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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张国焘经过秘密策划，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了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朱德走进会场时，一眼看见会场上挂着一条“反对毛、周、洛、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一下子警觉起来。
会场里的气氛非常紧张。朱德和刘伯承紧挨着坐下后，主持人就宣布开会了。朱德随身带了一本书，必要时他就以看书抗议。
张国焘在讲话中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在大是大非面前，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庄重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北上才有出路。”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里吵得更凶了，有人还逼朱德发表声明反对毛泽东、党中央北上。在旁的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说：“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话如同捅了马蜂窝，几个人把斗争矛头转向刘伯承：“好！你把我们党的会议说成审案子！”还有人冲着朱德高声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一听这话，朱德意识到张国焘是想把他逼走，以便更加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那一套错误路线。为了耐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争取和教育更多的人，朱德决定留在左路军同他们斗争。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这些话戳到了张国焘等人的痛处。有人暴跳如雷：“你既然赞成北上，现在又说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人明目张胆地威胁说：“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张国焘唆使人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听后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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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5）
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认为南下才是“进攻路线”。走出会场时，朱德很气愤，对刘伯承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跟毛泽东同志干革命嘛，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一天，张国焘的亲信在部队放出口风，说：“康克清不仅是朱德的老婆，更是朱德的情报员。她同朱德在一起起不了好作用，应当趁早将他们两人分开……”接着就采取了组织手段，免去了康克清“总部”指导员的职务，调她到他们控制的四方面军妇女运动委员会去，还派了一名女同志去“陪伴”她。康克清当然知道这“陪伴”不过是实际上的监视而已。
康克清拿着调令，非常气愤地找到朱德说：“我就是不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朱德看着康克清，久久没有说话。他明明知道，这纸调令是冲着自己来的，但他不愿意把这层意思说明，怕惹出康克清更大的火气，从而惹出更大的麻烦。他走到康克清身边，拍着她的肩膀，把她按在椅子上，又给她倒了一杯水，才缓缓地说：“你还是去吧，这也是组织的决定，要服从。四方面军的妇女运动也很重要，那里的工作也需要人去干。”
康克清说：“张国焘的目的就是想封锁你、限制你，怕我给你通风报信，他明明是故意想把我和你分开。”朱德说：“我何尝不知道呢？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把多数人都团结起来……”
康克清说：“底下好多人都说——朱老总太忠厚，太老实了，忠厚老实得竟受人欺负！”朱德凝重地、憨厚地一笑说：“人总是要老实一点好，不能闹个人意气。”康克清说：“我受不了！干脆，你带我北上找中央去吧，别留在这里了。”
朱德凝视着康克清，久久才说：“别人不了解我，你我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朱德从来不争名、不争权、不争地位、不争待遇，只求为党为人民做点事情。我留在这里，许多人包括四方面军的人，也包括一方面军的人，都可能对我说三道四，但我朱德问心无愧。这支8万多人的部队是党的，是党的宝贵财富。既然党把我派到这里来，我就要对这支部队负责，绝对不把它丢下而自己一走了之。”
康克清听着朱德语重心长的言语，不再说什么了。朱德又说：“我们千万不能单独出走，我们一出走，正好授人以柄，让他们找到借口，把分裂的罪名加到我们头上。克清，这些你想过吗？”
康克清默不作声了，半天才说：“四方面军那里离这里有些远。我走后，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朱德说：“你放心去吧，我这里有警卫员照顾着哩。再说，四方面军也属左路军，都在我的领导下。另外，张国焘不让我干事，我每天看文件、看书，有时还下棋、打打球，蛮清闲自在的呢。”
他们告别了。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多数人对康克清很热情，她很快就熟悉了情况，开始了工作。就连那个派来监视她的肖朝英通过与她的接触，也发现康克清是个好人，两人的关系也慢慢好了起来。这时，康克清开始向更多的人宣传北上的正确，认识张国焘的错误……
10月初，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一听，在场的不少高级干部都傻了眼，毕竟这举动太突然了。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胁迫朱德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朱德心平气和，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张国焘可以把我朱德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很狼狈，窘迫地笑了笑。
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6）
为了扩大所谓“临时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你不能另起炉灶，你的做法我不赞成，我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当你封的那个委员、这个委员什么的。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张国焘知道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朱德到了前方，有了接触部队的机会。他见到原红五、九军团的指战员，总是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克服眼前的困难和曲折，同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他又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亲切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当张国焘打击迫害对他搞分裂不满的指战员时，朱德总是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使一些同志幸免于难。
