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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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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对骂到底”引伸出来的,实属牵强。至于认定阿维尔巴赫是托洛茨基分子,众口铄金,谁也不知听谁说的。大概因为托洛茨基曾为阿维尔巴赫1922年所写的《列宁与少年运动》一书作过序。但阿维尔巴赫写的是列宁,而1922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座次排在斯大林前面。以此断定他是托洛茨基分子未免荒唐。亚戈达是他姐夫,便把他说成亚戈达的亲信,是把亲属关系当成政治勾结了。1961年6月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为阿维尔巴赫平反,但并未为亚戈达平反,足以证明他们纯属亲属关系。阿维尔巴赫到底为什么被捕呢?1973年西蒙诺夫才向列文道出真情。列文在前面引用过的文章中写道:“阿维尔巴赫因卡巴科夫‘案件’被捕。卡巴科夫是1914年党员,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书记。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出了事故。在当时那种气氛中定为破坏活动,于是便制造出卡巴科夫案件。阿维尔巴赫担任过该工厂党委书记,此时虽已返回莫斯科但仍被牵连进去。他是1937年4月4日在莫斯科被逮捕的,被押解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已被折磨到痛苦的极限,押他上楼的时候,他从楼梯口跳下摔死。”阿维尔巴赫的确有性格,自知已无生望,不让别人枪毙他,自己杀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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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3)
阿维尔巴赫虽已平反,但在不少人眼里仍是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这是有人把拉普的劣迹通通推到他的身上。为了把他同在作协担任要职的前拉普领导人区别开,甚至说法捷耶夫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已看清这位克里姆林宫小少爷的真面目。1961年出版的法捷耶夫文集中有他致高尔基的信。1932年3月14日的信中写道:“……卢戈夫斯科伊和我过得非常友好,我们大家拼命干活。”删节号所删去的正是阿维尔巴赫。在其他信中还多次向高尔基夸奖阿维尔巴赫:“您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确。他是难得的好同志,在文学界工作并非偶然,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文学事业。他的工作极为有益。”这些话从文集中通通删去。仿佛拉普的错误都是他一个人犯的,法捷耶夫等人皆白璧无瑕,因为同他素来不和。这个神话一直流传到20世纪80年代。
  阿维尔巴赫1903年生于萨拉托夫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十五岁辍学参加共青团工作,被选为第一届莫斯科团中央委员,尔后又被选为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1920年主编《少年真理报》,尚不满十六岁。又被选为青年共产国际领导成员,派往国外参加共产国际运动。曾到意大利索伦托看望高尔基。回国后,十七岁担任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刊物《青年近卫军》主编,1922年同其他文学小组成立十月文学社。十月文学社即拉普前身,自此阿维尔巴赫便算加入拉普。1926年24岁时被选为拉普总书记。有的文章称他为克里姆林宫小少爷,大概是因为他舅舅斯维尔德洛夫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又娶了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女儿,算是高干子弟吧。但他从未得到这两位大人物的庇荫。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去世,列宁死后邦奇便失去权势,阿维尔巴赫单枪匹马打天下。他死后妻子被关进劳改营,邦奇收养了他的遗孤,并把他培养成物理数学博士,这便是邦奇对阿维尔巴赫的唯一恩德。
