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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性内容，连同它的“资产阶级重商主义和粗俗的实用主义”，在他们当
中引起了“一种对生存形式或生物形式的真正厌恶”，从而导致了以前在浪
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中占统治地位的人的因素的逐渐消失。②新的现代精神
同时又是反理性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正如乔治？卢卡契曾指出的那样，“现
代主义对人类的历史感到失望，抛弃了历史线性发展的观念”。③这种失望的
感觉是对实证主义的进步观点和启蒙时期的理性观念感到幻灭的结果，它使
现代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丧失了对现在看起来毫无希望的难于驾驭的和正在异
化的外部世界的兴趣；他们宁愿以一种主观主义和反传统的极端姿态，通过
自己的艺术创造来重新发明一种关于现实的新的说法。
从这样的背景看，中国人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表现出一些很突出的不同之
处。自清末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意识形态（与古典的面向过去的儒学
相对立），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性上都充满了“新”的内容：从 １８９８
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以至五四时期出现的“新青年”、
“新文化”和“新文学”，几乎所有为将中国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建
立“现代”国家的社会和思想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新”字。因此在中国，
“现代性”不但表示对当前的关注，同时也表示向未来的“新”事物和西方
的“新奇”事物的追求。①因此在中国，这一关于现代性的新概念似乎在不同
的程度上，继承了人所共知的几种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进化与进
步的概念，历史向前运动的实证主义信念，对科学与技术的有益的潜力的信
心，以及广阔的人文主义框架中的自由与民主的理想。正如许华茨教授所指
出的，一些这样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严复和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被加以非
常“中国式”的重新解释：对个人的信心与所设想的努力实现民族富强目标
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②就这样，这一中国式的观点并没预见到个人
与集体必然要分裂。
当五四那些反对传统的人向传统展开全面总攻击之际，他们那种感情激
动的气质导致了浪漫主义的自我肯定，而与 ２０ 世纪初中国充满“市侩”习气
的社会相对立。虽然五四作家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在
艺术领域的反抗意识，却并没有对科学、理性和进步失掉信心。在文学方面
对“现实主义”的追求，实际上很像奥特加？依？加西特对作为一个整体的
１９ 世纪欧洲艺术家所作的总结——他们将“严格的美学因素降低到最小限
度，并使作品几乎完全成为虚构的人类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上个世纪所有
正常的艺术都应该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③
普鲁舍克在他对中国文学革命所作的另一深刻评价中，也承认 １９ 世纪的
②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载欧文？豪编：《文学艺术中关于现代的观念》，
第 85、92 页。
③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 17 页。
① 有一位文学史家认为这一对“新”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志，而不是使用白话文。参看王哲甫：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 1—13 页。
② 参看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
③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第 85 页。
这种影响，但他进一步指出，五四文学的主观主义和抒情主义“的确在实质
上，和 １９ 世纪的文学相比，更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欧洲文学”——
据普鲁舍克看来，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与当代欧洲情绪互相汇合”①的结果。
麦克杜格尔基本上同意普鲁舍克的意见，也强调中国作家对“先锋派”倾向
的兴趣。但是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麦克杜格尔本人提供的证据，就可看出
中国作家们所说的“先锋派”虽也是从艺术方面对传统的一种反叛，却仍然
局限于“生活”的范畴：换句话说，他们的愤怒、挫折和对当前现实的厌恶
等情绪，使他们采取一种植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反叛立场。创造社的“为艺
术而艺术”的口号，既不是追随戈蒂埃的艺术的非功利主义思想，也不是响
应象征主义者对超越现实的优越性的论战性主张——更不用提创造一个比当
代生活和社会那种浅薄外部世界更“真实”的新的美学世界这一有特点的现
代主义者的主张了。甚至郁达夫早期小说中表现出的那种变动无常的情绪也
是渊源于中国的历史环境，而并非来自那种更为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念——“无
常的，飘忽不定的和偶然的”（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说）观念。最后，在五四
文学中我们找不到现代主义嘲弄和反对自己的任何证据（例如“颓废”和文
学上的“庸俗主义”）。郁达夫作为一个为社会－政治上无能为力心态所困扰
的“多余的”知识分子，他的颓废本质上是一种勉强能掩饰他的失败感的漂
亮风格。②
五四文学的“现代主义”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中国现代作家突出地展
示自己的个性并向外部现实施加影响，而不是转向自我和艺术领域。就这个
意义上说，五四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第一阶段相似。依照欧
文？豪的看法，那时的现代主义不讳言自己源出于浪漫主义，“宣称自己是
一种自我扩张，是事物乃至个人活力的超验的、放纵的扩大”。①这一阶段的
典型是惠特曼，他是郭沫若早年的偶像。但是除了 ６０ 年代以后的台湾文学以
外，中国现代文学大体上避开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中期和晚期：“在中期，自
我开始从外界退缩并几乎将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专注于仔细地审视自我内
部的动力——自由、强迫和任性。在晚期，则发生了自我的向外倾泻，因倦
于个性与心理扩大而产生的一种突然变化”。这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
弗吉尼亚？吴尔芙和贝克特。正如上文所说，只有鲁迅在散文诗中偶然进入
了类似贝克特的境界；而弗吉尼亚？吴尔芙的影响则只在以后的两位作家凌
淑华和张爱玲的作品中才能看到。②
因此，鲁迅从西方式现代主义的边缘又“回到”中国的现实一事，可以
说明他的同时代人的“现代化过程”。在五四时期，“现代”的意思对于肤
浅的人们是“摩登”，是时髦，是赶上西方最新的风尚——从服装和发型的
式样到文学流派。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以鲁迅为代表，现代一词意味着主观
主义与在新的更好的未来世界中建立新中国的民族现代化进程之间的深刻矛
盾。因此，夏志清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① 引自麦克杜格尔：《介绍进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 262 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 250 页。
①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 14 页。
② 1968 年在伦敦，凌淑华在对她的一次采访中说，她最喜爱的西方作家是弗吉尼亚？吴尔芙。但是在现代
中国文学中，自我从外界现实退缩并“仔细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的最好的例子是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的
作品的分析，参看夏志清的《小说史》，第 15 章。
现代中国作家即使不同意现代西方作家的绝望情绪，也会同情他们的厌恶情绪，但
是因为中国作家的眼界不超出中国的范围，为了从西方或苏联引进现代制度以改造目前国
家的腐败状况，他们仍然将希望的大门敞开着。如果中国的作家们有勇气或洞察力同等看
待中国的景象与现代人的处境，他们就会置身于现代文学的主流之中了。但是他们不敢这
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失去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希望。①
看来即使最深刻的现代中国作家——鲁迅——也未能超越对中国的执着
的感情。
鲁迅的走向左翼，也典型地说明了 ２０ 年代末开始的文学政治化潮流。这
一“向外”的趋势，最终导致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束。因此，历史地
回顾起来，可以认为五四时代标志着这两类现代精神发展的顶峰。从好的方
面说，五四文学传达出一种心灵上的冲突与痛苦，其尖锐的程度尤甚于相似
的西方文学，因为外部现实的威胁并没有从作家的意识中消除而是仍然存
在：停滞而庸俗的社会提出的问题，以日益沉重的压力困扰着作家的良心。
现代中国作家和他们的西方同时代人不同，无法置“现实”于不顾。他们为
自己的“爱国的乡土之情”付出的代价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折磨，有一种危机
临头的“现实”压力。从不那么纯粹的美学观点看，中国文学对现代性的追
求包含着一种悲剧性的人的意义。它从来没有“颠倒”而钻“唯美主义”的
牛角尖。它也不会像西方现代主义那样碰上自我失败的两难处境：专注于时
间的无常，现代主义永远不会成功，如果它成功了，它也就成了“过时”的，
因而不再是现代的。欧文？豪的巧妙总结中说，“现代主义必须永远战斗，
但永远不能完全获胜，过些时间以后，就必须为不获胜而战斗了”。②
