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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要不是仿制者自己坦然说破，这个谜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了。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当代照样有杰出的制瓷大艺术家，像陈建侯先生就有这样的绝世技艺，谁说民仿官、今仿古不能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二是像范歧周老人这样在古玩界中以攫取利润为第一的行业，仍能恪守职业道德，面对绝世之品，真的就是真的，仿的就是仿的，不在价格上耍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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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仁堂款所谓“御瓷”及其仿制
历代皇帝都要设自己名号的官窑，烧制御用瓷器。这些官窑中由于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材料和艺人，又不计工本，当然能烧出精品。清朝覆灭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又复辟帝制，自封洪宪皇帝，只81天就天怒人怨地败亡了。可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他居然也在景德镇开办了“官窑”，烧起了“御瓷”。给他操办此事的是郭葆昌。郭名世五，葆昌为其字，号觯斋，原是西华门外德聚成古玩铺学徒出身，与著名的古玩瓷器鉴定名家贾腾云是师兄弟。当年袁世凯在西华门这个古玩铺买过四扇挂屏，郭给送到袁府，还帮助布置客厅。袁见他年轻机灵又体面就留下当差。袁当了总统后，郭随之升官，当到总统府庶务司长，又被委任为陶务署监督，去景德镇烧造“居仁堂制”款的瓷器。
中南海居仁堂原名海晏堂，系清慈禧太后所建。袁世凯攫取民国政权后，就居住在这里办公。郭葆昌在民国初年来到景德镇，（时间有两说：一说是1913年，即袁任大总统、尚未称帝时；另一说是1916年，袁倒行逆施自称“洪宪皇帝”时。笔者倾向于前者，因袁复辟帝制仅81天就败亡，树倒猢狲散，即使“传旨”烧制“洪宪官窑御瓷”，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帝制思想浓厚的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烧“居仁堂制”的变相“御瓷”完全可能）在此时清王朝的御瓷厂已经散摊，改成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郭来到后，以重金请回原御器厂的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的名手鄢儒珍等，选用精良瓷土、彩料、燃料，先仿制雍正、乾隆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他不惜工本，质量求精，每件瓷器入窑前，他一一过目，质量不合格的不准入窑。出窑时，他件件检查，没烧好的，仿过去官窑办法，都摔碎不留。他监督烧制的瓷器，造型端正，胎釉精白，彩质纯净，绘画工巧，比雍正、乾隆官窑的粉彩瓷器，毫不逊色。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款为红彩楷书与篆书，也有青花篆书，这是专给袁世凯做的。另一是为郭自己烧的，用“觯斋”款。这类瓷器精致细腻，釉面洁白润滑，绘画工细，景色淡雅，人物尤其童戏很活泼，颇具水平。之后类似的为政府主要当政者烧专用“官瓷”的事，在袁世凯之后，还有多次发生。徐世昌为自己烧过“静远堂制”专瓷、曹锟为自己烧过“延庆楼制”专瓷，都可视为变相“御瓷”。再在其后，景德镇还为各届政府其他元首政要烧过专用瓷器，品质不让过去的官窑，办法也都与过去烧官窑瓷器一样，只留精品，其他一概摔碎不留。这延续了几十年。
