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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夫人直奔沦为囚徒的丈夫，她用小包带来了一套新假牙——丈夫安上假牙后会舒适些。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
无疑，赎救蒋介石的数百万现金是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中敲定的，而且想来这是宋子文尽可能以非政府的方式操办而成。毕竟，他所努力营救的是自己的妹夫，况且宋氏家族在中国乃是首屈一指。协议既已达成，所有到场的达官显贵都飞赴洛阳－－显然，绑架者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崇高要求－－被绑架者要立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
在洛阳，保全面子的好戏粉墨登场，也许还要持续好几周。可以说，绑架案中的蒋、张二人很难臂挽臂地同机赴宁，亦不宜身着华艳军服抵宁。委员长换上便装，先行一步；两个小时后，少帅穿着廉价的中国棉纺长袍，满心悔意地尾随而至。迎接委员长的有年迈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欢呼雀跃的20万南京市民。” 。 想看书来
然后，有关各方开始对外公布长篇大论－－但显然是为妥善处理中国空前的重大绑架案而编造出来的。潇洒、机敏、胸怀大义的绑架者张学良宣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恶。兹无颜随节来宁……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请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所有顾虑也……”
蒋介石则宣称：“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如中正怀有任何私欲或做出任何危害国人福祉之行为， 则人人皆可视余为叛逆，甚至罚以枪决……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诚意，若中正怠于同志之革命理想，则手下将士皆可视余为敌，甚至罚以枪决……，学良君已早日纠余之错（绑架），危机未得迟滞，中正深信国民政府会宽宥处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时对君做任何承诺抑或签署任何文件，皆无异于中国民族之灾难……”
据认为，少帅可能携带巨资出国一段时间，并可能最终统率委员长手下的另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各地，人们对危机和平解决欣喜若狂，连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宣称，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本人要痛饮一瓶，以贺委员长获释”。
到了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重兵保护之下，极其隐秘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话题被描述为“双方的个人利益”。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竟然会有“私人利益”，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了，而且很快闹得沸沸扬扬。
政府圈子里传说，少帅将在独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国法官和陪审员的审判，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随后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虚张声势中少帅被一名军警带到法庭－－警卫员像是在保护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这可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古怪的审判，当事人坚定地揽过所有责任，请求施以最严重的惩罚。法庭程序只进行了大约90分钟，而法官和陪审员评议却耗费了几个小时，其间还不时向朋友们透露消息说，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随后，他们判决少帅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剥夺公权5年。少帅与唧唧呱呱说个不停的警卫员共同驱车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豪华别墅，环视周围的奢华，静候减刑。由于蒋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岁而终，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减刑姗姗来迟。少帅的朋友们怀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断言少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关绑架的不同处理意见在相互角力。