  阿维尔巴赫资质聪颖,过目成诵,善于辞令,能滔滔不绝讲四个小时听众无倦容,又极为机智,如他讲话时有人恶意提问,他能以诙谐口吻令提问者当众出丑,文思泉涌,在短短五年内写出《为无产阶级文学而奋斗》、《我们的文学分歧》、《论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等七部书,加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二百万字。他对苏共的事业忠心耿耿,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不遗余力,并善于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他是拉普公认的领袖。法捷耶夫说“有事只同阿维尔巴赫商量”。但他也有令人生畏、反感以致讨厌的一面。他少年谢顶,于是剃成光头。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乍一见面给人一种奸猾的印象。他恃才傲物,过分相信自己,时常出言不逊。对论敌不分青红皂白打棍子,对战友则千方百计庇护。他的缺点是非常严重的,大概同他少年得志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阿维尔巴赫变得稳重、随和多了。1933年夏天初出茅庐的作家阿夫杰延科见到他时印象就不同了,觉得他像位和蔼的兄长。高尔基先是不喜欢他,后被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工作的狂热所感动,称他为天才的小伙子,并邀他一起编辑文选《十六年》。斯大林也曾看中他,让他把各派割据的文坛逐步统一,以便建立全国统一的各文艺协会。但斯大林发现他个性太强,恐难驾驭,不可长久使用,俟机除掉。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斯大林谈到拉夫列尼约夫的剧本《###》时说,布尔什维克执政前和执政后对非党作家的态度应有所不同,“这儿有个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对啦,阿维尔巴赫。起先他还有点用处,后来成了诅咒文学的同位语了。”
  拉普树敌过多,积怨太深,而把这一切全部推到阿维尔巴赫一人身上,把他当成拉普一切错误的化身,有欠公道。阿维尔巴赫平反已三十年,至今提起他来仍人所不齿。20世纪60年代苏联理论界已实事求是地开始评价拉普的功与过,难道20世纪90年代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阿维尔巴赫的功与过吗?功大也好过大也好总应给予公正的定评,不能让他永远背着“诅咒文学的同位语”的黑锅。可喜的是已经有人开始做这项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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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4)
阿维尔巴赫怎会有墓呢。
  (原载《读书》1996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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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
我们这代人谁没读过西蒙诺夫的小说《日日夜夜》?谁没读过他的抒情诗《等着我吧》?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重整山河的时代,多少青年人肩负着革命的理想,奔赴祖国各地。分手的时刻,哪个男同学没在自己钟情的女同学纪念册上偷偷抄上这首诗?西蒙诺夫那时对中国青年学生影响太大了,特别是这首写于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诗《等着我吧》。我怀着当年读这首诗的激动心情,把它抄录下来,以飨没有读过这首诗的年轻读者。
  《等着我吧》
  ——献给瓦·谢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黄雨
  勾起你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捱,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喋喋不休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念……
  可你要等下去啊!千万
  别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击败!
  就让那些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怎么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我两个人将会明白——
