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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１９ 岁，毕业于长沙雅礼学校，是毛泽东的朋友。毛泽东不久前已担任党
的农民委员会的领导，参加了大会的后面部分，并作了两次讲话，他在讲话
中坚持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除非它得到解决，否则帝国主义和
军阀主义不可能被推翻，工业的进步不可能实现。他严厉谴责那些约束农民
的人，号召不间断的斗争。①大会以后，毛泽东到长沙附近五个县调查土地革
命；他随即写了一篇激动人心的——后来著名的——报告。
在湖北，土地革命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 ６ 月 ３ 日报道的 ３８ 个协会及
会员稍多于 ４０００ 人这一小基数，到 １２ 月在 ３４ 个县据报道已上升到 ２８７０００
名会员。经过巨大困难才攻克的江西省，发展得并不那么快。在 ６ 月份，只
有 ３６ 个协会，约 １１００ 名会员；在 １０ 月份，据报道有 ６２７６ 名会员（可能大
部分在南方），１１ 月攻克南昌后，在为省农民协会举行筹备会议时，用的会
员数字为 ５ 万人。不管怎样，江西省是蒋介石特定的势力范围：土地运动显
然受到了抑制。①
反帝运动
国民党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在华外国人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来自
过去 ８０ 年期间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的领袖们用不断的宣传攻
势，系统地唤起民众来支持他们收回中国丧失的权利的诺言。虽然许多国家
的国民享受特殊的条约权利，国民党人的战略（后面有俄国人在出谋划策）
是把仇恨集中在英国身上，避免同时与日本、美国和法国对抗。英国在中国
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是一个天然的目标。反对帝国主义当然是世界共产主
义运动的根本宗旨，支持国民党人并为之出谋划策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把英
国视作它的主要敌人。俄国特别担心被卷入与日本的冲突。把中国人的仇恨
集中在英国身上的策略，在 １９２５ 年的五卅事件和 ６ 月 ２３ 日事件以后趋于明
显，因为虽然日本是五卅事件的元凶，法国在 ６ 月 ２３ 日事件中与英国一样有
罪，但是在大力进行报复时，它们的作用被贬低了。在争取民众支持方面，
反帝运动给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带来了很大好处（两党从 １９２５ 年年中都迅速
发展），但它也包含着风险。情况似乎可能是这样：如果做得太过分，英国
可能在军事上对广州进行报复，或者列强可能采用干脆支持国民党人的敌人
——北方“军阀”——的政策。
当北伐开始时，针对香港的罢工和对英国的贸易抵制，在广东省已经进
行了整整一年。曾经几次间接谈判以求得解决，因为双方都需要结束这场冲
突。罢工不再给香港带来不便，但是抵制严重地损害了英国的贸易和华南的
航运。对罢工者的支持，严重消耗着广州政府的资源，而罢工委员会在广州
已经发展起来的独立的军事力量是一件令人为难的事。不服管制的武装纠察
队给广州领导集团制造了许多问题。罢工委员会本身就是终止抵制行动的主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275—278 页；关于
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 220—222 页），见第 322—325 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
言的决议，见 326—380 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17—18 页有 6 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 395
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 420 页。晚至 1927 年 5 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 82617 名会员。霍夫海因茨
的《中断的浪潮》（第 104 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 1924 至 1927 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要障碍，因为它坚决要求一笔财务结算的巨款，以支付罢工者一年的工资，
但是广州政府找不到这笔钱，而香港政府则坚决拒绝支付这笔它认为是讹诈
的款项。对广州当局来说，当数千名前香港工人的财政救济结束时，雇佣他
们也存在严重问题。国民党政府急于要结束冲突，同意直接与香港政府谈判，
而不是继续装模作样地只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从 ７ 月 １５ 至 ２３ 日的正式谈判
又在支付问题上停止不前。其后，９ 月 ４ 日英国海军舰只在广州港口的一次
短暂行动以及次日在长江上游发生的毫无关系的万县事件，显然使广州当局
相信，英国打算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结束抵制行动，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蒋
介石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就这一想象中的危险提出警告，他还下令停止罢工和
抵制。９ 月 １８，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告诉英国驻广州的代理总领事，抵制行
动将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或以前结束，他的政府将征收附加税以便支付罢工者。这
样，在 １０ 月 １０ 日，罢工和抵制由于中国一方单方面的决定而终止，广州政
府对进出口货物征收附加税，这符合华盛顿会议答应但从未正式实施的 ２．５
％附加税。对新税的征收，英国政府视而不见。英国外交部高兴地见到烦人
的抵制行动结束了，并正试图制订一项对国民党人更为友好的政策。①
长期以来，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已经是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仇恨的目
标，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藐视宗教，尤其反对外来宗教，坚决认为这种宗教奴
役其信徒们的精神。由于外国人对中国青年教育的控制，教会学校更是众目
睽睽的目标。始于 １９２２ 年的全国范围反对教会教育的宣传运动，与国民党并
无特别关系，但国民党和共产党很快就支持谩骂性的反基督教运动。１９２５ 年
的广东出现了许多情况：赤裸裸的反基督教游行、街头演讲和煽动性的传单、
对有些教会财产的侵犯和破坏（有两次是国民党士兵干的）。其学生受到共
产党和国民党强烈影响的许多教会院校和中学，发生了破坏性活动。例如，
在 １９２４ 和 １９２５ 年两年，煽动者都在长沙雅礼学校挑起了“学潮”。１９２６ 年
１ 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签发了一项支持反基督教运动
并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刊物和教堂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的措词强