郭葆昌督造的“居仁堂制”瓷器，包括他的“觯斋”款瓷器，数量并不多，有樽、瓶等陈设品和杯、碗、盘等日用瓷及成套餐具。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转瞬败亡，“居仁堂制”瓷器又十分稀少，立时物稀为贵。一些古董商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并谋取高利，制作了大量仿品，风靡一时，在京、津甚为流行，一些军阀政客、富商巨贾盛行以成对的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瓶、樽，作为礼品互相赠送，还配制各式讲究的锦盒盛放。事实上仅这个款识，就说明不是郭葆昌精心制作的，何况有的瓷质较粗，郭又断然否认曾烧制过这种“洪宪年制”款的瓷器。因之也可以说，凡署此款者即是赝品。但有“居仁堂”款的也不是个个皆真，有些就是细瓷仿制的“嫁妆货”。故这种民国初年的瓷器鉴定较为棘手。
郭葆昌在袁世凯手下为官，家资豪富。他致力于古玩收藏，懂行又有钱，收藏了不少珍品国宝。他收藏的精瓷较多，像乾隆仿古铜釉，用来仿青铜器，实为瓷器，造型逼真，釉色与青铜器十分相像，很为名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官窑仿战国青铜器的古铜釉双螭圆耳壶，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据说是郭捐献的。另外有说，日本投降后，经宋子文说合，郭葆昌之子将其父藏品悉数交予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并在钟粹宫展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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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1）
郭葆昌离开景德镇后，由于他办“袁御窑”已有相当基础，遂有刘勉之从1917年起，在郭铺开的摊子上接着搞，主要做“民仿官”，即烧造仿官窑瓷器。刘也是古玩行出身，后专门经营瓷器，在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任副经理。有说，他在景德镇烧“民仿官”，曾得到北京某收藏家的指导，还与当时清宫古物陈列所有秘密协定，可以借出样品，烧的数量要有限制。由于制作成功，出了一些高水平足以乱真的各种式样的仿明清官窑瓷器，到1920年就十分出名。他秘密为北京一些古玩商和收藏家烧造了民仿官的瓷器上品，如仿康熙官窑青花绘群猴嬉戏图大凤尾瓶、仿康熙官窑五彩鹦哥惟妙惟肖，虽是民仿官，却达到很高艺术水平，流出国外收藏。
在刘勉之之后，又有李春生，在天津立了字号同泰祥，自己跑到景德镇拜会刘勉之，认真学习，与他合作，也开始民仿官的瓷器生产。这些仿品不是少量，而是一两种批量生产，质量虽不如刘，但受欢迎，生意很快兴隆起来，连20世纪20年代后期寓居天津的溥仪和清朝遗老、下野的民国高官，都到同泰祥定制民仿官窑的瓷器。在批量中也有精品，如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被日本人当珍宝收购；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极精美，被有30年收藏古瓷历史的收藏家？菖？菖误当成真品。曾在同泰祥后来当过经理的古瓷仿制名家陈建侯总结同泰祥的货，“最能乱真的是仿雍、乾官窑一道釉瓷器；最精美的是仿乾隆官窑的珐琅彩和粉彩瓷器，还有仿黄地青花的宫廷用器；在鉴别中容易忽略的是仿明宣德官窑的青花瓷器，而被误认为雍正仿宣德，看不出是民国后仿的”。
