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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废除，重新谈判。在过渡时期，所有在华的外国国民及其财产将根据中
国法律予以保护，但是外国人必须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
他们必须向中国人纳税和纳常规的关税。外交部按照这个命令（却又没有执
行的实力），正式要求一些外国政府指定谈判的代表。美国公使马克谟遵照
国务卿弗兰克？Ｂ．凯洛格的指示的确与宋子文谈成了新的关税条约，并于 ７
月 ２５ 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接受了中国完全民族自决和两国国民在关
税事务上平等待遇的原则。新条约将在下一年 １ 月 １ 日实行，但这还要取决
于“最惠国”的条款，这意味着条约在所有其他政府承认中国在关税方面的
自决权之前不会生效。谈判和签约得到国务卿批准，这似乎是事实上承认南
京政府的一种形式。②此外，在 ８ 月 ８ 日，英国和国民党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
条件类似美国政府的条件。
就是在这种有点得意洋洋的民族主义气氛和情绪下，第五次全会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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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规定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１ 日为结束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
国的条约的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租界，禁止
在中国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谈判新的互惠条约的过程不得超过一
年。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用了 １５ 年才完成。②
全会于 ８ 月 １５ 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员许多需要它去处理的
建议。然后，南京在形式上和人员上忙于筹建新政府。胡汉民于 ９ 月 ３ 日从
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的组
织法。他们于 １０ 月 ３ 日完成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１０ 月 ８ 日
颁布。它首先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原则，这些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通过其
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人民为民主生活进行准备的时期
中行使权力。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在国民政府履行重大国家事务时，将进行指
① 同上。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 300—304 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 400—402 页。
① 英国外交部 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 46 号，附件 5。
② 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 249—257 页，有 1931 年 9 月“沈阳事变”
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导和监督，政治会议可以修改和解释组织法。③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 １７ 周年，重新整顿过的国
民党政府在一片鼓吹声中在南京隆重成立。它的组织结构是孙逸仙设想的，
设立五个独立的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这些院选了五名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党
员，他们是谭延辏А⒑好瘛⑼醭杌荨⒋骷咎蘸筒淘唷还叹芫邮�
任命，后来由于右任接受。五个院上面设国务会议，由以上五人及其他 １２
人组成，这些人中有的有实力，有的有威望，有几人远离南京，他们是：冯
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
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这样，蒋成了政府的最高官员，即主席。几
天以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院的几个部长。
由国民党政治会议统治的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１９２８ 年中国的前景
从 １９２８ 年后期的前景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这是乐观情绪快要
达到狂欢的时候。国民党人已经打倒了腐败的、声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
之以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人士任职的新政府，这些人长期以来关心国
家情况，期待新政府解决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
计划控制政府和订出政府的政策；在训政时期，他们认为应起管理人的作用。
１９２８ 年，他们的党受人民拥护。很少中国人会对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
怀疑。它有一段受人尊敬的革命历史，并且刚刚证明它自己在动员和引导力
量以完成民众的目标这方面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俄国与国民党发生紧密关系的四年，已经给国民党留下了列宁主义的烙
印。它与不时地集合在孙逸仙周围的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大不相同。这时，
它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和受少数人支配。党为实行训
政比 １９２４ 年改组前作了更充分的准备。它已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
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它还懂得动员“群众”的效用，也知道动员带来
的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它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通过政
治教导的制度，已经证明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领袖，即受
人尊敬和钦佩的 ４１ 岁的蒋介石，在审慎地制订计划、筹划阴谋和作出妥协方
面，已经证明了他的决心和能力。他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党的领导
此时比孙逸仙死后的头两年（鲍罗廷的影响最强的时候），在观点方面要保
守得多。党内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已经离去，共产党员已被清除。
如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此时打算领导党的那个集团被派系活动搞得四分五
裂——这在中国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民党的临时伙伴，也没有迅速地发展党员和势力，
这时却起来造国民党的反，它在准备好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
段——之前，早就被迫处于这种境地。人数很可能减到不足一万人，即使到
一万人，党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减少，约 ２０ 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
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的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
儿子和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党员已经战死或死
于考虑不周的起义；数千人干脆退出了这个会带来危险的党。其余的党员悄
③ 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 4356—4363 页；米尔顿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
