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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解释道，他是以国民党总裁而不是以政府首脑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建议会议的议程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代表们不同意。他们按投票按钮使计票板上反映出他们的意见，把大会的规定交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审查。
中午休息时间，有些代表在走廊中、茶室里对外国观察员低声问道：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看？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是这样的吗？在红砖瓦房中吃午饭时，蒋对一些代表说，得人心的选举必须按照新宪法行事，否则“我就成了另一个袁世凯。”
午休之后穿着黑色长袍的胡适建议说，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应再另设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浪费时间讨论问题。蒋介石也准备发言，代表们大喊大叫迫使他坐下。胡适的建议最后获得通过，不过代表们的发言每个人限定5分钟。当一个好斗的代表发言超过5分钟时蒋委员长就按他左边的电铃示警。如果他仍继续发言，蒋委员长就按他右面的电铃，可是这人还不肯停下来。蒋气得咬着牙站起来，直到这个代表把话说完。
三天之后，蒋委员长又在台上出现。这时他已不是以国民党总裁而是以政府领袖的身份在台上了。他不用讲稿讲了35分钟。回顾了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目的、他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他说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慰问孙中山在天之灵。“孙总理说五权原则（按：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根本精神是分散权利与权力……然而一千年来，中国人民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训练。坦率地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与习惯……他们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
“当我们达到人民能够保护自己的阶段时，总理的理想和五五宪法（5月5日公布的宪法草案，当时称为五五宪草）的精神就不会受到威胁了……自从总理逝世后，我一直尽力按照他的教导行事，虽然做得还很不够。现在我已年到60，我可以告诉诸位，我没有政治野心……我担心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像从前那样工作了。我必须把责任交还给人民，而人民必须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不过目前的情况是，人民虽然在学习，可是我认为五五宪法并不合适……不要通过不完善或不合适的五五宪法，否则中国会受到伤害。大家要考虑人民的权利和福利。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总理和所有革命者的在天之灵。”
委员长向代表们鞠躬然后离去。外面正在下雪，中国人说这是上天给的吉兆。
发生在这次国民大会上的插曲还有，当国民大会的主席团提名工作结束时，或至少每个人都认为是结束时，忽然站起一位来自新疆的代表马清昂（音），他穿着一件紫色喇嘛僧袍，挥舞着两臂，不顾会场规则对着扩音器喊道：“主席团候选人中有党代表、职业代表、各省代表……为什么没有各民族的代表……我要求平等，不然我就退出……”
长着花白山羊胡子的马清昂（音）立刻得到一个来自贵州西部一个土司杨提春（音）的热烈支持。杨说他代表5000万彝族和苗族人民，并祈求孙中山在天之灵主持公道。他威胁说，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退出国民大会。
会场上各代表哗然，纷纷指责这两个人是 “破坏者”。此时蒋委员长递给大会临时主席孙科一张便条。大会秘书长洪兰友看到了便条内容，便请大家安静，宣布说，贵州省的代表张道藩自愿退出主席团，把这名额让给贵州省的国大代表杨提春（音）。
陈仪往事：二．二八事件
虽然她小时候只不过是个台湾的农村姑娘，但是她20岁的时候既年轻又漂亮。她先在上海学习共产主义，然后和一些进步学生去莫斯科，在日本监狱里坐了9年牢。她患了肺病，现年46岁，不再漂亮了。不过肿眼睛、大耳朵的陈仪将军一回想起他担任台湾省主席时那最倒霉的日子，就忘不了那个叫谢雪红的女人。
陈仪把上个月台湾人的“叛乱”归罪于谢雪红，实际大部分问题都出在陈仪和他从大陆带来的一帮来接收的穷光蛋。
谢雪红当时任台湾的妇女会主席，发表反对陈仪的演说。不过了解谢雪红的人说，“谢雪红不像是个共产党员。”陈仪最后也承认：“叛乱之前共产党还没有组织好，可是叛乱起来之后他们就抓住了机会。”