乾隆官窑的仿古铜釉彩的瓷器，既然达到那么高的艺术水平，必然引起收藏家和古玩商的注意。1943年琉璃厂的文古斋摆出一件古铜彩的瓷花觚，远看就是青铜器，不用手摸不知道是瓷的。它不到一尺高，喇叭形口，腰细，腹和高圈足上有花纹，茶叶末色的釉面现出古铜器的光泽，还略有“锈斑”，真和青铜器的觚一样。
古玩行的人把口小腹大的器皿称为瓶，口腹相若的称为尊，口大腹小的叫觚，这是古代盛酒用的。之所以称花觚，恐怕还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关：第三回中有“因嬷嬷们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腥红洋毯……，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鼎旁匙筋香盒，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草。”这可能是花觚之称的由来。但这段话有个值得注意处，即“汝窑美人觚”：一、这个不是青铜器，而是瓷的；二、汝窑是宋朝官窑，主要烧天青色的瓷器，是否宋朝就有了官窑烧制成功的仿古铜釉彩的瓷花觚？曹雪芹没说此美人觚是什么外观，也许就是天青色有玉石感的汝窑精品瓷。若是古铜色，那这种成品的时间要往前推，甚至涉及汝窑的生产有没有生产过这种古铜釉彩的产品？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中，介绍过泰山岱庙的镇庙之宝——乾隆御赐的明代官窑黄釉葫芦瓶失而复得的故事，说官窑黄釉乃皇室专用，其釉色系从汝窑的茶叶末釉色演变而来。但还缺少证据。清中叶官窑又出现了茶叶末色釉的仿青铜器的瓷器。我曾在一友人处见到他50多年前在韵古斋以13元淘到的一个嘉庆的茶叶末釉色洗子，其釉色之细之佳，令人叹为观止。当时一位也在此淘宝的故宫人员，不由赞赏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小老弟，好眼力！”
这件古铜彩的瓷花觚，被眼力非常好的上海收藏家桂月汀以1000元买下，几次问其来处，接待的大徒弟含糊其词。其实这又是从天津同泰祥陈建侯先生那里用200元进的。1920年前后，烧仿瓷名家李春生借来真样子，照着烧造的。他还烧出仿康熙天蓝釉小瓶，雍正胭脂水小碗和水盂。古铜釉、天蓝釉他仿得好。李春生烧窑做仿似应在陈建侯之前，他们与刘勉之在仿制古瓷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北京就地架小窑烧制“仿官窑”瓷器
鉴定明清官窑瓷器，除了要区分是不是民国年间后仿的外，还要鉴定出是不是原胎后挂彩。1900年后，官窑瓷器逐渐走入市场公开买卖后，清廷内务府管理的北城瓷窑厂被琉璃厂的古玩商发现了，那里面存放着历朝选剩下的官窑瓷器未上釉、彩的胎子。此前，他们接手的瓷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法子变化加工。如果有破碴，最多是粘修一下，或请首饰楼给镶个银口，瓷器的画面是无法改变了。发现了这批旧胎，就可以在官窑瓷器素胎上挂上各种彩色，架上小窑再烧，烧出各种仿官窑的精瓷。
在清末这种仿活儿就悄悄开始了，首位是来自景德镇的，有绘画、填彩、上釉、焙烧“全活儿”手艺，叫詹远广（一作詹元广），在北京东城秘密给几家古玩铺做精品活儿，是内务府订的，烧出来与官窑原品一模一样。他还有一个绝招：出窑后他能去掉“浮光”、“彩刺”，手感像出窑多年的古瓷一样，很难鉴定出是后烧的。这位詹爷活儿应得少，又做得慢，收费很高，还不收徒弟。究竟他全做了什么精品都不大清楚，手艺当然也没传下来。对此，还有另种说法：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詹远广曾受郭葆昌委托，秘密仿制“洪宪”款瓷器，还说是詹与其徒郑乃衡联手制作。这与后来“洪宪”瓷一度在市场上数量不少，从逻辑上说，非仅詹氏小窑所能完全承担，恐怕与京津一些专做“民仿官”的大细瓷庄分不开；至于郭曾有公开否认过，是否背后又从事过这类事，还须仔细辨识。
