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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觉得，这次修改稿是根据开始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合乎三项要求。缺点是长了一点，有两万八千字。实际上，多三五千字也没有关系。他指出，修改工作不能等，要抓紧。邓小平设想，再开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个人花点时间和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些，改得更好一些，之后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并在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时公布。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关于决议中对毛泽东评价问题，他先用提问的语气说：“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建国二十多年中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
随后，他用论断式的语言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期间，邓小平于22日的讲话中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告诉大家：
“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与会人员静静地听着邓小平的讲话，他们感受到了一位巨人评价另一位巨人的科学态度，感受到了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学生、战友，对毛泽东所抱有的那种深厚感情。
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话语响彻大厅，这声音，透过厚厚的墙壁，传向全世界：
“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9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195名中央委员，114名候补中央委员及列席会议的53人，耳闻目睹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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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爱好打桥牌（1）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的谈话
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
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邓小平的外交生涯大致始于1938年7月他与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的会面，虽然当时无法像今天这样拍照、记录，但是，这次会面也的确被美国客人记录了下来并写进了《中国的双星》一书中。此后，在抗战胜利后，同美蒋军事小组的谈判中，他又一次站在了外事工作前沿，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上调中央进入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后，他仍以很大精力参与了外交工作。值得说明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复出时分管的主要工作是外事。第三次被打倒前的几个月中，他又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为“只管外事”。第三次复出以后，他逐渐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他仍以高龄出国访问，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70年代末拨乱反正开始，邓小平就注意到一个重大问题：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审时度势，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抓住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于是，世界观察家们发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使我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两个重要转变。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考虑，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是迫在眉睫。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军队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始终是处于临战状态。显然，这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是不同的。
此时，邓小平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日本人民、欧洲人民都不希望战争。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的逐步发展，“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刘华清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在和平时期一个大的贡献，“就是对国际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判断世界大战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所以对我们解放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很大的转变，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建军。”
早在1982年10月，邓小平就提出了关于南南合作，还特别提到：“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寻找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2年后，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又强调：“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作为南南之间，“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在邓小平看来：“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2）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科学论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德国的领导人说：“这一论断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因素是相互关联着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的和平得不到保障，那么就不会有明智的发展。战争只能带来痛苦、贫困和残废。”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指导我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第一个重要转变。
第二个重要转变，是改变了以往实行的“一条线”的战略。70年代以来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我们主张建立从日本到欧洲直至美国的一条线。邓小平讲：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在指导我国对外政策实行重大转变前后，还身体力行连续出访，为实施广泛外交，打开僵局而不懈努力着。1978年，邓小平74岁，他接连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同时，他也会见了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外国首脑、国际友人。正是在他主持的这些外交活动中，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从而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制定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
当时，邓小平还很少为西方国家所了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后来讲，就当邓小平1974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是，当基辛格和邓小平一起吃过晚饭以后，看法就发生了变化，“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邓小平给基辛格、给世界的印象还不仅如此。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7天以后，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也是有着几十年外交生涯的邓小平最后一次出国正式访问。这一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邓小平选择这一天飞越太平洋出访，意义非同一般。
整个美国因为邓小平的来访引起了轰动，三大全国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人们看到：新闻记者蜂拥跟踪采访报道；议员们手持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排队请他签名；他头戴赠送给他的牛仔帽，全场掌声雷动。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他陪同邓小平等观看精彩表演后的情景：当邓小平“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小演员，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看过邓小平访美的电视报道后说：我感到中国的大门再也关不上了。此后，美国各界特别是新闻界一直关注着邓小平。《成功》杂志选他为1985年的成功者，《世界报》在1988年评选他为十年最代表时代精神的名人。《时代》周刊曾经两度把邓小平评为新闻人物。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关系中的重大突破是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化。邓小平在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正是他于1982年专门派人前往莫斯科商谈，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争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不久，中苏两国政府互派特使，围绕着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举行了长达6年，一共12轮的磋商。终于，以中国外交部长访苏为标志，两国长期对峙的关系开始解冻。在此前后，两国的贸易、科技等往来有所增加，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所恢复。这时，82岁的邓小平为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老早就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是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一个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会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3）
结果，随着两国高级官员的互访和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逐渐消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来到中国。这是自1959年以来的30年里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邓小平向客人讲起了20多年前的中苏论战，他认为，当时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接着，邓小平向对方讲了两点：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近30年来，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他平静地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邓小平建议：“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握手，在宴会上双方又共同举起酒杯。邓小平提议：“为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正常化，祝贺这个正常化，请大家干杯。”
就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举杯庆贺关系正常化之际，那场罕见的政治风波在中国首都北京愈演愈烈。不久，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他认为自己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七年中，种种改革都失败了，国家失去了前途。随即，70多年来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此时，东欧又发生了剧变。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照例是迎着旭日，在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在复杂多变的世界多极化发展的格局面前，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社会主义中国，观察她能否经得起严峻考验。
此时的邓小平告诉大家：对整个国际形势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有所作为。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很从容地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要有数。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采取行动来制裁中国，最明显的就是1989年7月，七国首脑在巴黎召开的会议。此时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10年来的最低点。对这些所谓的“制裁”，40年前邓小平就有了明确坚定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在当时那种紧张的局势面前，邓小平以“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魄力和胆识，确定了对美国的一个总方针。具体讲：一是向美国强调中国绝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二是美国应采取主动改善两国关系，我们绝不会乞求美国取消制裁；三是美国首先考虑本国的战略利益，同时要尊重对方利益。
结果，美国方面于1989年10月和12月，相继派出了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试探也好，求和也罢，终究是他们来到了中国，坐到了邓小平的身边。邓小平严肃地对尼克松说：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还有一个国格。他对总统特使说的是：“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尼克松从邓小平这位85岁的中国老人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话：“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的态度可以说是“乱云飞渡仍从容”。他的话是那样的入情入理。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4）
经过几年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和美国自己开始自行消除与中国正常关系的障碍，“制裁”、“封锁”、“孤立”宣告破产。事实证明了邓小平说过的话：“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我们自己要提高警惕，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同志指出：历史表明，所有的国家都应当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侵略扩张导致灾难，和平发展才能带来繁荣。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生活在世界和平的明媚阳光之下，人类崇高而远大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我和伯承长期共事，相知甚深（1）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1986年10月21日邓小平悼念刘伯承的文章
1986年10月14日，在北京西郊的一个礼堂里，白花点点，哀乐阵阵。邓小平带领家人最先来到礼堂，向患难与共长达十三年的老战友刘伯承的遗体告别。鲜花翠柏丛中，刘伯承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安详地躺着。邓小平向故去的老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环绕着遗体，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渐渐地，泪水模糊了视线。这在不轻易流露情感的邓小平来说，不是很多的。
两天以后，邓小平又主持了刘伯承同志追悼会。早在1976年“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风恶浪时，在北京就流传着这样一条传闻，说刘伯承讲，我死了以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邓小平。传闻毕竟是传闻，因为1973年以后，刘伯承就丧失了思维能力，1975年以后又丧失了自理生活的能力。所以是不可能说什么的。当然，这个传闻表明了战友的情深意重。但结果是，94岁的刘伯承去世后的追悼会，的确是邓小平主持的。
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222篇文稿中，就有两篇是邓小平为刘伯承而作的。一篇是1942年12月15日载于《新华时报》华北版《特刊》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文章。另一篇就是邓小平在主持追悼会后第五天发表的《悼伯承》。
很多在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将士们曾这样形容，这两个人的关系：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之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邓小平和刘伯承都诞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