当中国人恢复对台湾的统治时（日本人自1895年占领台湾），陈仪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带领他的助手和“垄断经济警察”接收了日本人的国有工商企业并加以扩大，如食粮、樟脑、茶叶、造纸、化学、炼油、水泥等。他没收了500家日本人的工厂和矿山以及成千上万所房子。上海的《文汇报》说他什么都要管，“上自旅馆，下至粪便。”台湾人觉得他们成了殖民地的受欺侮的孩子而不是汉族长期丢失的孩子。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卡车经济警察冲到台北市主要街道上捉拿垄断经济的破坏者。他们用棍子殴打卖香烟的妇女（陈仪颁布的法律是台湾人只能买陈仪一帮人生产的香烟，否则就是犯法）。有一群人聚集起来，警察就开了枪。群众追赶警察，焚毁了卡车。
第二天，一些群众拿着标语牌示威游行，陈仪下令宪兵开枪，打死4人，伤11人。叛乱扩大了。群众打死一些大陆来的人。他们成立了清查委员会。温和派的委员如茶商王天田（音）在马路当中广播，要求：选举市长；国有企业应由台湾人经营；取消垄断。王说，“我们并不要求独立。我们支持中央政府，我们热爱祖国。”
但是谢雪红和台中（台北以南约5小时的路程）的要求却不止于此。她掌握了台中叛乱组织的领导权，她的人夺取了警察的枪械，占据了该地达10天之久。清查委员会增加了32条新要求，例如：台湾自治；所有国营企业一律交给台湾人。有些人甚至谈到台湾应成为美国的保护国。有些人占领了屏东，唱起了美国国歌。
由于众寡悬殊，陈仪最初陷于困境，不得不有所让步。他答应禁止部队使用暴力，放松垄断控制。他派另一位小姐（谢月仙）到电台上广播，宣称头一天宪兵开枪没有打死人。谢月仙和谢雪红同样有名。她是台北市的一位女医生，她以救助可怜的妓女而出名。在竞选南京的国大代表时她击败了谢雪红。台湾人不喜欢谢月仙的广播讲话。他们把她的家具和财物拖到街上烧毁。
只是等到中国的援军——正规军和宪兵抵达后，陈仪才脱离困境。到上星期为止，他已把所有能够认出或抓到的叛乱分子的头头们处决或监禁。他的部队肆无忌惮地大肆屠杀（台湾的国大代表在南京控诉）。估计在全岛杀死了3千至4千人。陈仪说，那个姓王的茶商已死，“当部队去捉拿他时，他拒捕，所以被打死了。”陈仪把台湾的最后一家报纸封闭了，因报上登载一则南京来的消息，说陈仪要被撤职。
南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对人民进行慰问”。代表团团长白崇禧让陈仪放松控制，不可不依法律进行拘捕。
最后，坐在杜鹃花下一张日本扶手椅上、靠着桌上的绿色台布，花白胡子、肿眼泡的陈仪睁着又黑又小的锐利眼睛开始讲话：
“日本人统治了这个岛屿51年。我准备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人民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在中国政府管理下更加欢乐。”
到目前为止，谢雪红还是拒绝接受再教育。当大陆来的增援部队到达台中时，她和两卡车的人逃到日月山中。他们到土著居民中寻求保护。不论统治台湾212年的满州人还是统治了51年的日本人，土著人都没有接受再教育。
大陆来的政客陈仪将军不得不把他的“5年再教育台湾人计划”抛开，离开台湾。陈仪任台湾省主席19个月的成绩是台湾的###、反叛。他们痛恨他的垄断政策、警察高压和他个人，南京政府最终把他撤了职。
为了进一步保证台湾人不会像后妈对待的孩子，南京政府废止军管。今后台湾省将像大城市治理办法治理。这次接任的省主席是一位聪明、言语和善的外交家魏道明。他是律师，战争期间曾任驻美大使。
而在一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上，陈仪说人们误解了他。他的垄断政策只是为保存政府财产。他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私营企业，我一直想把私营企业再度建立起来。”
1947年的人物志（1）
张群
蒋委员长坐在他舒适的起居室里，室里放着许多盆花，墙上挂着条幅，桌上摆着宋代瓷器，另外还有一些皮椅子。国民党20年来###的时代名义上就要结束了。委员长略看了一下手写的文件说道，“好，好！咱们在上面签字，并把这份文件作为纪念品保留起来。”在这份联合政府协议书上签字的还有青年党、民主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签字者同意新成立的国务院（管理国家事务的最高机构）的成员是通过民选的，应该包括国民党员17人，青年党员、民社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各4人。此外还留给共产党一些名额，因为无人认为共产党会接受以下两条：1．承认在南京成立的扩大政府的领导；2．使华北各地的铁路全面贯通。
蒋委员长又提醒大家，联合政府的国务院总理应为所有党派所接受，“我认为可以由张群担任。”
无人反对，大家一致热烈鼓掌表示欢迎。蒋笑容满面，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张群将军现年58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些。他是物产丰富的四川省主席、温和的国民党###之一。自从和蒋介石一起在日本学习军事以来，他一直是蒋的亲密朋友。
