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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创建了大中华纱厂。他还向益中机器厂投资。他既是一个组织者又是一
个企业家。１９１８ 年他参加创建华商纱厂联合会，并组建了一个改良原棉的委
员会；他成功地促使东南大学和许多美国专家参加后一项工作。在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的危机时期，当上海总商会中的保守派和激进派互相水火的时候，聂
云台出面调解，由于他出任会长而开辟了和解的道路。①
让我们的回顾到此为止。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威望不那么高
的人。但是加起来也不会很多——也许几百人。这些真就能构成一个资产阶
级吗？
首先必须指出，在这一群企业家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
正在形成。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识分子也大都在国外受
过教育。他们也是在大战开始时归国，拥有新技能和新思想。他们也脱离了
旧社会，并与国家开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传统割断了联系。同时，他们提倡
①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第 19 页。
② 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4 卷，1，第 502—509 页。
① 陈真：《工业史资料》，1，第 397—401 页；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 3 版，第 328 页。聂其
杰编：《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一种以尊重个性主义为基础的新式教育制度。②这一新的知识阶层的出现，对
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鼓励。这两大集团的团结一致加强了各自的效能。
但是，他们的影响主要在于他们继续和那些城市名流保持联系，在于和他们
自己出身的旧制度下的改良派精英们保持联系。
这些年青知识分子和青年企业家受到他们的先辈很大的支持，这既便利
了他们的行动，又保证了他们的影响和成功。如果没有像江苏省教育会这样
具有代表性和强有力的机构的支持，蒋梦麟的新教育运动能成个什么气候
呢？如果那些传统的商人不把战争爆发后，因自德国进口的染料来源断绝而
进行投机所获的巨额利润付托给穆藕初，他又到那里去筹措开办他的第一个
纺纱厂的资本呢？简照南刚从香港到上海，他就得到总商会的董事们的合
作。以城市名流为一方，以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为另一方之间的团结，
是以他们共同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
新生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战略，是在第一次大战末期成立的各种商
业协会内部形成的。这些协会与职业或手工业行会不同，也和同乡会不同，
后两者只是在某些方面代表商人们的利益；也不同于帝国行政机关加给当地
社会的那种商会，商业协会是团结一致和自发行动的结果。实际上，这是有
关各方自己采取的主动行为。１９１８ 年组成的华商纱厂联合会，赋予了前一年
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税而团结起来自卫的人们以合法身份，当时日本的棉花
购买商正要求废除这种税。１９２０ 年，北京的部分主要银行家每星期举行两次
友好聚餐会，结果产生了银行联合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很快发展成全国性组
织；第一个地区性银行联合会的成立与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全国银行总会的成立之
间不过时隔三年。
这些新的商业联合会的现代性，表现于它们对自己的任务的了解。它们
不再从事宗教或者慈善事业等活动，传统的行会为这些活动献出了它们的大
部分财力。它们采取了国际资本主义以发展、进步和竞争为主旨的观点，它
们开始传播经济信息，并且出版当时最卓越的经济学家合编的专业评论杂
志。因此，在此后几年中，上海的《银行周报》（１９１７ 年）；《华商纱厂联
合会季刊》（１９１９ 年）；北京的《银行月刊》（１９２１ 年）；汉口的《银行杂
志》（１９２３ 年）相继创刊。这些刊物提供了关于当时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以
及在其发展途程中所遭遇的障碍的异常丰富而精确的证据，与此同时它们对
研究外国市场的重视，说明了为从世界各种经济激流中寻找中国发展的地位
所作的努力。
这时，阶级利益呈现出一种现代面貌，团结一致不再像过去的行会那样
是既得利益方面的团结一致，而是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的团结一致。发展的
意识取代了垄断的传统。
这一群年青的雇主显然只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狭窄的边缘部分。但
是这个先锋队的影响却在商人权力的正式组织中发挥了作用——各个商会被
迫使自己现代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民主化。
在大战刚爆发的时候，上海总商会看起来还好像只是受强大的宁波帮所
操纵的一个帮会联盟。高达数百两的年认捐额将会员名额限制在 ３００ 人。除
了各帮会以外，只有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在商会中有代表。作决定的权力由以
德高望重的朱葆三任董事长、３５ 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所垄断，他们大都是从
② 巴里？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第 56—63 页。
老一代商人和买办中挑选出来的。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以后由于受到内外压力的影
响，商会选举了新的董事会。虽然选举的范围并没有扩大多少，但这个组织
确实自此以后有了稍大一点的代表性。自它诞生以后，上海总商会一直从现
代部门接纳代表。但是这一现代部门的代表一般仍是那些同样与传统商业保
持联系的商人：王一亭、虞洽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商会的董事会扩大，
包括银行家（宋汉章、傅筱庵、赵锡恩）；纱厂主（穆藕初、聂云台）；实
业家（简照南、荣宗敬），他们的利益和活动完全是朝向现代部门的。在商
会内，他们的活动继续沿着在各企业联合会的框架中已经开始的方向：传播
经济情报，鼓励新技术，发展职业教育，和政府当局谈判协商。
不过，“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和新式企业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完全一帆风
顺。上海总商会内部在 １９１９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一场危机。①对抗
并不发源于那些新的联合会，而是发源于一些旧式的同乡会，它们和帮会不
同，一直让小企业主甚至普通工人参加。１９０９ 年由陈洪赉组织的宁波旅沪同