硬的决议。广西自与国民党政府联合以后，在 １９２６ 年上半年发生了几起反基
督教骚乱，并有掠夺教会财产的情况。总之，反基督教运动是更广泛的反帝
运动的一部分，但外国传教士及其机构是直接的、很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①
但是，存在一种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国民党的有些领导人是基督教徒
（孙逸仙就是），有的本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对基督教机构的暴力打
击，损害了国民党在国外以及在中国基督教教徒中的名声。国民党的军事讨
伐在开始时似乎就面临着危险的力量对比；有充分的理由避免激起外国的反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335—401 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
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 1926 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
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
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 188—194 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
544—546、551—556、583—590 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①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 5、6 和 7 页报道了 1924 至 1927 年的情况；《美
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
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 年），第 394—416 页；叶家策（音）：《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
1922—1927 年》，哥伦比亚大学 1970 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学生》，1980
年。
对。１９２６ 年 ７ 月 １２ 至 １８ 日，正当北伐进行之际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的全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了对待基督教教会的态度：
在口头宣传上应引证许多具体事实，说明〔基督〕教会为外国帝国主义蹂躏中国人
民之先锋……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一般被压榨的民
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实际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
目前，我们不要故意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
与军阀勾结处处借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
８ 月 ２０ 日，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来到长沙后，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说明了
北伐的爱国目的：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
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他答应保护在华所有不妨碍革命力量军事行动也不
协助军阀的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两天以后，长沙湘雅医院和医学院得到命
令，要求派几名医生护理蒋将军。为蒋介石拔掉一颗碰伤的牙齿的美国传教
士外科医生，对蒋的明显友好态度深有好感。湘雅的教职员曾经担心他们的
医院会被没收，但是蒋介石的指挥部反而在街对面设立了一所设备良好的军
用医院，两所医院合作了一段时期。蒋将军答应他控制的部队不攻击外国人。
①
在战斗转移到湖南省省外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省内发动了一次
反英的抵制行动。长沙和其他城镇的示威行动带有强烈的排外性质。１０ 月
份，许多布道站受到袭扰，它们的房屋贴了敌对的标语，中国雇员或学校的
学生被组织成工会或团体，提出了显然是共同安排好的要求。在醴陵和南县，
传教士被赶出他们的布道站。在长沙，所有的教会学校都受到攻击。由于越
来越担心，一名美国记者向在南昌的蒋介石提出几个问题。蒋在 １１ 月 １９ 日
答复道：“我与基督教没有争吵，传教士将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我党党纲中
并无在中国消灭布道团的内容，它们可以与往常一样在这个国家发挥作用。”
可是在湖南，暴力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发展得如此猛烈，以致到年底大
部分教会学校关闭，几个国家的传教士逃到汉口的庇护所，或者正准备逃到
那里。没有人被杀，但是许多教会和布道团的财产已经被工会或军事部队夺
走。长沙的美国工商业没有受到骚扰，日本人和德国人一般地说没有被打扰。
①
英国外交部于 １１ 月开始拟订一个能更充分地适应中国民族主义并改进
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政策声明。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亲自指导制订新的、
向前看的政策的尝试，他的备忘录在 １９２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被内阁批准。备忘录
文字用电报拍发给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他当时正从上海前往北京。这个声
明（后来称之为圣诞节备忘录，因为它发表于 １２ 月 ２６ 日）实际上是针对其
他大国的。它敦促每个大国在一旦竟然出现一个有权威的中国政府时，应宣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 299—300 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
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 1926 年 8 月 20 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 113—115 页（日
期为 8 月 19 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 4 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 8 月 25
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 45—47 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