张群总是站在蒋的一边。1931年张群任上海市长时，根据蒋的命令逮捕激进学生的领袖，引起5000个学生冲进了市政府，把张抓起来，关了一天一夜，让他听指责他和蒋的发言。他被释放时，是坐着救护车走的。
1938年，由于被日本人逼得后退，蒋让他的亲密朋友张群到偏远的四川省，使那里得到控制。这样就可以把政府迁移到那里，立重庆为首都。他指定张群为四川省主席。然而抱成一团的四川旧军人拒不接受。于是蒋介石自任四川省主席，让张为自己的特别助手。1940年蒋悄悄地脱身，让张实际上负责。
由于张群在南京政府中温和派所起的作用，西方人看到来自中国的报道感到满意。温和派和国民党中的开明人士似乎在国务院中占大多数，而蒋似乎也支持他们。
晏阳初
虽然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在晏阳初的群众教育运动展开之前，中国人中只有50％能够读和写。24年间，中国的教育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历史的动力和许多学者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晏阳初是其中之一。
现年53岁，品行勤俭、身材细长的晏阳初，其群众教育运动的想法是在他远离家乡时受到启发的。他出身官宦之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基督教中国男青年会派他去欧洲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被派到有5000华工的地方工作。他的部分工作是替工人写信，因为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人能够掌握文言文。当时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如胡适（后来曾任驻美大使）等人开始提倡比较简单的白话文或是称作口语的文字。晏阳初把最常用的中国字减少到1000个，于是产生了基础中国字。
他在北京聚集了一大批对此热心的学者，一村一村地建立起“人民学校”。晏说，“他们喜欢读书，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敢梦想读书。”
内阁的部长们到定县遍地尘土的村庄里参观晏的总部，发现那里的人不仅读书，而且把村庄打扫得干净，庄稼种得又大又好。晏的指导思想是，“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新社会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是在旧社会里奋斗的。”
蒋委员长懂得文化的重要性。1940年就在被炸得疮痍满目的重庆附近成立了国立农村重建学院，蒋任命晏为院长。
1947年的人物志（2）
晏的困难不光是教新学员的问题，还有教材的问题。他希望从出版商马歇尔·菲尔德资助的钱里能够成立一个“人民出版社”以便向他的“学者们”（人民学校毕业生）提供便宜的基本字书。他的目标是10年里中国的文盲要降低到人口的10％。
陈立夫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美国自然不能忽视中国，就和它不能忽视欧洲一样。不过美国对欧洲的看法由于从莫斯科来的寒风把美国的幻想一扫而光，迅速地明确了；而对中国，美国人的看法大致如下：“毫无疑问，中共是极端主义者，而且比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更具有挑衅性。蒋介石也许不错，但是被反动政客所包围。”
如果一个美国人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报道，特别是左翼报纸的报道，他一定很快就看到了陈立夫的名字，他是臭名远扬的系的头子。中国的坏事都和他有关；他是幕后操纵的恶棍，他破坏国共间的协商、阻碍一切进步。
陈立夫给自己规定一个不急切但是更伟大的任务，就是掮客或是叫作婚姻介绍人—意思是把中国的孔子学说和西方技术相结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采取了两个迥不相同的办法：他著作有关社会哲学方面的书；建立上自蒋介石，下到乡村的政治机构。
陈是把孔子的学说运用到政治领袖人物上，他不赞成宋子文全盘西化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对中国害大于利，顶多也不过是利害相当。他说：“今天科学的进步……把我们长期以来的习惯打破了……我们不知所措……我们不得不改革我们的社会习俗、克服头脑中的惯性，在我们能够享受科学带来的好处以前和做好防止科学带来的危害的准备以前，无情地抛弃了自己优良传统。我们的飞机……是超音速的，可是我们的身体并不是超音速的。在这个动力的、进步的、发展的但也是平衡的世界上，人类需要有正确的人生观……”
他认为既然孔子的学说能使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延续下来，那么这个学说就该重新运用而不应放弃。孔子曾说：‘一条大河就像真理一样，永远向前流去没有止境。’陈不愿中国社会继续淹没在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下面。