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2）
在这位詹爷之后，还有一位詹兴祥，江西人，景德镇烧窑的，窑上功夫好，也能修补瓷器，还偷学填彩、上釉。刚来北京时，他主要是修补瓷器，琉璃厂哪家古玩铺的瓷器有碰坏掉碴，就找他给上釉过火补上。这活儿也不好做，胎釉要和原件差不多，配料配色也有一套技法，焙烧火候要合适，这样烧出来，补碴的那块釉能和原件混成一色，看不出破绽。某书上有“琉璃厂东南园有小瓷窑，烧造仿制官窑器。”前句可能属实，后句可能为虚，但北京琉璃厂有小窑烧瓷器，供给古玩铺和收藏者，确是事实。电视剧《人生几多秋凉》中就有关于琉璃厂有小窑烧瓷器的描写，有生活依据。后一位詹爷，就是后来能做后挂彩了，恐怕也烧不出电视剧中的仿官窑御瓷的“渣斗”那样的瓷器，若再挂上杏黄彩，就成为黄地青花云龙，属宫廷陈设器皿，身价就高了。据说，有四对雍正官窑斗彩盘，盘的外部是斗彩花卉，盘心是素白，找詹爷给盘里也挂上斗彩。斗彩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彩瓷工艺，他做不了这个活儿，只在盘子里做了五朵粉彩花卉，而且斗彩加粉彩倒是别致。可是内行人一看就明白，粉彩是后挂的。就是这样，今天这几对盘子，送到拍卖场，价钱也低不了。
詹兴祥1931年收了一个河北徒弟，叫刘永清。他继承发展了师父的技艺，从练习绘画、写字、写年款，钻研配色，试验比较开始，摸索出仿制青花、粉彩、斗彩、五彩和一道釉瓷器的色料比例，掌握了青花加彩、填彩、染彩、点彩、覆彩等技巧，琢磨出烧造各类彩瓷和青花瓷的炉温火候，他在瓷胎上画出的花鸟也很细致，十年苦工，可称青出于蓝而蓝于蓝。
他从20世纪30年代末，就自己独立耍手艺，给北京各古玩铺做后挂彩的活计，手底下非常漂亮，但他不能出头露面，要是让人知道古玩铺有后挂彩的师傅，那东西就有假，买卖不好做，也让人瞧不起。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是他技艺发挥最好的时期。他一生绘制、焙烧了仿明清官窑的彩色和青花的瓷器精品上千件，今天若出现在拍卖市场上，都会价值十万、百万，可他一生清贫，一件瓷器也没有他的。
建国后，他在首饰厂工作，还是个耍手艺的工人。1958年他竟然被错划成“右派”，受了一些苦，他的技术也不受重视。改革开放后，他被通州一家社办陶瓷厂聘为工艺师，烧造仿官窑瓷器，由出口公司包销，卖往国外。但他没干长，就辞职了。他技艺高超，脾气倔强，思想保守，绝活从不传人。他在一些企业中，把绘画、填彩、写款等简单的活教给徒弟。配料、搭色、焙烧和仿制康熙青花、青花釉里红的技术绝活，则保守秘密。夜里他关门闭户，一个人做好颜色配制，然后交给徒弟；焙烧时，他一直守在炉旁，出炉才离去。仿制官窑瓷器，从做胎、绘画、填彩、上釉、焙烧，他一跟到底，关键活不许别人伸手。就是喝醉了酒，也不露出自己的绝活半句。几方面都想把他的绝活留下来，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这位身怀绝技的老艺人，1989年病逝，把一身技艺给带走了。
虽然上述种种都与古玩的仿、假有关，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的仿制作品有相当的水平，有较高的艺术性，也是一门功夫，而且其中不乏精品。这在仿作名画、治印上皆然。这批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不能因为他们做的是仿，而对他们小觑，故而记下一笔。
荣宝斋：三百多年历史
荣宝斋：三百多年历史 半世纪大发展
现在人们去逛琉璃厂，走入西街，就会发现金碧辉煌的名店荣宝斋，从琉璃厂西街东口路北的萃珍斋西侧起，直到西街中间路北的翟家胡同，半条街全部为其占用。这是琉璃厂的最好地段，大约从旧门牌82号到100号以上，过去这里曾开设有一系列名店。据笔者60年前的记忆，从东往西数大概是：82号会文堂新记书局，83号铭珍斋韩家的大宅子，84号今故宫古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当掌柜的振华斋古玩铺，85号冯恕冯公度题匾的公慎纸行（后改为开明书店），再就是86号的荣宝斋的原址，其西87号，有个房子很好的参局子，是东琉璃厂韵古斋古玩铺韩少慈先生家的产业，再往西是崇古斋古玩铺、式古斋古玩铺、伦池斋字画店、铭珍斋古玩铺、北京书店、北新书局等。现在完全成为了非常气派、内外很具中国民族建筑和文化艺术传统风格的荣宝斋了。
