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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老驻一地。”
令人感慨的是：率部与敌人日夜周旋的邓小平，自己虽然时刻处于艰难危险之中，却时刻惦念着转战陕北，吸引胡宗南重兵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有一次，他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已有3天没有得到陕北方面的消息了，今天收到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贺酒。
邓小平不仅着眼于全国战局，还关切着友邻部队。当粟裕等得知大别山区斗争十分艰难，要支援大别山，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时，邓小平于12月22日提出：大别山局势虽然严峻，但我们已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豫陕鄂和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而他告诉自己所属的指挥员：就是要多背一些，背重一些，釜底抽薪就不要怕烫手，调动敌人回援根本重地，是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行动。我们多背一些敌人，宁愿本身多忍受一个时期的艰苦，也要拖住敌人几十个旅于自己周围，使山东、陕北的兄弟部队能腾出手来大量消灭敌人，这对全局有利。1948年2月9日，他还致电党中央、毛泽东表示：为继续拖住大批敌人，更有力地配合粟裕的机动，大别山区的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可以说是邓小平一贯思想和精神。鲁西南战役结束不久，刘、邓不顾未及休整，敌情严重等巨大困难，为解决陕北、山东之危，服从全局，毅然提前出动“以应全局之需”；为减少兄弟部队损失，建议党中央不要派增援部队或运送物资前来；淮海战役中邓小平说：只要消灭了南线敌军主力，中原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渡江战役后，党中央曾考虑让刘、邓驻守南京、上海等富庶地区，而刘、邓又主动承担了进军大西南的重任；成都战役结束后，刘、邓又严令所部不准进城，而让兄弟部队驻守成都。邓小平曾经称赞刘伯承：“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堪称坚决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模范”。实际上邓小平也正是这样的模范。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2）
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最困难的时候，警卫员看邓小平特别瘦，就想法找到两个鸡蛋，冲了一缸子鸡蛋茶给他喝。邓小平只喝了一半，另一半一定让警卫员喝下去。还有一次，他发现警卫员鞋前头露出脚趾头，就心疼地让警卫员把自己的那双旧皮鞋穿上。吃饭困难，烟也没有保证。以往他想抽烟时，总问警卫员“咱的小饭锅还有没有？”一听说没问题，他就很高兴，而如今，数万名官兵吃粮困难的压力是很大的，平时言语不多的邓小平更加沉默寡言。没有烟抽，他就一个劲地摆牌。经过反复考虑，他命令部队打粮食。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心和行动，部队才渡过难关。解放以后，邓小平还专门组织人到大别山区中调查，对当时供给部队粮食的群众给予赔偿。
1948年的元旦，邓小平是在金寨县漆店区楼房村度过的。他这次到漆店区楼房村，主要是检查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克服出现的“急性病”，如工商政策的落实情况。前一天上午，他了解了贫雇农情况，强调必须建立贫农团，有了这个核心，才能充分发挥贫雇农组织的作用，把根子扎牢，经得起斗争考验。对当地干部汇报“有些中农多余的耕牛可不可以分”的问题，邓小平听得很认真，但未马上回答。李先念表示不能分，并说：“这个问题，只要向贫雇农讲清政策，是很好解决的。”邓小平表示同意这个意见。然后又仔细地询问当地有没有工商业，指示在地方工作的干部，要把工商业发展起来。夜晚，邓小平等又听取各县县委书记的汇报，并和他们一起收听新华社广播的主要新闻——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据这次见过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的同志回忆：几位首长“个个穿的都是很单薄的灰土布棉衣，面容清瘦”。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地方同志临时凑起来送给他们的过年东西。第二天，他们在给部队首长下达的命令中规定：“要有计划地协同地方工作。”
1948年的春节，邓小平是在大别山北麓一个小山坳度过的。在这里，他给大家留下了不要“竭泽而渔”的难忘“小事”。一位老同志回忆：为了过春节，同志们出去捉鱼，大家放掉了池塘里的水，一下子就弄到了几百斤鱼。正当大家兴高采烈欢庆时，邓小平从山坡小路走了过来。见此情景，先是对大家在非常艰苦条件下仍保持饱满、乐观的情绪予以鼓励，然后严肃地说：池塘水是群众备旱用的，你们采取了“竭泽而渔”的做法，贪图了眼前利益，损害了群众利益。经他这一指点，大家后悔不及。水已流失，不能复收，大家就向群众道歉，并赔偿了损失。为此，邓小平当即亲自起草了一个通知，下发给前指所属各部队，号召全体指战员处处留心照顾群众的利益，决不能竭泽而渔。
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期间。邓小平几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汇报大别山区军事、经济、土改、政策等方面情况。对此，毛泽东极为重视并作批语转发：“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同时电告邓小平：对所能联系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与南下跃进大别山的紧张气氛相比，邓小平等人北上转出大别山区，却显得从容、轻松。根据中央军委指示，2月9日，邓小平提出拟将前指“相机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12日，邓小平签发关于主力转出大别山后与华野、陈谢协同作战意见的电报。22日，他又以中原局名义发出《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此前后，他又在潢川县双构造村东南的环山主持召开会议，并作全国形势和主力北出后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斗争的报告。随后，他们经该县高店、春河集，跨越潢（川）固（始）公路北渡淮河，于24日同刘伯承所率的野后在安徽省临泉韦寨胜利会合。一些老同志回忆当时的邓小平：“衣着黄旧，又黑又瘦，惟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有的老同志在日记中写：会合后，“白天、黑夜，旧友新朋喜相逢，各叙情长忆东风。前后（指）都遇到许多险境。可是并无增减人员，照样干。”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3）