朱德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了给南下红军找到立脚生存之地，他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10月中旬，南下的红军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抚边、达维和懋功等地，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五个旅又两个团，毙俘敌3000余人，取得南下初战的胜利。10月下旬，红军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邛（崃）、大（邑）”战役，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朱德缜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战役开始进行得顺利，红军毙伤俘敌1万多人，控制了川康边广大地区。
蒋介石对红军南下川西作战高度重视，调集重兵“围剿”。在邛崃、名山之间的重镇百丈，红军与十几个旅的川军展开决战。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七天七夜，毙伤国民党军队15000多人，红军也伤亡近万人。终因众寡悬殊，红军被迫撤出百丈地区。从此，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这以后，他们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下来。左路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4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左路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这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个转机。
这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随后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朱德得知后十分高兴。
12月30日晚，处在困境中的朱德想念党中央，想念多年并肩作战的毛泽东等战友，于是致电在陕北的毛泽东、彭德怀等，希望“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情。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1936年元旦直接复电给朱德个人，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7）
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
到了2月，战局的发展对四方面军更为不利。朱德和徐向前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康北的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正在这时，因南下碰壁的张国焘又听到张浩介绍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于是顺水推舟，勉强同意北上。
4月27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同时，电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5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这时，党中央来电，明确表示对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又说“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6月6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
6月22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隆。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30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
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悄悄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迫使张国焘答应把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
7月1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并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朱德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现，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
会师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二、六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根据朱德的建议，会议决定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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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8）
正当朱德率部亲手开垦、播种的菜地里的菜长得茂盛的时候，部队却接到命令要开拔了。警卫员惋惜地对朱德说：“总司令，我们把青菜拔点吃吧！”并且马上就要动手拔。朱德劝阻道：“不能拔！菜苗还不大，拔了太可惜。”警卫员说：“好不容易种了点菜，马上又要出发，还是拔几棵尝尝吧！”朱德听了，觉得应该开导一下警卫员，便耐心地对他说：“不能拔，我们走了，还有二方面军在这里休整，留给他们吃吧。就是我们的部队不来这里住，还可以留给老乡吃嘛！”见警卫员还是有些想不通，就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亲切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做事，要有前人种、后人收，前人栽树、后人歇凉的精神。我们种菜是为部队所需，为人民所想，留给后续部队吃不是很好吗！”
7月上中旬，四方面军三路纵队先后进入茫茫草地，经过艰难跋涉，于8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这是朱德和第四方面军第三次草地行军，虽然已有前两次过草地的经验，并做了相当准备，但由于路程远、时间长，所带的粮食有限，仍不得不以野菜、树根、皮带等物充饥，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困难自然很大。朱德清楚这一点，对二方面军十分关照。他经过噶曲河时，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讲：“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说：“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
恶劣的环境无情地折磨着红军战士，一个个极为疲惫，更重要的是面临饥饿。一天晚上，到了宿营地，战士们又累又饿，不少人一坐下就不想站起来。炊事员老杨端着个盆喊道：“同志们，快来喝鲜鱼汤啦！”开头，大家不信，茫茫草原，荒无人烟，哪来的鱼，真会开玩笑。可当老杨走近时，一股浓浓的鱼香扑鼻而来，大家一骨碌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