我们家在西琉璃厂82号后院，荣宝斋是86号，中间相隔3个门，是近邻，对他们较为熟悉。老荣宝斋是个五间门面的南纸店，也是琉璃厂的唯一。它的建筑比较讲究，中门为稍内缩的双开门，两侧是东边一间、西边三间，上为玻璃窗，下墙外贴花瓷砖。这在琉璃厂的铺眼中，尤其是出售传统文化产品的老店中也是凤毛麟角。它的东侧有一条宽不到一米的南北向的小胡同，叫井院胡同，我走进去过，却没一直走到头，不知道它是死胡同，还是能通向安平里师范大学南墙外；只知道胡同里头有个印珂罗版的小印刷作坊，西墙里还有一些房舍，另有小门，可能是荣宝斋后院的生产作坊。
过年时有厂甸，西琉璃厂东口是个鲜花市。各铺眼都上板停业休息，卖鲜花的就在路北有太阳照射的上了板的铺户外摆摊。早年北京冷，过年时的鲜花更诱人，不是现在的这种散装鲜花，而主要是盆花，正开着的经过盘枝的腊梅，粉白花的花朵中散发出阵阵幽香，最受欢迎。这鲜花市从80号晋雅斋，一直摆到86号荣宝斋。各铺眼都上板，只荣宝斋虽也停业，却不上门板，在玻璃窗上以各种国画对外贴挂，四扇玻璃窗内挂满了国画。人们走到这里，可以低头看鲜花，抬头看国画，这又是琉璃厂的“独一处”。其他字画店也有这种规矩，不营业却下板、室内挂画，可是它门面小，门前没有鲜花卖。
我们和荣宝斋中间仅隔三个门牌，相隔二十多米，称的起是老街坊。我少年时，对荣宝斋的经理王仁山，伙友柳、田二公（恕我一直未问其名，因为年岁相差很多），皆以先生称之。我上了中学，有时也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都认识，他们很热情。以至这种亲热的老街坊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有时我陪国外朋友逛琉璃厂，进了荣宝斋，虽然荣宝斋已经换了几代人，对我这个知底的老街坊照样非常热情，有求必应；甚至能进他们的贵宾接待院——就是原83号韩家宅子的中院，依然磨砖对缝、画栋雕梁，只是前院和大门道改建成了东店堂；正厅原来是“勾连搭”前后六间，现在把横竖的隔扇都拆了，成为一个60平方米的大厅，布置的很典雅，宽绰了，当然也不是原来的格局了。
老字号濒于危困 投巨资国家施援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创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到乾隆时，已是较有影响的南纸店了。光绪二十年（1894）松竹斋的主人又开了荣宝斋，作为松竹斋的连号。两年后，荣宝斋增设了“帖套作”机构，成为自刻、自印、自销笺纸的南纸店，其产品优于同行，名声鹊起，也为后来的享名国内外的木刻水印艺术品奠定下基础。
古人过去用毛笔书写，一般用的是木版红色套印的毛边纸的八行信笺，直写，俗称“八行”。如果办什么事，有一封名人的“八行”荐书，等于今天高级领导一个批条、介绍信。这种八行毛笔信笺，今天仍然有卖的。有的人讲究，不愿使一般八行信笺的行货，而要求有自己专用的、甚至有一定装饰或堂号的信笺，包括有名中医的专用药方，这都要另行刻版专印，就需要使用帖套技术了。帖套，简言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木刻水印行业，印制信纸信封、请帖通告，不是用现代印刷的有色油墨，而是颜料有色水，用木版刷印。这是一种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帖套作在琉璃厂很多，技术、制品当然有高低之分。
荣宝斋立号时，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雅意，请同治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