  全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这首诗表达了千万苏联人的心,其鼓舞力量连歌曲《喀秋莎》和爱伦堡的政论都无法相比。前线士兵和后方妇女把它当作护身符放在贴心的口袋里。丈夫一想到忠贞的妻子倚门守望,从前线凯旋归来迎接他的是爱妻的拥抱,便斗志倍增。妻子相信自己的等待能使丈夫避开死神,平安归来,又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一首诗竟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诗是献给瓦·谢的。瓦·谢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演员瓦莲京娜·谢罗娃。谢罗娃是苏联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体态姣好,容貌俊俏,从照片上看,有几分像美国的性感明星梦露。她曾在影片《倔强的姑娘》中饰演女主角,在根据短诗《等着我吧》拍摄的同名影片中饰演女主角丽莎·叶尔莫洛娃。《俄国电影百科词典》评论她饰演的这个角色时写道:“她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在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妇女忠贞的主题。”西蒙诺夫对谢罗娃一见钟情,两人很快结婚,不久便分开了。西蒙诺夫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谢罗娃随列宁青年团剧院到各地巡回演出。据作家鲁宁回忆,西蒙诺夫所在的《红星报》编辑部同《真理报》编辑部位于同一座楼里。一天,西蒙诺夫从打字室返回他冰冷的小屋——在这里,爱情曾温暖过他的身心,现今,别离折磨着他的心——路上碰见《真理报》主编波斯佩洛夫。波斯佩洛夫请他到办公室喝茶。波斯佩洛夫抱怨报上都是官样文章,很少有打动读者的东西,问西蒙诺夫有没有合适的作品。西蒙诺夫说他有首诗,但对《真理报》未必适用。他曾把这首诗寄给《红星报》主编奥腾贝格,奥腾贝格看过后说:“这种诗不适合军报,别再刺激士兵了,别离已让他们无法忍受。”波斯佩洛夫让西蒙诺夫念给他听,波斯佩洛夫听了非常喜欢,但不喜欢“那愁煞人的黄雨”中的“黄雨”两个字,雨怎么会是黄的呢?在场的爱伦堡替西蒙诺夫辩解,说他喜欢的正是“黄雨”两个字。爱伦堡以黄泥质土为例,又援引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副主编也说他见过黄色的雨,这两个字可以保存。他们一直争论到凌晨,波斯佩洛夫终于决定冒险,第二天便在《真理报》上刊登了这首诗。没想到反响极大。西蒙诺夫一夜间成为全国闻名的诗人。这首诗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斯大林还注意到诗的作者。西蒙诺夫一举成名正是从这首诗开始的。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2)
西蒙诺夫写这首诗是因为怀念妻子,一腔柔情从心里喷涌而出。诗中一连重复了八次“等着我吧”,已经是乞求了,诗人多么希望妻子等着他啊。这里隐藏着对妻子的怀疑,谢罗娃会不会等他呢?这种下意识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西蒙诺夫和谢罗娃的婚姻曾轰动莫斯科,郎才女貌,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平衡,谢罗娃的感情不像西蒙诺夫那样热烈。谢罗娃虽在影片《等着我吧》中“揭示出卫国战争中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俄国妇女忠贞的主题”,但在现实中却没等待自己的丈夫,背叛了他。西蒙诺夫写这首诗的时候,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演出,遇见正在那里养伤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那时他还是将军,1944年晋升为元帅)。素有美男子之称的英俊统帅与绝代佳人双双坠入情网。谢罗娃心里掀起感情狂澜,谁知叱咤风云的元帅原是多情种子,两人爱得昏天黑地。但在残酷战争年代,像他们那样身份的人的爱情只能昙花一现。短暂而炽热的爱情不仅加深谢罗娃同西蒙诺夫感情的裂痕,而且给她本人以致命的打击。罗科索夫斯基对谢罗娃一往情深,战后仍常到西蒙诺夫寓所前小立片刻,张望谢罗娃卧室的窗帷。如果斯大林不出面干预,这种三角关系不知还要持续多久。一次,斯大林会见罗科索夫斯基时问他,在他看来,女演员谢罗娃是谁的妻子。元帅回答道是西蒙诺夫的妻子。“我也这样想。”斯大林回答道,从而解决了他们的三角关系,谢罗娃留在西蒙诺夫身边,罗科索夫斯基被派往波兰担任波兰国防部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直到1956年波兰爆发波兹南事件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坚决要求下,赫鲁晓夫才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国,担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感情纠葛并未耽误西蒙诺夫的前程,他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三十一岁便担任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的主编,后又被斯大林任命为苏联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的第一助手,作协第二号人物。最惨的是谢罗娃,她同西蒙诺夫离婚后万念俱灰,终日借酒浇愁,成了酒鬼。一代优伶便这样香销玉碎了。