陈说，“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贪污腐化而在于长期内战造成的经济危机，就如美国的内战使美国有一段时间公共道德低下一样。孔子说，肚子吃不饱就谈不到高尚道德……”他又说，“当一个人的自然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后，他就能够不会受爵士音乐、纵欲、钱财、和物质的诱惑。”
陈立夫认为通向美德和有秩序的社会的道路是孝。孝就意味着家庭就是一切，它把中国社会凝聚在一起，不过也为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找了借口。西方人不知道孝是强加给一个人的责任，但也有助于改造一个人的罪恶思想，这也是西方的道德基础。和孝相关联的字是正—正确，这个字强调仪礼和行为的正确。
陈立夫和蒋介石都是浙江人。陈家八兄弟中只有陈立夫和大他8岁的陈果夫还活着。陈果夫患有结核病，是农业银行总裁。陈立夫幼年家境很穷，生活无保障，不过他有个叔叔是革命将军陈其美。陈其美是年轻的蒋介石的保护者。在他将死时把蒋叫到床前：
“在我临死前我托你一件事。我无子女，但我哥哥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儿子。我死后请你照顾他们，使他们成为有用之材。”
因此陈立夫在蒋的保护下， 1919至1923陈在天津北洋大学学习。他努力学习物理、术学和中国的古典作品。他和当时许多大学生一样，崇拜俄国革命，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
然而作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他主要是对美国感兴趣。他先入匹兹堡大学矿学院读书。在他的硕士论文“机械与电器在中国煤矿的应用”通过后进而学习更高级的课程。他签约成为匹兹堡和斯克兰顿煤矿的矿工，持有约翰·刘易斯的联合矿业工人的身份卡。
陈立夫希望西方能按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问题。当去年马歇尔像许多美国人一样建议和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时，和陈有同样观点的人都大吃一惊。对马歇尔和其他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还是很遥远的威胁。国共之间一直进行着较量，而且双方都承认。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俞大维就完全承认双方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事实。
在双方都承认是在殊死斗争时，要想让他们都放下武器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谈论组织联合政府，中国人听起来这种看法有点像美国的巴顿将军把德国人的纳粹与反纳粹比作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争一样。
不过双方误解的程度现在不会有那么大了。陈说，“人生的真谛在于慈善。”虽然陈在###斗争中行动上一点也不慈善，不过他说话是算话的。他是想把中国引向西方承认的民主中 国，而他又认为这个中国也是合乎孔子学说的中国。
物价飞涨的几个侧面
1947年5月，上海“天声”电台的广播通常不过是它的广播员筱快乐（小快乐）讲些无害的、受大众欢迎的故事。不过大约两星期前米价不断高涨，使得“小快乐”不快乐了。他在天声电台唱出了一首“吸血的米蛀虫”。歌词大意是：
穷人的脸像灰黄色的母老鼠，
他们吃草根树皮，
可是米商毫不在意——他们心黑——
他们囤积居奇。
他们是发财的米蛀虫，
吃饱了肚皮、装满了钱袋、建造了新房、买了五辆汽车还讨了小老婆
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无数信件和电话要求他再唱。南京广播电台还录了音。不过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人骂他。
一个愤怒的米商写信给“小快乐”：“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混蛋，竟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如果物价高，为什么要骂我们米商？注意，也许你的祖宗里就有一个米商。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是骂你的老祖宗。冷静点，不然你会后悔的……”勇敢的“小快乐”仍然继续唱下去。
在上海，由于愤怒的群众不断地冲击米店（一天里有9次），吓坏了米店老板。他们大约有300人跑到市政府请求保护。市长吴国桢拒绝了他们。他们要求禁止“小快乐”唱这个歌，吴市长也拒绝了。有几个米商叫嚷道：“咱们自己到天声电台去找‘小快乐’算帐！”其他人也喊道，“走，一起去！”
半路上，在九江路，一个看热闹的人喊道，“他们是米蛀虫！米蛀虫！”这些人立刻围着他痛打。
在天声电台的播音室，他们把一个短头发女孩误认为是“小快乐”。他们把这女孩子追到一个戏院就找不着她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