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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 183—189 页。
党员的报告宣称，经过大力吸收党员以后，在中国登记的党员数超过了 ２３３６０
人，国外的党员约 ４６００ 人。大会休会三天，以哀悼列宁逝世。②
在开幕词中，孙逸仙号召全体团结一致和作出牺牲。这份宣言强调反对
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同时强调群众——特别是贫农和工人——在国民革命
中的作用。可是，在幕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鲍罗廷未能说服孙逸仙把与苏俄结
成运动的统一战线这一明确的声明包括在内。他也未能把剥夺大地主和不在
地主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佃农的声明包括在宣言之中。①党纲是一个旨在
安抚中国社会的许多成分的改良主义纲领；它答应通过合法手段解决中国的
问题。
当一批代表试图把禁止任何国民党员参加另一个党派的修正案列入党章
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问题再次出现。李大钊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
的意图进行了辩护：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对老大哥政党的革命工作作出贡献，
而不是以它的名义去推行共产主义。他向代表们保证，他们的行动是正大光
明的，不是秘密阴谋，并要求他们不要抱有戒心。经过辩论，修正案被拒绝
了。孙博士通过任命 １０ 名共产党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约
占总数的 １／４），明确地表示他同意共产党员参加他的党。②
新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后开会，并组成了中央党部（这时
设在广州）。委员们决定成立书记处和处理党务的组织部，以及八个职能部：
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调查（后撤消）、海外和军人。老资格的
党员担任各部的领导，其中两个由以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领导：谭平山
领导组织部，林祖涵领导农民部。一个三人党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它由
廖仲恺、戴季陶和谭平山组成，是一个左派集团。住在广州的其他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从此一星期至少开一次会，但是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回到了北
方的城市，在北京、四川、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成立地区党部，以推动党的
发展。逐渐地，中央各部有了少量工作人员，地区党部开始发挥作用。领导
集团的大部分力量用于进行全国范围的宣传；在全国吸收新党员；在广东组
织劳工、贫农和学生；建立一支忠于党的军队。进行工作只有少量经费，在
开始时鲍罗廷似乎每月捐献约 ３ 万中国元。①于是，国民党开始成为一个有坚
强的领导结构、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最终在中国夺取政权的计划的大组织。
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
与鲍罗廷一起来广州或后来在广州参加他的工作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４ 年冬对支持孙逸仙的军队的状况感到震惊。俄国人的意见是，
部队的大部分训练不足，装备很差，由不够格的军官带领。俄国人认为，只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 1100—1160
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 1052—1070 页。
①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 67—71 页；译稿，第 85—92 页。切列帕诺夫指出，
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 301—303 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
第 176—182 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 年 3 月 2 日），第 5 页。
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 1243—1254 页。
① 《革命文献》，8，第 1160—1167 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
的（第 2 版，第 390 和 399 页，脚注 21 和 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
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有孙逸仙的 １５０ 至 ２００ 名卫兵完全效忠于他，其他部队只是它们指挥官的私
人军队。如果国民党人要发动一次统一全国并有希望取得军事成就的战役，
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必须进行的改革将是：集中征收税收、采购武器和支付
军饷；进行标准化的军事训练和向官兵灌输共同的革命思想；建立一个统一
而有效的指挥结构。由于政府资源微薄，以及统一财政和指挥与一些高级指
挥官的特殊利益背道而驰，而政府又要依靠这些人来维持它的地区根据地，
所以这些是难以实行的措施。地方的兵工厂在开工时，一年只能生产装备一
个（最多两个）满员师的步枪和机关枪，但是兵工厂的经营有如商业企业：
任何将军只要付钱，就把武器卖给他。由于海关打算执行国际武器禁运，进
口武器虽然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孙博士通过让他的将领们担任国民党党内的重要职务，试图加强他的权
力。他挑选在广东省的湘军和滇军的两名挂名指挥官谭延辏Ш脱钕ｃ晌醒�
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任命挂名指挥一些支持孙逸仙的粤军部队的许崇智将军
和指挥桂军和豫军小部队的刘震寰将军和樊钟秀将军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
委员。３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托他们和率领一支独立的滇军的朱培德将军
以及指挥一支杂牌军的四川人卢师谛将军，在他们的部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
织。大元帅不时劝说各地将领让他指定的人收税并给他们的部队发饷，但成
效不大。事实上，他似乎不得不任命或同意某些将领控制发赌场执照或“禁
烟”的机构这一类有利可图的财源。
鲍罗廷和孙逸仙拟定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建立一个训练下级军官的军事
学校，对这些人充分灌输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其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意
