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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怀疑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出了新的决心。
像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贯表现的那样，中国始终在努力自救。但仅凭政府重组是赶不走日寇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盟国的援助——枪炮、坦克和飞机。
几乎与政府改组同时，蒋委员长对中国的战时生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新成立了一个由翁文灏领导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战时生产有关的单位。美国派来了由以前的战时生产大王唐纳德·纳尔逊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给翁文灏提供帮助。
美国专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使中国的高炉生产出更多的钢铁。中国无法生产的合金钢材及其他关键材料仍然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航线空运过来。美国也将增加液体燃料生产，以备美国卡车重新驶上滇缅公路之需。
改革的冲击波落在了翁文灏的肩上。他面临着许多困难：（1）寻求交通工具，把原材料运往工厂，把成品运往前线；（2）防止通货膨胀对战时生产的影响。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国共相争
1944年10月，蒙大拿州的国会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突然收到一份白宫召见的请柬。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迈克，我要你代表我出使一次中国。”
23年前，迈克尔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北京和天津服役过两年时间。从那以后，他再没到过中国。但作为蒙大拿州立大学远东历史教授和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成员，他一直是中国的坚定的朋友。他带着一长串准备好的官方问题，踏上总统赋予的奔赴中国的使命。
1945年1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返回华盛顿，交给国会一份长达7；000字的报告，陈述他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中国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中国士兵死于营养不良……中国的房屋，房顶漏水，地基不稳，能否修复是个问题。”
当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离开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援助的物资运输问题。他此行实地调查后改变了看法。他沿着未完工的雷多—缅甸公路视察，一路上看下来，了解到通过“驼峰航线”每月空运量（1945年11月份）可达34；929吨；公路即将完工，等公路完工后，运输量可大幅度增加。在重庆和其他地方，他与美军将领和中国领导人会谈。随着他的所见所闻的丰富，他越发感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延安中共领导着9；000万人口。曼斯菲尔德说：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蒋总司令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过于强大，如果不加以限制，总有一天可能取代国民党……”
“共产党自行制定法律，自行收税，自行发行贷币。共产党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农业改革者。但他们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武器装备他们依靠缴获的日军武器。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苏联人没有给中共任何援助。”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可用于抗击日军的入侵，却忙于内战。我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更关心的不是抗日作战，而都是保存各自的实力。双方各自关心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能确保战争的胜利。”
曼斯菲尔德认为，蒋总司令新近改组的政府有希望完成目前急需的改革。陆军部长陈诚似乎有决心提高目前这支装备落后、给养不足和指挥不力的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似乎有机会制止高速的通货膨胀和奸商的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但曼斯菲尔德问：“蒋介石究竟做了多少？他是否打算改革？他有多少时间？”
至于谈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曼斯菲尔德认为，统一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公开了蒋介石最近向共产党的三个许诺：（1）承认中共的合法政党地位。（2）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中###队提供武器装备。（3）参与组建新政府。
中共方面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些好处。理由是：共产党只能得到政府中微不足道的席位；共产党的军队可能会被消灭。
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仍在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同时，曼斯菲尔德报告中说：“蒋介石说美国人要求国民党政府作出全部让步，为什么我们美国不努力让延安中共方面也作出一些让步？”
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蒋介石提出的由美国施加压力让中共方面作出让步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认为继续支持蒋介石则更有意义。他说：
“蒋介石是唯一能实现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国情，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他犯的错误，与联合国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都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对蒋介石已作出承诺，我们将尽全力支持他。”
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南宁失守。在华南，中国军队夺回了日本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地区的铁路生命线（现在终于把它看作是撤退时的生命线）。在华北和东北，中国军队对同一条战略铁路大动脉实施攻击。日军在一年前占领这条铁路大动脉，险些使中国遭灭顶之灾。在华中地区，第三支中国军队把日本军队从福州港驱逐出去，然后向西和向北推进，为美国军队准备一片可能的登陆区域。