  斯大林发现西蒙诺夫后,看出他有为自己效劳的多方面才能,便把他列为自己的文学侍从。除西蒙诺夫的才能外,斯大林还看中他的家庭出身。西蒙诺夫的母亲原是奥博连斯卡娅公爵小姐,一战时期嫁给沙俄军官西蒙诺夫上校,不久上校失踪。她又嫁给沙俄将军伊万尼谢夫,即西蒙诺夫的继父。十月革命后,伊万尼谢夫作为“军事专家”被分配到萨拉托夫军校教战术。西蒙诺夫的三个姨妈柳德米拉、索菲娅和达里娅(当然也都是公爵小姐)1935年统统被赶出列宁格勒。索菲娅和达里娅之间不知是谁流露出对苏维埃政权“不热爱”的情绪,牵连到另一位,一起被捕,双双死在牢里。斯大林喜欢使用履历上有“污点”的人,这样的人便于使用。他们心里凝聚着恐惧,生怕“污点”被揭发出来。他们只能死心塌地地为斯大林效劳,忠心耿耿地做违心事,战战兢兢地度过每一天。这样的人性格岂能不被扭曲?法捷耶夫是自觉的被扭曲者,真心相信斯大林的每句话,扼杀自我。因此他所经历的痛苦异常剧烈,消除痛苦的手段同样剧烈——用手枪击中心脏。西蒙诺夫是被迫的扭曲者。他虽盲目崇拜斯大林,但对某些事仍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过深藏在心里,自我并未被扼杀殆尽。一旦出现表现自我的时机,他便会变成另一个人。
  西蒙诺夫以诗闻名,并获得斯大林的青睐。他写过不少诗,最广为流传的是《等着我吧》和《阿廖沙,你可记得斯摩棱斯克的道路……》。然而,他的抒情诗所以风靡一时,除去准确地捕捉到人们心灵的颤动外,还有一个可悲的原因:白俄时代的老歌手们已被迫停止歌唱,诗才远远超过西蒙诺夫的同时代诗人,如舍夫佐夫和波杰尔科夫等人或被流放或被枪决了。好诗世代相传,如普希金和莱蒙诺夫的诗,但西蒙诺夫的诗却没有流传下来。现在俄罗斯的中青年人可能听说过西蒙诺夫的名字,但对他的作品却一无所知。他的书早已没人看了。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3)
西蒙诺夫不仅是诗人,还是剧作家和小说家。他是斯大林奖六次获得者,打破了个人获奖次数的记录。按获奖的时间顺序,它们是:《我城一少年》(1939年)、《俄罗斯人》(1943年)、《日日夜夜》(1946年)、《俄罗斯问题》(1947年)、《友与敌》(1948年)和《异邦暗影》(1950年)。《日日夜夜》是小说,《友与敌》是抒情诗集,其余都是剧本。因为剧本适于迅速反映政策,执行斯大林的指示。
  在这四个剧本中,《我城一少年》算是好的。剧本塑造出少年卢科宁生长的过程。卢科宁是伏尔加流域某城市的顽皮少年,后进入坦克学校。毕业后在西班牙和蒙古作战,经过血与火的锤炼,成为一名出色的军官。剧本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人物性格也较为鲜明,说教的东西相对少一点,从中能感到西蒙诺夫的真实感受。《俄罗斯问题》就不同了,它是西蒙诺夫向斯大林赎罪的表示。此前,西蒙诺夫发表了中篇小说《祖国炊烟》。他到斯摩棱斯克选区投票,看到人民生活极为艰难,在死亡线上挣扎,想起他在美国采访时见到的富庶情景,不禁感慨万千。他想用美国物质的富庶同俄国精神的坚毅对比,歌颂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小说发表后得到日丹诺夫的好评,指示一名编辑给《文化与生活报》写评论。这位编辑也喜欢《祖国炊烟》,写了一篇赞扬的文章。文章发排后,日丹诺夫见过斯大林后匆匆赶到编辑部,下令将文章撤下,另写一篇猛烈抨击小说的文章,即发表在《文化与生活报》上的那篇谁也看不懂的文章。斯大林不喜欢这篇小说,不允许西蒙诺夫做这样的对比。西蒙诺夫马上猜到斯大林对美国的真实态度:美国想要战争,美国资本家通通是战争贩子。于是他花了三个星期写成剧本《俄罗斯问题》,并在列宁格勒的杂志《星》上发表,他知道斯大林特别注意列宁格勒发行的报刊,必看这份杂志。斯大林看了非常满意,下令莫斯科五家剧院同时上演。对这个剧本我不想多说,它拍成电影后曾在中国放映过,不少老年人看过,只摘录在1990年《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文章就足够了:那时西蒙诺夫(1947年)是苏联最著名的作家,他曾短期访问过美国,回国后便写出这个剧本。苏联三百家剧院同时上演这个剧目。西蒙诺夫抨击的是美国新闻体制。斯坦贝克简要地叙述了剧本的内容:一位美国记者多年前到过俄国,写过一本称赞俄国的书,现在替一位报业巨头工作。报业巨头希望竞选获胜,准备在自己报纸上刊登俄国准备进攻美国的文章。他交给记者一项任务,让他到俄国去一趟,回来写一本俄国要同美国打仗的书。老板预付了记者三万美金。记者刚刚破产,并准备同一位相爱的姑娘结婚,在长岛郊区买住宅。他完成任务后这些打算便能实现。他接受了老板的条件,动身到俄国去。但他看到俄国人并不想同美国人打仗。他写了一本完全违背老板意愿的书。老板看了大怒,撕毁了合同。记者没钱买住宅,姑娘也离他而去。不仅如此,老板还让他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出书,无法找到工作。“这就是剧本《俄罗斯问题》的主要情节,也是常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这样回答:第一,不管剧本用哪种语言演出,都是一个不好的剧本;第二,主人公说的话不是美国人说的话,他们的举止不像美国人的举止;第三,即使美国有不好的出版商,但他们决没有剧本所赋予他们的巨大权力;第四,美国出版商不服从任何人的指令,例子便是西蒙诺夫先生的书《日日夜夜》在美国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最后,我希望写一本真实地介绍美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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