识。党的代表大会一结束就开始计划，到 １９２４ 年 ５ 月，位于广州南面黄埔岛
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准备向从全国各中学和高等学校中招收的第一期约
５００ 名爱国学生打开大门。孙博士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主要的教官是日本军
事学校或保定及云南军事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得到几名俄国军官的帮助，这
些人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经受过俄国国内战争的考验。蒋将军、管
理陆军学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以及像胡汉民、汪精卫和戴季陶那样的老资
格革命者教政治课。学校从一开始就得到俄国的资助，而由地方税收加以补
充。
６ 月，俄国派精通军事的指挥官 Ｐ．Ａ．巴甫洛夫将军为孙博士的军事顾
问。他提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于 ７ 月 １１ 日组成，其成员为支持军政府
的主要指挥官和几名老资格党员。成立军事委员会是走向在联军中建立统一
指挥部和政治机构的一步。他们的军事学校应当改进，在每支军队中还要为
再培训而组织精英部队。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后一个月，在东江前线的一次侦
察中不幸淹死。代替他的瓦西利？Ｋ．布廖赫尔将军（在中国化名“加伦”）
直到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才来到。到那个时候，黄埔军校已有第二期学生，一个教
导团也正在组织之中，它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即“党军”。第一批
大量俄国武器也在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由伏罗夫斯基号游艇运到广州，它从敖德萨
起航，同时送来了第三批俄国军事顾问。后来的船运则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
①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 年 4 月 6 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
由北京的英国武官 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 371∶
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 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
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几次三番地敦促孙逸仙促使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这也
是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它打算在它指导下组织无产阶级，并使之与贫农
联合。在群众运动问题上，两党成了对手。１９２４ 年初期，国民党的中央执行
委员会成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几个部，但前两个部很快就处于朝气
蓬勃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共产党的助手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在有文化
的青年中取得广泛影响。
工人部的领导廖仲恺打算把广州所有工会合成一个由他领导的单一联合
会，但没有成功，因为许多很有根基的工会怀疑，在他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
将渗入这些工会并控制工人。共产党希望把铁路工人、海员、报务员和接线
员、邮政人员和电力工人组成一个它控制的单一工会。这些都是一次成功的
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工业。尽管有这些对抗，广州的劳工确实团结了起来，共
同支持沙面岛英、法租界的中国雇员，后者为抗议外国当局企图推行的通行
制度——这个制度是越南革命者在 ６ 月 １９ 日企图暗杀正在访问该岛的印度支
那总督未遂以后试图实行的——而进行了罢工。共产党的劳工领袖刘尔崧被
认为是沙面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总罢工和封锁的主要组织者，这次行动具
有强烈的反帝色彩。从这次罢工取得的经验一年后在大规模的省港大罢工中
被充分地利用了。
１９２２ 年 １１ 至 １２ 月，共产国际在召开第四次大会时，十分注意东方国家
组织农民的问题。它的《关于东方问题的几个总论题》指出，为了吸引农民
群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革命的政党必须迫使资产阶级一民族主义的政党采
用没收土地并重新把它分给无地者的革命的土地纲领。１９２３ 年 ５ 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土地革命时，要吸收农民群众参加，并
把革命向前推进。①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它的领袖之一彭湃的活动
已经赢得一定的声誉；１９２２ 和 １９２３ 年，彭在其故乡广州以东的海丰县，在
其他青年团员的帮助下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一场大规模的抗租斗争以许多团
员的被捕而告终，但彭得以逃脱并在 １９２４ 年春来到广州；他不久就成为国民
党农民部的领导人。②
为农民部的工作制订计划的活动缓慢地开始了，但到 １９２４ 年 ６ 月，国民
党宣布了一项关于农民协会的简单方案，协会将是自治的团体，容许只从自
己吸收的会员中组织卫队。地方部队将由拥地不到 １００ 亩（１６ 英亩）的农民
组成，必须排除某些不符合需要的分子。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 ２０ 名特别代
表的任命，由他们实地调查农村的状况，扩大宣传和组织农民协会。７ 月，
农民部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培训这类工作人员；彭湃指导了第一班；学
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 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
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 151、233、344—346 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 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 年》，2，
第 720—724 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 71—73 页。关于
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 1 部分，载《中国季刊》，8
（1961 年 10—12 月），第 160—183 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
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生接受了理论的和实际的指导，包括军事训练。（其他共产党员为直至第六
