借物地点“商城县第二区徐家堰村民户同盛祥”；借物单位“晋冀鲁豫战地委员会”；“经手人陈三记”，并有陈的签名盖章。证上还有三条说明：“一、此证以户为单位开给；二、斤（尺）数以市称（尺）为标准，借啥写啥不折合；三、被借户持此证向当地县区政府抵交公粮（物）。”借物时间：“中华民国卅六年九月九日”。总编号为19453，并有联戳裁封印封号。
1984年，光山县在文物普查中，农民霍家忠拿出借物证交普查工作组人员看后，普查人员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县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借物证的处理工作，并组织了借物调查处理小组。经调查核实该证后，县政府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批准按高于当时市场白土布价格还清所借之物。县财政局依证将所借632疋白土布，折合人民币6388元，一次还清借物原主。
小小借物证，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亲情，也记载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风纪和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真情，更记载着刘邓首长率军的宏谋大略。
一纸借物证虽不是金质玉地，但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将是大别山人永远传颂的一段佳话。
原十七旅作战科长梅琪回忆说：
我本来就对去团风“背布”有意见，但还是服从大局，从团风出来时，自己肩上也扛了两块布。团风的布店，基本上都给解放军拿光了，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只要家里还有点布，也被“借走”了。我看着扛着五颜六色各种布匹的战士，不禁发了一句牢骚：“这样做对解放军的形象不好，好像解放军过不了冬天一样。我们的名声就换了这几块布，实在不值得！”纵队侦察科长杨毅正好路过这里，说我是“右倾”，回去以后，把这件事向纵队进行了汇报。李德生听说后，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有这事。我心想，说我右倾就右倾吧，反正自己就是有看法。我对李德生说：“是有这事，我就是这么看的。”然后就等着旅长熊我。李德生这人很开明，也很爱护部下，他对我说：“你这只是发表个人看法，不是右倾，别背思想包袱。”我这才松了口气，但这件事还没完，等到出了大别山，在叶县整党时，有人又提出了这件事情，好在李德生没说什么，我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过关了。
十七旅回来后，把布匹上交纵队，分给了各个旅。
十六旅作战科副科长唐永舜也有点想不通。那天他在值班，部队回来后，分给他一条被面，还是丝绸的。唐永舜感到很奇怪，拿着被面跑去问参谋长赖光勋：“这是哪个部队搞来的？”赖光勋说：“是十七旅打了团风搞来的，有什么事？”唐永舜脱口而出：“十七旅旅长是怎么带部队的？这不是像土匪一样吗？”赖光勋说：“你可别这么说，杜政委还派人跟着呢！”杜政委派人跟着都没说什么，唐永舜当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赖光勋看了看他，又说：“你也别想不通，你不用老百姓的东西怎么办？只能饿死冻死，这样做也是没办法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到时候，我们会赔偿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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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衣歌（4）
实事求是地讲，十七旅到团风“背布”，纪律还是要求很严的。李德生规定，除了布，什么东西都不能拿。各个团也是这样执行的。四十九团二连副连长拿了老乡一个手电筒，苟在合知道后，第二天就在全团召开大会，把这名副连长叫上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当场给他一个处分。
也有人说，十七旅到团风“背布”，这件事闹得中央都知道了，毛泽东很不满意。邓小平主动把这事承担起来了，受了批评。这不是没有可能，国民党是不会放过一切机会污蔑共产党的，这次也同样不例外，不遗余力地开动宣传机器，在报刊上大肆宣扬“###到处抢棉布”，还在大别山的墙上到处刷上标语：“八路八路，光要洋布”、“八路八路，抽板抢布”。
李德生是很在意自己部队名誉的，他当时的心情不得而知。但李德生也肯定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中，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回撤时，李德生带领的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也遇到了粮食短缺的问题，部队没吃的，挖野菜、煮食已经发臭的马肉，李德生都不准许部队向朝鲜的老百姓“借粮”，他当时还严厉地说：“我宁愿全师饿死，也决不吃老百姓一粒粮食！”闻者无不动容。
布匹有了，但发到部队，战士们都大眼瞪小眼：这些红布、蓝布、白布，还有些是花花绿绿的印花布，叫人怎么能穿得出去？原三纵七旅二十团三连连长王永庆回忆说：
战士们拿着这些布，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几个班长去找指导员：“指导员，你是不是把布领错了？”指导员说：“没有错，都是这样的布！”他们又说：“都是些花布啊。”指导员说：“就是花布。”几个班长噘起了嘴，不高兴了：“当兵的，穿花衣服像个啥呀？”岁数大的战士更不愿意：“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咱们穿花衣服！”“我情愿挨冻也不穿花衣服！”指导员说：“这有什么，是花布可以染嘛，把草木烧成灰染染不就行了？”
战士们只好用稻草灰代替染料，搓啊揉啊，有的又放到锅里煮一煮，终于把各种花布统一染成了说黑不黑，说黄不黄的颜色了。虽然不好看，但总比花布强多了。
部队经过各种途径筹措到了棉花，但大多数都是带籽的，还没有弹。战士们上山割些荆条，扫一块地，把棉籽剥掉，然后把棉花铺在地上，用荆条使劲抽打，算是弹棉花。大别山的裁缝少，战士就自己动手。剪裁更是外行，都是老少爷们，没有人会剪裁，有的便脱下衣服照着样子画，画了又改，改了又涂，你说这样合适，他说那样合适，争争吵吵谁也不敢下剪子，都怕一剪子下去剪坏了要造成浪费。做领子是最难的，就连野司机关“秀才”们也犯怵，拿着剪子不知如何开衣领，刘伯承走过来，拿过一个碗扣在上面，出现了一个大圆圈，刘伯承笑着说：“要这样干，领子就好了！”一传十，十传百，这个法子迅速在全军“推广”了，但还是有的把领子开在了胸口，有的把领子开在了后背。
衣服剪裁好，最后的加工也是麻烦事。
六纵十七旅原本打算去搞些缝纫机来。原十七旅侦察参谋冯嘉珍回忆说：
李德生听说团后镇有个教会学校有几台缝纫机，他把我叫来，说：“你当过小学教员，和学校打过交道。团后有个教会学校，有几台缝纫机，你带一个排去一趟，把这几台缝纫机买回来。”我就带着一个排，穿上便衣，走了40多里路，还没到团后，在一个村子旁遇到两个老乡，我上前就问：“老乡，到团后怎么走？”那两个老乡也很热情：“过了这个村子，顺着大路再走几里就是了！”我抬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