一位名叫乔治·菲奇的德克萨斯公司驻西安管理人员来到南京后说，据他所知，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夫人、内弟宋子文、顾问端纳、张学良）借助哄骗杨虎城将军的诡计才得以出城，本来杨将军的部队控制了绑架案。这种说法使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
绑架案的原始形态就这样花样翻新地再次登台亮相，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要现实是：中国走到一个关口，其领导人正考虑对日宣战，并且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任何中国领导人想赢得这场战争的部分胜利，也没有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共；二是苏联。
1937年的禁烟运动
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主人来自英国、日本和挪威。据称，英国的一支远航队伍就有76艘船只；而来自日本的许多鸦片先走海路，再取道满洲国由陆路运往中国各地。1936年愚人节，鸦片生意成为中国政府专营行业，每月都有大约350万美元的鸦片执照税上交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中。
数年前蒋介石发起“禁烟”计划，但各地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效果亦不大。大体说来，中国警察会逮捕那些明目张胆的吸毒者，然后送进类似监狱的“医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剂量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最后其身体会被强行刺上一种标志，表示其毒瘾已被“治愈”。日后，如果他们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处决之特权，无需再次费心劳神。中国的许多城市，时不时会处决吸毒者，每次处决的人数有多有少－－这要看吸毒者的亲朋好友能否（用金钱）成功地说服警方枪下留人。
各地方政府宣布，从春节那天起，凡售卖、购买或者吸食鸦片者，一经捕获，即予处决。仅北京一地，就有10万人面临死刑，5000名刽子手已赶赴这座老城外的公决场，届时会使人头落地。
“世人也许会谴责我们滥杀吸毒者”，北京的一位高官开始其耸人听闻的讲话。结尾时他说，南京政府只是在尽力吓唬吓唬尽可能多的人。
“政府要有始有终。”魁梧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怒斥南京政府。他出身农民，而且现在仍然是农民之貌，一有机会就会取笑那些文质彬彬的政府官僚。此前，没有谁听说南京政府下令从春节开始，凡被抓到买卖和吸食鸦片者一律处决；从春节开始，也没有人因上述罪行而遭处决。这位信仰基督教的高级指挥官表示，这真是荒谬至极。他虔诚地信仰《旧约·全书》，要求政府大开杀戒，把已开始的行动进行到底。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余名以上的吸毒者上了处决黑名单，冯将军挥舞着他那农民般的铁拳，咆哮道：“对任何吸食大烟者，均不容手软！我有一个侄子，抽过10年大烟，但年届62岁戒除。他人若有决心，亦定可做到。”
由于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既不接电话、不阅信函，也不看电报，这位基督将军只能对下级官员们吹胡子瞪眼，他们曾怯生生地向他提议少杀些。冯将军大发雷霆几个小时后，北平警方带来一个冻得半僵的人，警方称他是在骑自行车时被逮住的，当时车上有60盎司毒品。当地的军事长官宋哲元将军亲自下令予以处决。这名死囚被戴上镣铐，在汽车的拖引下穿过北平大街，同时号手们吹得震天响，警察则对试图拍照的人大打出手。现场有一万人注视着冻得发僵的死囚被迫跪下，一个动作敏捷的士兵走过去，在后面把手枪枪口对准其后脑勺，只发一弹即令其毙命。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新春第一天中国人就神情忧郁，他们看到了国内德高望重的预言家们近乎一致的预言：他们的国家与日本将在1937年爆发“大战”。东京任命了一个军人内阁，该内阁进而控制了日本国会。日本新任首相林铣十郎对中国来讲，是个家喻户晓、人人痛恨的“越境者”。 1931年他的部队是从朝鲜越境入侵中国满洲里的第一批日本军队。现在，日本已把满洲里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附庸国－－满洲国。
而过去5年来中国出现了严密、流动、自封的“红色政权”，1931年在中国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威逼南京的中国政府。自1934年以来，红色政权就一直被蒋介石“驱赶”或者说在“推进”。
25000里的长征之后， 红色政权一年多前移至中国偏远地区，从而使中共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作了些休整，多多少少算是在三大块区域内安顿下来，今天其总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里。
在苏联边境的另一边则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远东军。1924年至1927年， 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同志还是蒋委员长的首席军事顾问，那时苏俄向蒋氏提供资金和弹药。但蒋总司令征服中国、公开抛弃共产主义后，红色将军加伦获准经由上海“逃跑”。他在上海顺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又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红色将军，他是中国红色政权的老大哥。
