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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观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就是后来邓小平讲这番话的由来：“《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列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2日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7月，他又向有关同志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后来，他又在谭震林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上写了批语：“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重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认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也是为沸沸扬扬的争论作的正确总结。
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彻底平反各类冤假错案，这是拨乱反正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邓小平等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第一，不管是谁批过的，错误的就要纠正。对毛泽东生前做过批示的错案，邓小平态度明朗，要纠正过来。假如自己以往批示中有不实之案，也要纠正，总之，不管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应推翻。
第二，无论是旧案新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全面纠正。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出了关于为薄一波等61人和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以及批判康生等6个问题，邓小平也很快就表明自己完全赞同的态度。他首先就1959年定的那起错案说起。11月27日，他会见美国专栏作家时说：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他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当日晚，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插话说，彭德怀也应该四六开。两天后，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又重申了这个说法。对康生错误，邓小平话虽不多，却很明确。认为他是发动“文化大革命”错误纲领的“组织者之一”，紧接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他为党和人民做的巨大贡献，同时决定对康生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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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4）
第三，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潘汉年被定为“内奸分子”是我党建国后处理较早的一起错案。陈云在调阅了有关材料后，认为潘并无投敌确证，便写信给邓小平、李先念，提议党中央正式立案复查，复查工作可由中纪委办理。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李先念也表示同意。于是，中央书记处转告中纪委：按陈云的建议和邓、李意见办理。中纪委经过细致复查，认定原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文件，决定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并追认其历史功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受辱含冤自沉于北京的太平湖。1978年8月，他的夫人写信给党中央，请求给老舍平反。几天后，邓小平在这封信上指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迅速作出结论，不可拖延。”举行老舍追悼会之日，他又专门送了花圈。
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平反，邓小平也有过明确指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陶铸夫人、女儿为此事曾奔波了两年，当她们找到邓小平时，他并没表示什么态度，陶铸的女儿甚至觉得冷淡，感到失望。实际上，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很快地作了批示：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间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后来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虽然邓小平当时不讲一句话，但要解决问题时，就很干脆。
为共和国历史最大的冤案平反，也是邓小平所力主的。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党中央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他在会上对刘少奇夫人说：是好事，是胜利……
是啊，刘少奇生命垂危时留给世人的一句名言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邓小平对刘少奇夫人的话则简明地道出了人民必将胜利的历史逻辑。在此前后的两年中，邓小平参加了13次这样的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在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在1979年到1982年期间得到了平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次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坚决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并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仍旧认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具体说来，他坚决支持陈云于1980年前后力主进行的经济调整。
粉碎“四人帮”以来，由于经济领域的“左”倾错误没有肃清，经济工作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问题。陈云提出要进行经济调整。比如钢产量到2000年达到8000万吨就比较合适。邓小平觉得，陈云的这些意见“有道理”，“很值得重视”。他在1979年3月23日会议发言中强调，钢铁生产要抓质量、抓尖端的。把钢产指标由二亿吨减下来，搞得好，八千万吨钢不一定比二亿吨作用小。相反，即使搞二亿吨，质量差也解决不了问题。钢铁生产速度的过快，其他方面也负担不了。他指明：三年经济调整工作，是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个大方针、大政策。
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5）
由于陈云、邓小平和李先念的力主，党中央于同年4月工作会议上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经济建设要真正做到按规律办事，讲求实效。
为了说明陈云意见的重要性，邓小平在党内多次讲话，充分肯定陈云在60年代我国经济调整时期的巨大作用，称赞他提出的措施非常得力，办法“非常有效”。邓小平还谦虚地表示：自己对经济工作不够懂，这方面还是要由陈云、李先念来下决心。在制定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时，他几次嘱咐有关部门同志，对积累与消费比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要充分重视陈云的意见”。
但是，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对经济调整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也很不得力，这种状况一直到1980年底才有了基本变化。1980年11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听取国务院关于调整1981年经济计划的工作汇报。陈云在这次会议和随后召开的中央十二月工作会议上，批驳了阻碍经济调整的“左”倾错误思想，反复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在上述两次会议上，邓小平也先后发表讲话表示完全赞成陈云的意见。他请大家在考虑和制定经济计划时要着眼于切实可行，通过调整把生产搞扎实，把产品质量搞好。特别是在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陈云的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上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他很赞同陈云关于调整是“健康、清醒”的说法，指出这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当前，重点要抓好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步骤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才真正得以贯彻落实，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健康、稳步地发展，并为今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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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1）
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重大课题。在为###平反、恢复邓小平职务，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冤案平反过程中，都间接或直接地涉及到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必须澄清部分人中间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因为“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邓小平说完这段话不到半年，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就来到邓小平身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尖锐问题。
谈话从早些日子把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巨幅画像摘下来的事情谈起，时间是1980年8月21日，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
女记者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自若，连手中的香烟升起的烟雾，也显得那样缓慢。他回答道：“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邓小平心中很清楚：对方提出的问题决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尽管天安门上的画像那样令人瞩目。她提出问题的真正意图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怎样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所以，邓小平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要迂回提出的问题首先摆出来。他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女记者没有想到，邓小平回答了是否保留天安门上画像的问题后，又主动地把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概括出来。于是，她把自己要提的重要问题也开诚布公：“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显然，西方人士是把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同一起。这恰恰说明了“局外人”的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对此，邓小平觉得有必要给予全面的解答。他用肯定的语气说：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邓小平加重语气，双目直视对方，一字一句都如有千钧之力：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奥琳埃娜·法拉奇作为西方著名的记者，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对古老的中国在几十年前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变化是了解的。但是，对于毛泽东在这场历史巨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她就不甚清楚了，而且她觉得，西方的一些舆论焦点也不在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似乎猜透了对方的想法，他面带回顾的表情，向女记者解释自己刚才谈到的论断：
“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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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2）
女记者注意到，邓小平在讲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时，表情十分开朗、自豪，显然，他为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过而感到自豪。讲到毛泽东的错误，他又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接着又点燃了一支香烟，继续按照原有的思路讲下去：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女记者对“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不陌生，知道这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那么，后来中国的建设事业遭受的严重挫折又该如何解释呢？女记者聚精会神地听下去，记下去，因为邓小平的话正好解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说到这里，邓小平那实事求是的精神，坦诚宽阔的政治胸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陪同人员、翻译和记录人员，也感染了女记者。
“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邓小平用发生“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对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客观评价。
不过，邓小平清楚，会见不会这么短时间就结束，就是说，女记者的问题恐怕不止这么一个，围绕着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对方还要提出一些尖锐问题。
果然，女记者从毛泽东晚年身体状况谈起，直接问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问题。她接着邓小平说毛泽东晚年身体不好的话头说：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
女记者谈锋甚锐：“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于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问话像连珠炮似地接踵而至，虽然语音不高，其中还搀杂着女性柔软的音腔，甚至脸上也不失女性温和的微笑，但所提的问题却是分量很重。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中，完满地回答上述每个问题，决不是件轻松的事。当时，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这种严肃、紧张的气氛。
邓小平镇定自若，像当年指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时那般从容，只是侧了下身体，想使对方更容易看清自己的全部表情。他停顿了片刻，胸有成竹地说：
“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又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讲了“大跃进”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也讲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来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应当提到，于是，邓小平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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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3）
“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产阶级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女记者通过翻译，得知了邓小平谈话内容，明白对方在逐一地、毫不含糊地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难题。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了，那么“文化大革命”错在何处？这正是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