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 157 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 年 2 月 12 日，第 230 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
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 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
大学 1977 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布它愿意就修改条约和其他的突出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应与
地方当局打交道，并且应抱着同情的态度考虑任何合理建议（即使这些建议
违背了对条约权利的严格解释），以争取地方当局报之以对外国利益的优待。
应当保留抗议，把它用于试图全面否定条约义务或者打击在华外国人的合法
和主要利益的行动；而且这种抗议应当通过列强的联合行动而产生效果。备
忘录声称，英国政府的观点是，治外法权委员会的某些主张修正的建议应立
刻实行，列强应立刻无条件地批准华盛顿会议所定的附加税，而不用指定收
入应如何处理或使用。②备忘录虽然表示希望能迎合中国爱国者的渴望，但是
在满足国民党的运动的要求方面，实在太缩手缩脚了。
认识到国民党人似乎在长江站稳了脚跟，英国外交部正考虑在国民党稳
固得足以完全承担它将继承的政府的所有条约责任和其他义务时，立刻给予
外交承认的可能性。在此之前，英国将努力以友好精神与在中国任何地方事
实上行使权力的任何国民党行政当局打交道。英国外交部甚至在蓝普森就任
北京的职务前，就授权他去汉口访问。因此，英国驻华公使从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１７ 日，与国民党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外交谈判。他们探索性
的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可能发生的英国承认的条件，而主要困难在于蓝普森
坚持，国民党人应同意现存条约在新条约商定前是有约束性的。会谈使各方
得以评估对方能够迁就的限度。陈友仁富于想象力地试图找到一种能弥合对
立立场的方式，因为他似乎急于想赢得外交承认给他政府带来的好处。他坚
持蓝普森公使的离去必须被安排得好像会谈只是临时中断，蓝普森答应照此
办理。①
夺取汉口的英国租界
但是在武汉的领导人中，另外一些人反对与英国达成协议的尝试。１１ 月
份已经高涨起来的引起汉口英租界惊慌的反英煽动，在蓝普森来访期间受到
了抑制。１２ 月 １８ 日他离去时，公众又系统地受到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宣
传。鲍罗廷显然热衷于使反英的狂热保持炽烈的势头，这可以从他在党政领
导人临时联席会（武汉最高决策组织）上的建议，以及在 １２ 月 ２６ 日举行大
规模集会的武汉市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委员会通过的相应决议中得到证明。曾
在 １９２５ 年夏季因指导上海反英罢工而立功成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劳工领袖
李立三，主持集会并演说，其他共产党的领导人也讲了话。圣诞节备忘录同
一天在中国公布。鲍罗廷提出了一条用来驳斥英国政策的宣传路线，这条路
线并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采纳。一个使双方关系发生麻烦的问题，是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７ 名国民党党员在天津英、法租界被捕。经过审判，他们被移交给
中国当局，国民党的办事处被封。仍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已经提出抗议，宣
布英国应对国民党党员在敌人手里的可能遭遇负责。１２ 月末，此时在汉口的
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他们的七名天津的同志被处决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
个事件成了关于收回外国租界区的宣传论点的部分内容。可是与主要敌人英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 434—441 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 年》，
第 228—230 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 464—467 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
陈友仁在 1927 年 3 月 13 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
政权》，第 89—90 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国的直接冲突必须避免。①
随着反英示威行动的恢复，汉口英租界当局在入界处安置了路障，在那
里配备巡捕、海军陆战队的小分队和汉口的商团。单个的中国人可以通过，
但成群的或武装的士兵则不准。１ 月份的头两天在武汉三镇有庆祝活动和游
行，欢迎——即催促——国民党政府在这里成立。第三天出现了大规模的反
英集会。那天下午，大批中国人聚集在一处路障外面聆听宣传队几个队员的
长篇反帝演说。当有人突然开始向路障旁的士兵投掷石块时，群众仇恨英国
帝国主义的情绪被煽动起来。这就导致了使用刺刀的海军陆战队和愤怒的群
众之间的冲突。５ 名中国人和 ３ 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
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
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
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
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 ２４ 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
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
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 ６ 月 ２３ 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
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 ４ 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
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
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
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
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
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
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１
月 ６ 日，九江的一小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