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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专收特殊地区的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其记载往往
很粗略，而且有时是错误的。
不少民国初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
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
徐树铮之子发表了他父亲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
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月刊《传记文学》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头历史项目中
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
荫讲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率直而
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唐纳德？吉林在《军阀：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年在山西省
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的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Ｅ．谢里登的
《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上述
的著作中，研究了一度是直系首领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
理想：陈炯明（１８７８—１９３３ 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这
些人中每一个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关于他们的中文、日文书和论文见上述
研究著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１９２５—１９３７ 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性质提出
了敏锐的见解。也集中注意力于地区而不是个人的著作，有罗伯特？Ａ．卡普
的《四川与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１９１１—１９３８ 年》。戴维？Ｄ．
巴克的《中国城市的变化：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１８９０—１９４９ 年》，研究
城市史，但以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万？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
中国东北，１９１１—１９２８ 年：中国、日本和满族人的想法》，研究的不只是最
有势力的北方军阀，还有日本在中华民国的活动。
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
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
值。外交部档案 ＦＯ２２８，包括 １８３４ 至 １９３０ 年的领事通信。ＦＯ３７１，包括 １９０６
至 １９３２ 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
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
１９１０ 至 １９２９ 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 ２２７ 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
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
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Ｈ．乌叶赫拉编的《日
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１８６８—１９４５ 年；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年为国会图书
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
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１８６８—１９４５ 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
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１９１８—１９２７ 年：１９２７ 年北京搜捕
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
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Ｃ．
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１９７７ 年。章有
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２ 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 １９１２ 年到 １９２７
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
这种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
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
写的，构成了 ６ 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用当时的地名，
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７ 思想变化，１８９５—１９２０ 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是主要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以及他们当中
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各个人物和他们发表的著作目录的
简短英语记载来说，包华德和理查德？Ｃ．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
（５ 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谭嗣同死得早，因而收入了恒慕义编的《清
代名人传略》。最令人发生兴趣、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
人及其革命，１８９５—１９８０ 年》。
５０ 和 ６０ 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
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
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
《民报》，１９５７ 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新世纪》和刘师
培《天义》的重印本，而刘师复《民声》的香港重印本也可以买到。数量更
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的资料。保守的刊物有《国粹学报》、
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的种种背道而驰的解释，可以在几个有影响学者有大量文
件根据的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中看到。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
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参阅侯外庐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
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
书第 １ 卷的牟复礼的优美英译本已经出版（１９７９ 年）。一种新传统的看法，
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民国知识分子所写的较早著作，
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
国思想史》，１９３６ 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１９４７ 年出版。这方面
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
的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国初政治评论集》，这部集子翻
译并注释了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的 ６３ 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关于始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
是李文逊，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１９５３
年），然后是他的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３ 卷，１９５８
—１９６５ 年）。这两部作品，即使在其对外国思想影响下传统雅文化所受侵蚀
的分析需要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方式和优雅文体的榜样。强调近代思想和
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连续性的更近的修正著作有：上述史敬思的很吸
引人的概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的思想经历；费侠丽编的《变
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入的论文；以及托
马斯？Ａ．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从
德文翻译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
反复出现的主题》，把近代乌托邦思想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挂毯。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传记。许华茨的《录求富强：严复和西
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来，１８９８ 年维新
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
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
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了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
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 年》；补充这部作品的是罗荣邦编的《康
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
孙逸仙的共和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
中国的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
传记文学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
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述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Ｃ．普赖
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１８９６—１９１１ 年》，马丁？伯纳尔的《１９０７
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Ａ．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