第 137—138 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
悄地住在城市中，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
剩下的几名领导人已秘密前往俄国，去参加 １９２８ 年 ６ 至 ７ 月在莫斯科城外一
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个 ４０ 岁的无产者向
忠发为总书记①，并宣誓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要真正地团结全国，要废除
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它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
组成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因为这仍是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在敌对的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党和使自己摆脱共产国际
所定的方向，在这两个方面，这些领导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
可是建党以来的七年，已经给领导集团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宝贵经验以及
许多教训。它已经实事求是地学到如何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
动，如何通过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去吸收爱国青年。这些大部分受过教育的
领导人，通过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刊物，已经完善了他们
的宣传技术；他们知道如何组织从中他们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爱国示威行
动，如何操纵这类运动为党的其他目标服务。他们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
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形形色色的其他
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经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懂得
如何把工人组织进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此过程中，懂得如何发动和
资助罢工；他们还懂得强制的重要性和促使公众支持的必要性。其他领导人
已能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已经知道什么样的苦难和希望会导致他们进行集
体行动；而且还懂得，这种迅速建立的组织在面临有根基的地方力量时，又
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剩下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已与军事发生关系，他们
或是黄埔军校或其武汉分校的学生，或当过政治教官。从教室、车间或农田
开始，到 １９２８ 年，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已经受暴力的洗礼。一个筛选的过程已
经淘汰了那些胆怯的人。总之，中国共产党仍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的领导
集团，这个集团有许多有才之士，他们联系广泛，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
但是他们面临的反对力量表面上很可能是强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比较人道的蓝图重新塑造中国的集团、政党或政权，都将
碰到一大堆问题。在对外关系领域中，有着 ７０ 年遗留下来的条约，其中许多
是在胁迫下签订的，它们限制了中国的主权，给予外国人各种他们的政府靠
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行使的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地朝着归还中国
“丧失的权利”这一方向进行谈判，日本这一更顽固的帝国主义强国却正采
取强有力的行动，去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经济统治地位。
在国内，军阀主义没有寿终正寝，虽然像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和张
作霖那样的军阀已被打倒。他们已被北伐中出现的另一些人所代替。这时，
全国有五个地区军事力量集团——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自称为国民党政府
的集团；拥有湖北大部分、湖南和广西的桂系；以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为
根据地、这时正扩大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其部将安置在
京津地区的的阎锡山；控制东北内政的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中国的西部
和西南的大部分，几乎与北伐没有接触；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指挥官像以前
那样保卫和开拓他们的地盘。甚至国民党革命的发源地广东，也只是松散地
依附于南京中央。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力量几乎完全自治的现象——一种地
理和历史的产物——必定是所有集权化和全国性整顿的努力的主要障碍。
① 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译者。
过去遗留下来的其他许多事物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问题：一个混乱的货币
制度；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现象的税收制度；对现代化国家来说完
全不够的运输体系；少得可怜的工厂工业，而且这种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
工人住在贫民窟，劳动过度，工资很少。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农
村稠密的人口在极少的可耕地上，并在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的帮助下非常勤
奋地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斗争。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大发展，因为广大的民
众是文盲，并被可以预防的疾病所折磨。国家的有些部分周期性地遭受饥荒。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在 １９２８ 年抱着希望展望未来，但朝着建立
现代民族－国家方向的发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肯定是缓慢的。何况条
件将不是最有利的。
第 １２ 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１９１１—１９３７ 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标志着它成为中国经济与
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开始。明、清两代商人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
沿海大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１８ 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
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 ２４００ 万。①商人们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
使之多样化。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会馆的数目猛增，在南京条约将宁波和上
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新形式的信贷已经在那里出现了。②
１９ 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干预给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促进了巨大