对挺进和坚持大别山的这场斗争，邓小平印象相当深刻。他生前多次提起这半年多的军旅生活。不过，对这一中外军事史上著名的壮举，他只是平静地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话，叫做合格。”笔者等曾于1996年10月下旬到过大别山，从北麓到南麓，从东至西，从商城县五里畈邓小平两次住过的房屋，到“王大湾会议”旧址等等，实地走过以后，对书本上介绍的49年前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印象更深，感慨更多！
“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这是邓小平讲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前后情况。对淮海战役他这样讲：“淮海战役前，打了一些小仗，取得了胜利，我们没有丧失机会，该打的都打了。”“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中原三足鼎立”。
1948年2月，邓小平率部北出大别山与刘伯承会合后，直至1948年11月那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决战以前，这9个多月刘、邓在自己的回忆中很少谈到，似乎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仗。所以，很多史书、电视片中均没有或未详细地讲这段史实。实际上，这段时间是刘邓大军的休整时期，地点是在豫西，其中在伏牛山以东的宝丰县，刘、邓就住了将近7个月。
4月10日，刘、邓率部越过平流线挺进豫西，与陈粟、陈谢部会合。5月26日，中原局、中原军区等各领导机关分别进入驻地。刘、邓率领的在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北张庄村，位于洛阳至叶县公路以东2公里，村子不大，南依土岭，北邻小溪，环境很幽静。在这个村的东北角，有一所较大的地主家宅院，宅院有东、南、西、北4个院落，刘伯承住东院，邓小平住西院。东西两院之间隔有一条通道，沿着通道往北走出后门，是一片茂密的树林。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过，炎热的夏天，刘、邓和直属队的战士们常常在小河里洗澡，或者在树林里散步。
北张庄村东北面是中原局，南面是政治部，西面是后勤部。很显然，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位居中心。在这里，先后召开了旅以上干部政治工作会议，地点先后是叶县郭店、宝丰县杨岗村、焦楼村、柳林村。历时25天。第二次是团以上干部会议，地点为军区驻地北张庄村，历时3天，主要听陈毅讲述形势、任务、政策。第三次是宝丰会议，历时11天。这三次重要会议的召开，对各次战役的胜利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起到了保证作用。
这时，中原军区已经成立，刘伯承为司令员兼中野司令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张际春分别为第一、第二副政委。中原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邓子恢分别为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雪峰、张际春6人为常委。这样，就从党组织领导和军事领导方面保证了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上述主要领导工作的分工是：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抓党政工作；刘伯承和陈毅主要抓军事和作战；邓子恢主要抓军区和地方工作。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当时这几位常委的合影。从照片上看，这是一次干部会议期间照的。在一片树林中，许多干部在休息。他们身后有些椅子。6个人分作左右两排。左边是陈毅、刘伯承、张际春，右边是邓小平、李达、李雪峰。他们都含笑面对镜头。邓小平穿着半截袖白衬衫，脚穿布鞋，背着手，靠在树上。
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共同指挥下，开始了“中原逐鹿”，这是人民解放战争史上蔚为壮观的一幕。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老（河口）襄（樊）战役、郑州战役，这些淮海决战前发起的战役，虽然规模远远不及淮海大战，却都是一个个精心组织，战果显著，是在中原大地上追逐国民党军这头鹿，追软、追垮，直至伤筋动骨，然后由淮海决战给予最后致命的一击。
在此期间，邓小平的征战足迹遍布了豫西大地，宝丰、鲁山、叶县、方城等地，处处有他和刘伯承一起运筹帷幄，整军经武的故事。
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4）
1948年7月，邓小平奉命北上参加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简称为九月会议），恰好三年前他和刘伯承离开延安，此番回到党中央、毛泽东身边，一方面是汇报三年来特别是挺进大别山以后各方面情况，一方面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献计献策。此时，蒋介石则在南京召开了军事检讨会议。
赴延安路上，过龙门石窟，经关帝、刘秀墓，邓小平乘坐的军用吉普车始终向北急驶着，直接到达西柏坡。整整三年了，邓小平又见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毛泽东十分关心中原战局和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工作。他不止一次地称赞：“中原的工作搞得好，搞得好哇！”“没有中原军的南下，东北、西北、华北的胜利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对中原战略的伟大作用认识不足，是机会主义的观点。”