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
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开展研究。要这样做，需要在第一手
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大大多样化。
８ 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
的思想革命》（１９６０ 年），和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
１９１５—１９２４ 年：研究指南》（１９６３ 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
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
的期刊文献做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林毓生的引起争论的著作《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
义》，是对五四事件的创造性研究。解说性的概述，可见于许华茨编的《关
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
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提供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Ｏ．布赖尔的《中国
哲学 ５０ 年，１８９８—１９５０ 年》，是主要哲学争论和倾向的便于使用的概要。
集中注意力于 １９１９ 年前后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文概述有：华
岗的《五四运动史》，这部书有天野元之助等编译得很好的版本，书名相同，
但附关于历史词语和人名的词汇表；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最
重要的文件集，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
一部有价值的 ２２ 篇文章的集子是彭明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
五四时代思想史的最好著作，是传记形式的作品。最著名的五四知识分
子也许是胡适，杰罗姆？Ｂ．格里德著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
中的自由主义，１９１７—１９３７ 年》。刊载于 １９２０ 年到 ６０ 年代几部集子中的胡
适自己的著作，可以很方便地在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中查找。胡适
的美国导师杜威，从 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２１ 年在中国。巴里？基南的《中国的杜威
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记述杜威旅居中国和中国人努力
贯彻他的思想的情况。杜威在中国时大量发表演说，但后来显然失去了声望。
罗伯特？Ｗ．克洛普顿和巫群真（音）在《杜威在华演说集，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
中，把 ３２ 篇发表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
关于蔡元培，可参看威廉？Ｊ．杜克尔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
有大量中文著作可以利用，如陶英惠所编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裁的《年谱》（第
１ 卷，１９７６ 年），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题论著丛书；思想传
记有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他的著作的主要汇编，是孙德中编
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还有几篇他自己写的自传性短文。
关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家梁漱溟——胡适哲学和思想上的对手，可参阅盖
伊？Ｓ．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这部书认为
毛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远比与胡适自由主义的共同点多，毛泽东本人也
可能受过梁漱溟的影响。
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这位首先响
应俄国革命并保证献身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记。迈斯
纳认为整个李大钊的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
（对宿命论的一种担忧）和一种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
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翻译的 １０ 篇李大钊的文
章，很有文献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重要著作，很便于
查找。陈独秀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另一个重要
人物，并阐明了 ２０ 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
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１９００—１９５０ 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也占
重要地位，这部书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
加上吴稚晖、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 １９２３ 年科学与人生哲学论战中的一个主
要人物。张君劢到论战时的详尽传记，见于罗杰？Ｂ．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
诸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１８８７—１９２３ 年》（乔治？华盛
顿大学博士论文，１９７４ 年）。下一次关于思想问题的著名的重要论战，是 ２０
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１９１９—１９３７ 年》中，有杰出的概述。
９ 文学的趋势，１８９５—１９２７ 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
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著作和概述很多，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
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
要重新考虑，因为大多数可以见到的次要文献，尤其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缺
乏深入的、创造性的分析。对这个论题的一般看法，就其注意表面的思想而
没有很严密的辩证分析这一意义上说，是左派的和朴素马克思主义的。毛主
义的准则，如在著名的 １９４２ 年延安讲话中系统地表达的，左右了 １９４９ 到 １９７９
年的中国文学学识。在其后的思想“解冻”中，它巧妙地受到了怀疑。
西方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识在其掌握、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更不用
提翻译，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的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
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
１９１８—１９４２ 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的仔细观察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
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 １０ 年以前，西方学识是由欧洲学者，特别是由已故雅罗斯拉
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其所著《抒情诗与
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１９８０ 年）。在美国，第一部重要
的学术著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 １９６１ 年出版，现在已出
修订第 ３ 版。刘绍明编辑并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１９７９ 年在台北和香
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的大多数著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的作家。著
名的五四作家中，有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著）、
徐志摩（西里尔？伯奇著）、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著）、茅盾（玛丽
安？加利克著）、丁玲（梅仪慈著）、周作人（戴维？波拉德著、欧内斯特？沃
尔夫著）、巴金（奥尔加？兰著）、老舍（兰比尔？沃赫拉著），当然还有
鲁迅（黄松康〔音〕著、伯塔？克雷布索娃著、威廉？莱尔著和哈里特？米
尔斯著）。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论
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
克？凯利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的概述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
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见其所著《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
１８９５—１９８０ 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著作的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
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部书包括了 １９７４ 年夏哈佛会议和讨论会
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对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识的中肯评价见迈
克尔？戈茨的《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
国》，２．３（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传统上认为 １９１７ 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
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
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
“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
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
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
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
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
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
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
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
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