中国军队能否守住已取得的胜利，目前还难下结论。但对中国来说，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5月下旬的战斗捷报敲响了战争胜利的锣鼓。
获得新生的中国军队（美国训练、提供物资和支持）的背后是美国陆军中将艾尔伯特·C·魏德迈，他是驻华美国军队总司令、蒋总司令的参谋长。他48岁，是最年轻的美军战区一级的指挥官。
华盛顿给魏德迈中将的任务很简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在重庆处于中国人的不信任、美国人的仇视、战争厌倦、面临重大灾难等的旋涡之中。要应付这样的局面，需要两种罕见的能力：一是高水平的军事才能，二是联合作战的天才。
作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不知疲倦地研究中国军队的现状：屡屡失败、疲惫不堪、给养不足、武器装备落后、兵员组织不佳。这支有300个师编制的军队必须现代化。支持这支军队的是遭封锁而衰败的经济，年产钢铁仅1万吨，交通运输系统中没有一条像样的铁路，只有5；000辆过时的卡车。战线长约1500英里。武器装备是“万国牌”的大杂绘。但不可争议的事实是，这样的一支军队能生存下来，并且仍在坚持战斗。
魏德迈开始对国民党军队动大手术。他指出中国工业基础如此落后，养300个师的一支庞大军队不可思议。美国军队只有100个师。中国的陆军部长陈诚将军也明白这一点。在7个月内，在目前的中国军队中将诞生一支精锐部队。
魏德迈领导下的数千美军成为这支新型中国军队的神经系统。美国唯一在中国作战的部队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飞行队。他们的协调作用是关键因素。美国陆军的地面部队，由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老兵，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指挥，组成一个联络部队，像脊梁骨那样把精选出来的中国部队联系起来。
建立新的后勤供应系统。美国和中国共同决定通过“驼峰”运输线运送的物资种类，共同决定中国的军火工业应生产的物资品种。在美国和战时生产专家的指导下，中国的军火工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适合的军用物资谨慎地运往前线军队。中国军队第一次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得到了现金的津贴，并有了稳定的武器弹药供应。
在中国方面，蒋总司令改进了军队的指挥系统，铲除了军队在当地征兵时所带来的帮派弊端。现在蒋总司令与魏德迈共同制定基本战略，并把他的命令直接传达给前线指挥官。魏德迈则通过麦克卢尔将军和他指挥的联络系统监督贯彻落实。但在作战中，中国军官全权指挥负责。结果是，美国军官训练中国步兵与炮兵，并与他们并肩作战。美国人建立起通信兵和参谋学校来教授美国的技术。这些学校是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时建立的，魏德迈来到时已经建好。但魏德迈把这些学校组成有机的整体。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战场上，在作为战争指挥的中心的司令部里，都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并得到了证实。
对中国的盟国来说，中国的胜利表明，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的先头部队正缓慢而坚定地向遥远的东京挺进。政治上来说，中国的胜利预示中国将成为远东强国，她的政治命运将证明就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政治命运。
魏德迈将军的命令并没有赋予他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特权。但中国未来胜利的组织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中国内政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也必然会影响未来胜利的组织者。
这些问题是两方面的：（1）国内政治尚未统一（中国共产党问题）和改革问题（重庆政府）；（2）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因错综复杂的、表面的和深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相互关联。
1945年5月，魏德迈的改革问题又有了新进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会议通过了决议实施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并通过蒋总裁关于在11月召开宪法讨论会以及限制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影响的建议。
中国：在旋涡和阴影中受降（1）
蒋介石穿一身简单的卡其布军装，不戴勋章，安祥地、挺直地坐在扩音器前。他看了看白色台布上的花瓶中的红花，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缓慢地朗读他的抗战胜利讲话。
蒋说：“……经过漫长的八年黑暗与绝望的抗战，我们的信心与正义终于取得回报……我们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在胜利之后不是要追求轻松与骄傲。……要想取得和平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甚至比抗战时期更加困难。……我们必须向伟大的民主与统一的道路上迈进……”
重庆还热烈欢迎日本的投降。然而街上的群众还没有人听到日本最后垮台投降的消息。从扩音器里传出的蒋委员长的讲话使外面的群众聚集起来。在播音室里，在蒋讲话时，隐隐约约传进来鞭炮声和群众的欢呼声。
蒋的讲话10分钟就结束了。随后他那挺直的双肩垂了下来，绷紧的面部肌肉也放松了，他的眼睛很累。此刻的休息、松弛是8年抗战努力的结果。
当日本人准备在中国放下武器时，延安向蒋介石提出了挑战。8月13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受降的命令。
8月15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送去备忘录，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样有权接受日伪军队的投降。
在重庆，蒋委员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将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起紧张地开会，然后迅速采取行动。
日军一旦投降，中国军队立即占领重要城市。美国空军随时提供空运。中央政府任命了广州、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各市市长，并任命熊式辉为满州战略要地关东半岛（应为辽东半岛）的长官。
发给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一个照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派代表来接受中国参谋总长何应钦将军的训令……日本军队为了维持治安可以暂时保留武器与装备。”
1945年 8月 14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十万火急而又举国瞩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未寒（注：未寒即 8月 14日）
时局时紧时松。冈村宁次接受重庆的命令，准备于本周正式投降。中央军已进入广州，正在上海郊区待命。南京伪政府头子陈公博愿“将功折罪”效忠重庆政府，将驻守长江流域的100万军队交蒋指挥。
8月16日，毛泽东自延安向蒋发出复电：
重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朱的这封电报要求共产党与蒋政府共同接受日军的投降。