的经济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各城市阶级力图从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长：
前者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主动权；后者拥有私人财富，互相团
结，并勇于革新。从这两个阶级互不情愿的合作与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
了一批界限不明、组织不确定的精英，即所谓“绅商”。２０ 世纪初中央政府
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过，辛亥革命虽然反映和加速了这一
发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
行动的舞台。外国竞争的退出向他们开放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中
各种活动的扩张与多样化有利于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与实业家开始从
商人手中夺取领导权。战时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
是 １９２７ 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复辟，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
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失势，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它基本上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官员们的资本主义。
２０ 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因而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我们在往后的
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汲取教训则更困难。当然，我们可以重弹
老调：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幻影吗？难道它不是自鸣得意的西方向
不可能效法它也不情愿效法它的第三世界，投去的一个影子吗？从另外的观
点，我们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绕过这个阶段吗？
或者可以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交付给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
吗？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了的潮流，都有极大可能被当作只不过是无足轻得的
背离。但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后来又在共产
党的统治下，都不能抹煞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焕发出来的现代的、民主的和
国际主义的传统的贡献，也不能阻止这一传统的复兴。说来好像自相矛盾，
只有从长远角度来观察问题，才能深刻认识当年为期短暂而且成就不大的资
产阶级实验的得失。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 6 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
第 268 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 197—204 页。苏珊？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
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 47—51 页。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经济大变动
中国对外开放以前的许多个世纪都是繁荣和发展的世纪。精耕细作的密
集型农业，保证了比欧洲工业革命以前更高的收益。中国的人口在 １８ 世纪增
加了一倍，据估计到 １８５０ 年已经超过四亿。廉价而组织得很好的内河运输系
统，承担着日益繁忙的地区之间的交通。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场网络
日益将农村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手工业则已经成为农村里的第二职业。
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其完美的水平，在不进行一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要更
进一步改进看起来既不可能又无利可图，而人口压力、低人均收入、消费需
求不足、劳动力充足，以及相对的原料短缺，又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实现。中
国的经济好像已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之中。关于这个问题，伊
懋可曾有很好的论述。①
西方的干预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过去，由于
明清两代政府抑制贸易和航海事业，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内向型的。“松动并
最终打破中国的这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性贡献”。②在本
世纪中期的战争和叛乱危机中，新活力的诸种因素正在聚集。１８６０ 年以后，
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中国建立起它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
钢铁厂和纺织厂。这一新发展的核心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就
确立了它突出的显著地位。这些新的港口城市与中国过去时代的市镇很不相
同。以往那些 １６ 至 １８ 世纪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市场或者行政中心，以
及商人们急于跻身其间的官僚地主名流的聚居地，好像已完美地结合在一种
政治与社会秩序之中，而他们的领袖人物同时也就是这一秩序中最活跃的分
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海岸港口与上述城镇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它们高度
集中的人口——这一点使上海成为 ２０ 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马可？波罗
不是早已指出中世纪一些中国城市的人口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吗？１９ 世纪后
半期勃兴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它们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
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这一双重的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
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
责帝国政府的暴虐与无能。尽管朝廷竭尽了各种努力，仍不能像过去控制内
地城市那样完全控制这些新的城市中心。诚然，上海－广州－香港轴心只不过
是大陆帝国边缘上的一条狭窄的走廊。但是通过这个缺口却涌现出了即将推
翻一个已经延续了 １０００ 多年的文明的思想、技术和人们（或者只不过是动摇
了它的基础？）。
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些新的城市中诞生的。它的成长是和向西方影
响开放的这一边缘地区分不开的，这一地区被一些人认为与孔夫子的“真正
的”农村的中国毫不相干。①资产阶级也受到同样的指责，并因其由买办组成
而遭排斥——不过在必要时也因毕竟是中国人而获得谅解。但是正如商埠这
一概念也合乎作为一个航海民族的中国传统——这一传统也和占统治地位的
大陆帝国传统一样地确实存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也密切地结合到传统
① 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 298 页。
② 同上书，第 314 页。
① 参考罗兹？墨菲的论文：《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
社会中去了。
复杂的社会基础
当一个现代的经济部门在 １９ 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的时候，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