乡会，较它所从属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上级的宁波帮会的贵族气少些。
但是各组织中最激进的还要数由汤富福（汤节之）担任首脑的广州帮会。另
外，在商会内部，一个由约 ６０ 名会员组成的反对派迫使朱葆三在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辞职，并提出一个改革纲领，要求放宽会员条件，降低每年所交的会费，
扩大董事会，并成立经济信息服务机构。１９２０ 年 ８ 月改选董事会，改革派在
３５ 席中占 ２０ 席。他们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例如汤富福或
者冯小山——都以其广州籍贯和积极的政治活动而惹人注目。许多人简直就
是新一代的企业家。
改革派未能成功地将商会吸收会员的条件民主化。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可
以从 １９２１ 年创办的《上海总商会月报》中表现出来，该杂志对经济发展和政
治参与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积蕃），特别
是冯小山，前者 １８８４ 年生于宁波一个显赫的家庭，是一名银行家和实业家，
曾在 １９２２ 年担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后者也生于 １８８４ 年，广州人，是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的股东。
上海总商会所拒绝承担的政治先锋队角色，由 １９１９ 年春季伟大的民族主
义动员期间诞生并在以后继续存在的新组织承担起来了。上海商业公团联合
会自它在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诞生之日起，似乎就成了当地各种组织的代言人。活跃
分子广州人汤富福、冯小山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联合会的激进主义经常和
商会的保守主义发生冲突，在两个组织中身居要位的却常是同一些人（尤其
是虞洽卿）。它们的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区别；它们代表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两
副面孔。
几个月以后成立起来的许多“马路联合会”，代表上海各主要商业街道
的中国商人。它们动员自己的会员——拥有自己的商店的店主——起来反对
上海工部局的税收政策。因为上海是外国势力的堡垒，这一地方性的冲突在
整个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就具有重要意义。
这样，上海总商会有时想加以抑制的呼声就在其他的组织里迸发出来
了。“上海商会已经不能像往日那样代表中国社会了；其他的组织推翻了它
①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第 221—247、376—394 页。周策纵：《五
四运动》，第 6 章。桑福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 5 章。
的霸主地位”——上海工部局总董在 １９２０ 年这样说。①在这些创建了自己的
新组织或在传统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的指导下，资产阶级要在政治
战线上再显身手了。
自绅士阶级衰落以后，资产阶级成了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
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
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
新精神。这样一个资产阶级丝毫没有丧失它的典型性，相反，它似乎真正代
表了当时的城市社会。但是，城市自身却越来越孤立于中国这个国家之外了。
它们的进步和西方化——这必然和它们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扩大了它们
与农业社会之间的鸿沟。作为一个庞大的农民帝国的中国，怎么能够从少数
几个沿海的大城市来加以治理呢？
① 关于联合会，参看《五四运动》，第 648—664 页。关于上海工部局总董，参看费唐：《费唐的报告》，
1，第 126—127 页。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失败
资产阶级和袁世凯政权的本来就并非情愿的合作，没有能持续多久。政
府的独裁作风和随心所欲的苛捐杂税，在商人中引起了不满，这在上海总商
会中引起了反响。商人的嘴可以被强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他们的同情
迅速冷却。②１９１５ 年各省反对复辟帝制的叛乱、１９１６ 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败，
再加上官办银行延期付款的命令，这些合在一起把市场搅乱了，其结果是资
产阶级与政府分道扬镳。
由于没有可能改变政府政策的方向，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只得独善其
身，梦想在社会内部创造出一个安全与繁荣的孤岛。在仁爱传统的鼓舞下，
他们想象出一种模范社会——有时甚至达到了想要付诸实现的地步。张謇要
把南通建成模范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区买了 １０００ 亩地，想在那里建设一个
模范区。①
走向政治卷入
另一方面，中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要求某些制度的改革——统一币制，
改革财政，恢复关税自主，这既是对中央政府的性质和活动的挑战，也是对
中国由于各种国际条约导致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战。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野
心必然将它引上更广阔的战场；日益众多的企业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命运
是和国家及社会的一般演化分不开的。“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活，吾人不
能脱离纷乱而无组织之今日中国社会而自成一体。”②
在 １９２１ 年的商联会年会上，汤富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要求参与政治。
和过去不同，这已经不是支持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拥护这个强者或那个强
者的问题，“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人……救世主是没有的……”各商会应该把
某些直接的责任承担起来：
面对目前境遇的商人们，现在应该是抛弃过时的不过问政治的传统的时
候了！我们长期以来拒绝参与所谓肮脏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脏的，那
是因为商人们允许它肮脏。各商会过去一贯坚持不过问政治，但是今天，这
种不过问已经变得可耻了。③ 穆藕初用稍微平和一点的语气重复了相同的意
见：
以前我们认为工商业者只应该关心工商业，这种旧观念今天已经没有用了。团结起
来，用一切办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经成了我们工商业者的责任……我们相信只有这样
