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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１９３５ 年之后，
政府任命他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②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 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 452 页。汪—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
1872—1949 年》，第 418 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 26 页。
③ 同上书，1，第 379 页。
① 同上书，1，第 192 页。
② 同上书，2，第 316—317 页。
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
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 １９３５
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 ６６％至 ７０％，没有给他们留下
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
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１９２８ 年制定统一货物税，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和 １９３９ 年修定关税。当 １９３５ 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
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 １０００
万元的税款。③穆藕初在 １９２３ 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 １９２９ 年却
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①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
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
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
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１９３５ 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
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 １１％到 １４％。②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
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
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
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
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
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
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
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
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
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
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
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 Ｅ．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
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
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 ３０ 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
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
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
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
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
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
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
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
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173 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 477 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362 页。
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
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
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
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
他们参加政府；考察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３ 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
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他
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１９３２ 年，为了争取企
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
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
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
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 １９３３ 年 １０ 月卸
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
经验而得到加强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在 １９２９ 年 ３ 月国民党第二次
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１９３０ 年以后，在从
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
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
从革命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它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
例如 １９３０ 至 １９３６ 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他急于
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而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①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中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
口号下宣扬由国家来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
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之一。在他们的惩戒
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
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②
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把它当作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是十分
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对金钱的贪欲，裙
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
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新建立（特别是在
长江中下游）以及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们的活动。
尤其是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所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
政府都已付诸实施。１９３１ 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
１９２９ 年的 ４％增至 １９３０ 年的 １０％，１９３４ 年又达 ２５％。１９３２ 年在上海开办的
新造币厂，为 １９３３ 年 ３ 月颁布“两”的废除扫清了道路。这一非常古老的会
计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自此以后币制就以银元为基础了。完成货币统一
的时候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 １９３５ 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国家储
备委员会监督下的四家政府大银行独有的特权。①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 167 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47 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 年》；阿瑟？N·扬：《中国的
１９２８ 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
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
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
银行的资金。１９３３ 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
算业务。
自 １９１１ 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
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
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
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１９２８
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１９３１ 年），矿产品税（１９３３ 年），等等。新
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
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
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
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它自己身上了。尽管注
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时期日本
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令这些改革曾经在某些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
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它提
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 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
年中政府不曾给与任何帮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证明。
有无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开端呢？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
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
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
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 １９３５ 年才
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 ２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
①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 １５ 家纺纱厂（总计
约占中国纱锭数的 １３％），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
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
中，公私利益都错纵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家私
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 １９３４ 年，为中国企业吸
引外国投资，在 １９３５ 年以后其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主要发展项目的
政府机构——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这
两位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也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
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
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的产物，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 １９３７
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
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则是 １９３６ 至 １９３７ 年任实业部长的吴
鼎昌直接组织的，它们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
建国成就，1927—1937 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 267—271 页。
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
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①
只有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权力之下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了没收的政
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说来，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
的工商企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
政府高级官员们所起的作用使它们的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
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家们的
普遍谴责，却不能据此而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 １９ 世纪“官督商办”企
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１９３０ 年的官僚们和 １８８０ 年的清代官吏
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
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
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
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
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
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
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
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
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
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
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
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
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
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
“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
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
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
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Ｓ．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
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Ｇ．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
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
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
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
为 ８—９％，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１９１２—１９３７ 年）相当。此
外，Ｔ．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① 同上书，第 286—301 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 年 2 月），
第 213—220 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5 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 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 1 集，1978
年）。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 ２０ 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
经济奇迹之后是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
至 １９２８ 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 １９３２ 年的又
一次危机。在 １９３５ 年，１／４ 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 １９３７ 年中日战争爆发
才开始复工。
在 ３０ 年代，也和 ２０ 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 １９２８ 至 １９３１ 年这段时间内国际
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
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
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１９３１ 年英镑贬值和 １９３４ 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
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
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
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
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 ３０ 年代各条
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
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
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
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
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 ２０ 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
或者是作为 ３０ 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
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
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
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
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
的传统。这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