当蒋在与共产党的“公开反叛”格斗时，他的连襟行政院长宋子文匆匆忙忙地从克里姆林宫赶到华盛顿的白宫。自从9月初以来他一直与斯大林和外长莫洛托夫谈判。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已经签好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内容在双方正式批准前严守秘密，不得外泄。当世界各地还在猜测条约内容时，巴黎传出了中苏的谈判经过和具体条款：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首先要求中国承认他们控制的蒙古独立。中国还必须允许内蒙古的某些省合并到蒙古里面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坚持不让步）；满州必须是一个自由的自治区；中国必须承认苏联在满州的利益并满足苏联对有战略意义的东满与南满铁路方面的要求；苏联建议新疆应当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中苏边界要对苏联亚洲部分有利方面进行调整。
中国：在旋涡和阴影中受降（2）
作为回报，苏联支持中国收回“外国从中国割让的领土”。这大概是指英国占据的香港，法国占据的印度###和受英国影响的西藏。苏联建议通过派遣技术人员、提供重工业材料、重建交通、建立空中航线来帮助中国重建经济。苏联应有权使用某些中国机场。
宋子文院长要求苏联承认重庆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停止供应共产党军队武器并防止日本武器落入共产党军队手中；苏联必须不支持中共要求蒋介石下台的要求。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争辩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苏联不能为延安负责，但他们将“使用影响”来防止内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蒋介石的下野将有助于平息中国的###。
随着宋子文以巧妙方法防止了逼蒋下野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后签字了。
如果来自巴黎的这个报道属实，那么苏联的边界事实上就推进到长城。对此，华盛顿方面的报道认为美国对此有功。当有关苏联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的消息传到波茨坦的美国代表团后，美国坚持认为东满与南满的铁路应由各国自由使用。美国还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应适用于旅顺和大连。苏联同意了。
在华盛顿，宋子文与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进行商议，那里广泛认为中国对这个条约不满意。这当然是确实的。宋子文签订这个条约虽然给蒋介石一个喘息的机会用以加强政府的力量，然而这个喘息机会成功与否还有一部分要看中国在经济、财政、外交各方面得到美国多大的帮助。
中国终于获胜——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双重伟大胜利。她的未来仍面临未知因素，正如当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面临未知因素一样。但近代史上这个有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进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外国入侵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终于成为自己祖国和命运的主人。
这个重大的时刻降临于芷江，华中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盟军空军基地。一架日军飞机盘旋后着陆。中国军人等在机场上。
侵华日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武夫少将，手扶在镶有宝石的大号指挥刀上，坐进一辆中国军用吉普车。中国和日本军人没有相互敬礼。他的6位随员及其行李（公文包、茶叶筒、果汁饮料、美国虾肉等）紧随其后。
在一株鲜花盛开的樱桃树下，毫无表情的中国侍者为毫无表情的日本军人端上中餐。饭后日本军人被带到副总参谋长何应钦上将的司令部。
何将军在敌人走进来时并未起立。在这之前，已经伴随着无数杯茶水起草了停战条款。当敌人交出一张侵华百万日军兵力部署图时，何将军的助手们打破平静，高兴地拥上前去观看。
两天之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将同意将其部署在北起中国东北、南至台湾和印度###的百万陆海空军全部投降。第二天，总司令蒋介石的政府军进驻南京。他们曾在7年9个月零5天之前被迫离开南京，南京随后发生了一场令世人震惊的惨案。
“好，好！”在临时首都重庆，蒋介石总司令一个星期里大显政治家威望。他在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举行的简短仪式上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当他放下笔时，轻轻点点头，自言自语：“好好，好好！”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
在国防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蒋介石总司令作了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划时代的报告。在这之前，蒋总司令干练的内兄宋子文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
在会见《时代》记者时，蒋表达了自己的以及国家的希望：“我十分乐观。”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会谈之前，他对建立和平统一充满了希望。中共方面要求推迟召开国民议会讨论组成立宪政府一事，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说服他们。他说：“国民议会将如期召开。”
蒋认识到国内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能只要三五年时间。但他的注意力在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长远问题上。
他说：“对我来说，战争胜利意味着真正重建的开始——无外来干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他在强调“外来干涉”时，明显体现出来他对中国新获主权的自豪感。
百废待兴，国共议和
中国的普通民众，饱尝抵抗外国入侵的艰辛，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欢喜若狂。然而，经历了长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之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位重庆的人力车夫，面对贴在墙上潮湿的报纸，喃喃地说：“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在大街上，在市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走廊里，到处都回荡着这句话：“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
在内地后方，从重庆到昆明，远离家乡的中国人变卖自己简单的家具，准备重返家园的长途旅行，准备继续那既痛苦又幸福的人生故事。一些人聚集在长江岸边，寻找船只顺流而下。另外的人用手推车或步行沿着公路行进。约有25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