所以，毛泽东等让邓小平当面详细汇报，认真总结经验，而且只作口头汇报、总结不够，必须在开会前写出书面汇报来。于是，邓小平经过认真思考，决定从纠正“左”倾的过程和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这两个方面来写书面报告。关于今后进行新区的意见，他写了七个方面：1。关于出动前的准备；2。关于在新区展开；3。关于在新区的作战；4。关于进入新区后的供应；5。关于社会政策；6。关于武装；7。关于准备干部。
9月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9月6日开始召开的军事准备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发言。在他看来，部队兵员补充、后勤供给等问题，在外线作战中必须予以充分考虑。他预见到，1948年的战争规模与1947年不同，一个战役往往带有战役会战性质，这要求我们兵员充足，弹药充足，否则就会发生困难。他认为，针对少数指战员不愿渡江作战问题，在思想上必须加强与提高原则性的教育。要充实老纵队，准备财经等各方面的干部。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这次自抗战结束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针对国民党力图挽回败局的战略企图，会议为最后打败蒋介石，有条不紊地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会议结束刚刚3天，济南战役打响，半个多月后，三大决战的首战辽沈战役炮声响起，邓小平在隆隆的征战炮声中告别毛泽东等，赶回宝丰县北张庄村。一位老同志在日记中写道：“10月7日，晴。邓政委7日由邯郸动身，不久即可见面，定带回中央之指示，准备着了解中央会议情形；10月11日，晴。邓政委由中央归来；10月14日。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精神。”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前要攻占郑州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于10月18日下达郑州作战基本命令后，又与陈毅于19日夜乘吉普车开赴郑州前线。10月22日，两人坐镇禹县（现禹州市），指挥中野第九纵队等部解放了郑州，党中央专门来电。认为郑州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枢纽为我掌握，这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特电祝贺。当晚，邓小平和陈毅驱车进入郑州市。在郑州的几天中，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一是批评警备司令员。攻克郑州后，邓小平、陈毅任命某纵队司令员兼任警备司令员。这位司令员喜欢看豫剧，把市内警备任务安排好后，在一天晚上去豫剧院看戏去了。刚巧，邓小平有事打来电话找这位司令员，结果没有找到。看起来这是件小事。但邓小平想得很多，认为这种苗头必须抓住，于是便在中野所属部队中进行了通报批评。这件事当时就给予指战员们很大震动。45年后，这位司令员向笔者说这件事时，仍表现出对邓小平的敬佩之情。
二是打下郑州后，某纵队后勤部长到当时的铁路部门去借汽车，并与对方发生了争执。这位部长态度不好，铁路部门一直告到了上级。其实，这位部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平时工作很负责任，一贯表现不错，但邓小平还是坚持撤销了他的职务。用邓小平的话说：什么借？你是胜利之师，这是明借暗要，不是抢也是抢。当时，党中央规定部队解放城市时，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纪律、规定。这位部长恰恰是刚一进城就违反了群众纪律，所以，不从严处理就不足以教育大家，处理了一个，就使很多人以后避免犯错误。这叫打一儆百。结果，车子交给地方，部长撤销职务。该部长被撤销职务后其错误还被通报全野战军，刘、陈、邓还联名致电中央报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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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我当书记（1）
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宿县是关键，占了宿县，就把徐州和南面切断了，实际上形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
——邓小平对子女们的谈话
“围师必阙”是《孙子兵法·军争篇》里论及的用兵之法。意为围攻敌军，必网开一面，以示其生，使敌存去留之心，则战守不固。若四面俱围，敌必据险死守，鸟穷则搏，困兽犹斗。《谋攻篇》认为，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意思是，10倍于敌能合兵包围，5倍于敌能3面夹击，1倍于敌能前后夹攻，势均力敌能顽强抗击，我寡敌众能组织退却。的确，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些战役、战斗，确凿无疑地证明这个作战原则的正确性。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很多军事原则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在淮海战役中，指挥所部夺取宿县，抢占永城，形成对敌四面包围，聚而歼之的生动战例，就是对“围师必阙”的修正。
淮海战役时敌我兵力对比是70万对60万，是人民解放军发起三大战略决战中仅有的一次敌众我寡条件下进行的战役。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审时度势，多谋善断，观照全局，抓住关键。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在战略分析基础上大胆地实施战役包围。最后歼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计万余人。夺取宿县，截断敌重兵集团的退路；抢占永城，封闭南逃之敌的前门，可说是邓小平等在指挥战局时下出的两步好棋。
坚决夺取宿县，制造瓮中捉鳖之势。
宿县古城，地处中原战场的枢纽地带，扼南北交通要冲，是津浦路徐州、蚌埠之间的一个要点，是国民党军队徐州重兵集团要塞和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同时也是该集团通往南京大本营的必经之路。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华野集中兵力歼灭徐州以东黄伯韬兵团。中野部署攻击郑州、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