办才有希望使我们国家的工商业复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步骤，其结果将是所有企业
失败，国民将无以为生，国家将遭到毁灭。①
资产阶级因在经济发展中碰到各种制度性的障碍而突然出现的政治觉
悟，是受到五四运动奋发精神的激励而产生的。国家的前途，国家的经济发
展，以及中国资本家在国家工业建设中的作用，成了每一次讨论的中心话题。
一切都由同一个固定不变的事实引发：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只有一个药方：
发展工业；只有一个建议：中国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中汲取教益，但必须避
② 《北华捷报》，1916 年 2 月 19 日，第 467 页。
① 《中国经济公报》，1922 年 12 月 23 日，第 2 页。
②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 年 5 月）。
③ 《北华捷报》，1921 年 10 月 15 日，第 151 页。
①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密勒氏评论报》，1922 年 12 月 23 日，第 140—141 页。
免出现劳资冲突。这些成了孙逸仙在 １９１８ 年停战以后所写的《中国的国际发
展》②一书的主要论题。这是一本带有圣？西门式的工业抒情诗调子的著作。
同样的思想在约翰？杜威于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１ 年间在中国各大学所作的讲学中得
到进一步发挥，并在他的影响下由自由派知识分子（张东荪、胡适）加以捍
卫，还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未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陈独秀的支持。③
五四思想家们所设想的部分地由国家控制的发展，是建立在一个新的生
产者阶级这一基础之上的，这个阶级既包括资产阶级，又包括工人阶级。在
１９１９ 至 １９２０ 年期间，强调的重点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面对发展任务的中华
民族所迫切需要的团结。“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①
在自由派与激进派于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年期间爆发争论之前，经济发展的迫切性似
乎要求将民族主义、工业发展、社会和谐等不同的选择作某种融合。当时中
国的政治思潮以极为典型的方式追求乌托邦而开始了它的学徒时期。
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
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
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
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
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②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
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
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
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
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
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
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
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
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①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
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
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
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
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
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②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
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
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
② 此书原用英文写成，后来成为《建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
③ R。W。克洛普顿和吴群真（音）编译：《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 年》。
①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 2 版，第 158 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3 月 26 日，第 176 页。
① 参看 1921 年 10 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 年 10 月）。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2 年 12 月 16 日，第 86 页。
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 １９１２ 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
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
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
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
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
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
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④
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
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①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
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