在为自己和为祖国追求“改善生活”和“恢复人性尊严”的过程中，现
代中国作家在因不断恶化的社会危机这种阴暗现实而痛苦的时候，总是寄希
望于光明的未来。这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为 ３０ 年代初一些最成熟的作品提供
了源泉。但是现代性从来不曾在中国文学史中真正获得过胜利。在中日战争
爆发以后，这种追求现代性的艺术方面被政治的迫切性所压倒。本来就一直
带有社会－政治色彩的创造性文学的价值更降到政治附属品的地位。当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尊奉为准则以后，艺术的真实这一概念本
身已经由政治的意识形态来规定；现代性，无论就其西方还是中国的含义而
言，在现代中国文学进入它的当代阶段以后，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主义文学
的主要特点了。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 536 页。
②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 13 页。
第 １０ 章 １９２７ 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最初由于感情原因而使自己信从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
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
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
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
人道破罢了。”①革命是一种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
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实现。当对记载加以学术性的考察时，过分强
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迅速发展着的事件的领导人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使人
低估群体情绪和群体要求的作用。无论这些情绪和要求可能表达得多么不清
楚，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对其都有所体会，这些领导者自己就受到他们本身的
情绪和理智、本身的一时冲动和意识的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都不
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
单了。就 １９１７ 年与 １９２１ 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
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
身的理解。①
① 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 年 12 月 7 日），第 2 — 9 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
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
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改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
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
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 ７ 章）
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
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
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
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
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
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
——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
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
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
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
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
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 １８９８ 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
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
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
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
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
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
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
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
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
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
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
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
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
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
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 １２ 人已知是出
身于无产阶级。①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
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
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 １９２３ 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
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
① 陈郁、苏兆征、向忠发、项英、邓发和柳宁。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
记辞典，1921—1965 年》。还有邓培、朱宝庭、许白昊、刘文松、刘华和马超凡。见琼？切思诺；《中国
的工人运动》，第 400—402 页。
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
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
（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
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
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
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
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
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
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
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
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 １９１３ 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 １９１５
年和 １９１７ 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
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
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
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
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
①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
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
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
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
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
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
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①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
公民。②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 １９１８ 年指出的那
样，或者如毛泽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