班的每个班讲课，１９２６ 年 ５ 至 １０ 月毛泽东为第六班的教员。）到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约 １７５ 名学生从讲习所的速成班毕业，其中大部分人在他们本县组织农
民协会。计划在全县和全省范围把这类农会联合起来，最后组成一个不归国
民党或其政府控制的全国性组织。为什么这样的自治是必要的，这成了大部
分理论争论的一个题目。①
中国共产党打算控制农民运动。一名共产党的作者，可能是罗绮园（他
是讲习所第二班的教员和农民运动的有影响的人物），在一份 １９２６ 年的报告
中透露，中共在 １９２４ 年组织了一个农民委员会以“指导国民党的农民部”。
他断言，当农民委员会在 １９２５ 年 ５ 月组成时，它指导省的农民协会以及地方
的农民委员会和特别代表。报告还自豪地说，９９％的特别代表是“同志”。②
在俄国军事顾问就国民党敌视中共党员的原因进行秘密讨论时，“尼洛夫”
（萨卡诺夫斯基）引了一个事实：共产党员企图垄断工农运动，因而成立一
个全国农民大会（将在 １９２６ 年 ５ 月召开）的预备委员会，“为了门面”，共
产党员试图在委员会安置几名国民党党员。他说，他们没有成功，“因为没
有在农民中活动的国民党员”。在 １９２６ 年 ７ 月的一份关于农民运动的决议中，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称，农民协会必须在组织上独立于国民党，而不要成为
它的附属物。但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
地位”。①广东省“运动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罗绮园、彭湃和阮啸仙；②他
们都是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然后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
员。
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在广州郊区及附近的县开始；到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大约
有 １６０ 个协会，报道的会员数为 ２０３９０ 人——占革命的广州政府控制地区农
村人口的很小一部分。③共产党组织者在毗邻广西省的广宁县取得了巨大成
功，讲习所的毕业生，在彭湃的领导下在那里把佃农组织了起来，他们得到
广州的军事援助，在持久的减租斗争中成功地打败了地主。从此，他们能够
在县内组织更多的协会，到 １９２５ 年 ４ 月，据报道有 ２９４ 个协会，会员近 ５５０００
人。④彭湃紧跟东征军，得以在 １９２５ 年 ２ 月底回到海丰县，在那里重新发动
遭到破坏的运动。据报道，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 ７００００ 人，而邻近的陆丰县
又有 １２０００ 人，但是陈炯明的部队在夏季夺回了这些县，运动被迫又转入地
①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 247—251 页。罗绮园：
《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 年 2 月 1 日），第 147—207 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决定，见第 158—159 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 124、53 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 年》，第 258、301
页。
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 23 页。
③
数字根据在年12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领
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
（1928 年 1 — 3 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 年五一特刊），第 1030—1036
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 64—83 和 98—100 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
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 139—147 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 年 1 月）转载。
下。①
农村骚乱引起了镇压。农民协会试图保护其会员免受压迫，就动员他们
反对沉重的捐税，发动他们在减租运动中与地主斗争。有产业的人常常派雇
用打手、盗匪或民团去强行征收通常的款项。组织者被杀害，有的村庄被焚
毁。农民们进行回击，有时得到国民党军队的支持，在两个最有成就的地区
就是如此。②农村革命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加以限制；它危及了本质上是改良主
义的国民党与富于战斗精神的共产党之间的联合。
革命阵营内部和国民党根据地中的冲突
到 １９２４ 年 ７ 月，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领袖已经了解共产党的渗透策略和
操纵党的活动的一切情况，这在两个城市的国民党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共情
绪。③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就各种危险向孙逸仙上书请愿，并用在社会主
义青年团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发现的文献证据与鲍罗廷对证，这些证
据证明共产党员是如何打算利用年长的党来为他们的革命目标服务的。他们
特别反对小批共产党员分散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制度，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
李大钊在国民党大会作出的保证，即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请愿者为国
民党的未来担心。在与国民党的两个坚定分子张继和谢持的辩论中，鲍罗廷
明确指出，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①
７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发表了声明，敦促党
员们不要互相怀疑。孙博士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政治
会议——以处理重大政策问题：它由几名可靠的国民党领导人组成，他任命
鲍罗廷为该会议的顾问。鲍罗廷对国民党内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感到不安：
他担心左派和右派正在联合反对共产党，尽管他们由于担心他们的党会完全
孤立而失去外界的（也就是俄国的）支持，还不敢采取断然行动。②
中共的领袖们也不肯屈服。中央委员会的陈独秀、蔡和森和毛泽东主张
与国民党决裂。中央委员会甚至发出一份告所有区党委会和基层组织的秘密
信，指示它们要准备决裂。③但是此时作为共产国际官方代表的鲍罗廷和吴廷
康，坚持这种有利的安排应继续下去。
由于 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