西安事变有一个特写：被绑架者蒋介石请绑架者张学良阅读其过去一年中的日记。做成节略本的蒋介石日记分发到所有国民党委员手中，但严令他们保密。这似乎要向国民党证明－－正如此前向绑架者张学良所证明的那样：惨遭绑架的委员长绝非对日卖国求荣，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发表联合广播电话，他用汉语，她则操着英语。除了使外人看到他们仍然为其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基督徒的一种清教主义形式）身体力行，很难再获得更多的讯息。
蒋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即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的###宋庆龄。国民党是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借款创建起来的，当初孙博士曾试图从别的地方筹款，但未能成功。1927年，务实的蒋介石突然与莫斯科断交。在新生活运动的背后，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南京是否应在1937结束与苏联的争执，重新与之联合起来－－这会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外援。
孙博士的###宋庆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二姐，这些年来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关系。她厉声疾呼：“某些中国政治领导人沦为恐日症之牺牲品……目前，日本无力进行持久战，因为日本人民反战，其政治人士与军方亦生龃龉……日本技术上落后，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决定性因素乃中国人民现已准备抗战到底！”
这还需拭目以待，因为南京政府仍在与靠近绑架案中心－－西安的中共领导人进行微妙的谈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安的中共人士提出了1937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正式的莫斯科论题：共产主义和民主“站在大道的这一侧”，而法西斯主义则“站在大道的另一边”。其用语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话如出一辙。不久前，布劳德声称：“共产党宣布的是‘民主对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因为共产党人追求最广泛的民主。”
侵略前夕
从华北雪域荒原传来传教士的说法：蒙古游牧民族现已在察哈尔省建立了一个为日本所控制的新生自治国家，名为“蒙古国”，“与日本的附庸国－－满洲国相似” 。这片土地夹在满洲国与绥远省之间，与俄亥俄州面积大抵相当，首府设在化德。又一片中国领土，即使不是彻底也近乎是纳入了日本帝国的范畴。
在附近的中国绥远省，几个月前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日本人的渗透被迫停止，但那里依然重现紧张气氛。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说得毫不含糊：“我等决不允许本省领土完整受到损害！”他动员和检阅绥远全军，追悼1936年击败蒙古部族战役中阵亡的中国士兵。除绥远对伪蒙大加挞伐之外，中国南京政府也随即表明了立场。国民党总裁、曾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宣称：“南京全力支持绥远打击叛乱行径。”
蒙古国“独立运动”的主谋正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大患、连升三级的德王。过去几个月来，他在日本的扶植下控制了蒙古。一位中国游客在蒙古呆了六个月后返回上海，他惊叹道：“世人竟然没有听说过这个新国家，我真是吃惊！”蒙古国建立起德王领导下的事实政府已有数月，同时还有一支约由一万名蒙古人和满洲国人组成的军队，它要受日本人的统率和指挥；政府各部首脑由蒙古人出任，但像满洲国的情形一样，都处于日本“顾问”的操控之下。
长久以来蒙古国就拥有自己的邮局，独自发行邮票供内部使用，寄往“国外”的信件则取道满洲国邮局；蒙古国甚至还挂起自己的国旗－－蓝地红黄白条旗。 。 想看书来
过去几个月来，从子弹到飞机各种武器装备从满洲国源源不断地运来，有的飞机上还装饰着日本太阳旗标志，有的飞机上还带有德国的十字闪电图徽。蒙古国的所有坦克和飞机均由日本技术人员掌管。
在华新闻记者们猜测，上述军备旨在让日本人重新对绥远发动攻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必须首先攻克绥远，然后才能按计划沿毗邻俄罗斯的蒙古拉一道铁环。对于蒙古国云集坦克和战机，东京的解释却轻描淡写。最近，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官员称：“蒙古人正积极防范###分子，准备发起自卫战。”但这位东京发言人所忽略的事实是：距离最近的中###队也远在600多公里之外；还有，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
而在东京，精明而谨慎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坐在床上，透露他正“患有失眠症”。实际上，他是在受到最高程度保护的情况下操持着帝国的艰难事务，他要防范那些一惯无所不为的日本超级军国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他们已总共杀害了3名日本首相。
这位聪明的首相具有充分的理由在日本深藏不露，采取一种幕后主政的策略，因为一切都还有赖于中国的独裁者现在是否准备拿他精良的美国舰船、意大利战斗机以及德国人训练的中国军团即所谓“蒋氏嫡系部队”不顾一切地对日开战。日本轰炸、入侵上海时，蒋介石曾命令他们全部按兵不动。
蒋介石仍然待在风光宜人的庐山牯岭胜地。南京政府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宣布：“在必要的情况下，总司令会毫不犹豫地率军抗日。”中国人声称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南京北进，朝近来开始出现冲突的北平靠拢，但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证实。显然，即便嫡系部队受到调遣，他们也都停在了黄河以南。如果他们不想破釜沉舟，而蒋介石本人也不想表现得更像恺撒，那么，对近卫文磨亲王来说最好的策略无疑就是幕后主政。
日本首相深居简出的时候，本土各都知事应召赴东京参加一场重要的紧急秘密会议，朝鲜各都知事在汉城、台湾各都知事在台北聚集。日本政府首次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就要动用战斗机了，一旦遭到轰炸日本公民将作何反应？ 陆军省次官加藤在极度不安的广播讲话中说：“如果情况恶化下去，整个国家都将成为战场……没什么可怕的。”显然，他是指中国的轰炸。
日本各都知事还从未像上述广播讲话一样被看得如此天真，但几位内阁大臣劝诫他们“要务必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从容不迫，不失大国风范。”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知事们说：“我无法向诸位保证中国的情况不会恶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将告诉他们，他正派遣战舰“巡视”中国主要海港、河口以及南至荷属印度群岛（译注：即今之印尼）、北至苏联西伯利亚海岸的广大地区。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指出“华人不法、背叛和挑衅的行为”，然后披露五年来日本内政部队首次被派往中国大陆。接着，他又喊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消息：“现在，中国空军部队已开始行动，各都知事务必动员当地居民做好充分的空防准备。！”
于是，幕后主政的近卫文磨亲王就由那些好战的内阁成员们替他发泄一番。极其好战的内政大臣马场瑛一（音）被选为向知事们宣读首相声明的人，尽管声明里含有“日本不仅为华北和平而且为整个东亚和平采取措施之职责”的豪言壮语，但与马场先生本人任何可能的讲话比起来，还是要温和好几度。
日本拥有大约1200架一线战斗机，中国大约有400架，日本首相很清楚中国政府对这些重要数字了如指掌。日本的机动化陆战装备先进无比，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坦克；日本火炮也占据优势，尽管在这方面中国还过得去。近700万日本平民在军队教员的指挥下接受义务军事训练，而中国没有受过训练的民兵预备役，其所谓“200 万士兵”多半是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装备极差，日本拥有28万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中国总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要丰富许多，而日本显然有限。
卢沟桥事变（1）
战火首先在北平西南部郊区点燃，交战双方是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和宋哲元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军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和北平周围的村庄之间，激战频频，措辞生动的公报称，他们“击退了妄图切断我驻军与南苑机场联系的鬼子，用手中的大刀把敌人赶跑了” 。在交火中两枚日本小型炮弹恰巧落在北平永定门内，但惊慌失措的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从乡村逃到这里来。
此时，日本军列即将抵达天津，而宋将军旗下的中国军队也同时同地行动起来。在同一个火车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边铁轨上的火车里蹲坐着日本士兵，而那边铁轨上的火车里则蹲坐着中国士兵。日本列车自配工程师、乘务员和扳道工。
双方数回合的所谓“战役”看来不过是较大的“小冲突”而已，而战火间隙在天津等待的两国士兵倒让世人看到了双方的对峙。
诸如此类的举动对于那些对华北缺乏历史性洞察的西方人来讲，真是不可思议。1931至1934年间，日军拥立中国清王朝皇族的“合法继承人”为“满洲国皇帝”，即日本傀儡康德陛下；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位满洲皇帝推上其祖先留在北平的龙椅。为策划这一阴谋，日本派大阴谋家、间谍土肥原贤二少将赴华，贿赂、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五省“自治”，脱离中国其他地区。大约此时，一个大牙外露、倒人胃口，有着日本姻亲靠山的中国人殷汝耕，被日军推举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下辖其所控制的邻近北平与天津的一小片战略区域。就绥远、山西、山东而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