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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选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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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要不是仿制者自己坦然说破,这个谜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了。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当代照样有杰出的制瓷大艺术家,像陈建侯先生就有这样的绝世技艺,谁说民仿官、今仿古不能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二是像范歧周老人这样在古玩界中以攫取利润为第一的行业,仍能恪守职业道德,面对绝世之品,真的就是真的,仿的就是仿的,不在价格上耍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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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仁堂款所谓“御瓷”及其仿制
历代皇帝都要设自己名号的官窑,烧制御用瓷器。这些官窑中由于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材料和艺人,又不计工本,当然能烧出精品。清朝覆灭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又复辟帝制,自封洪宪皇帝,只81天就天怒人怨地败亡了。可就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他居然也在景德镇开办了“官窑”,烧起了“御瓷”。给他操办此事的是郭葆昌。郭名世五,葆昌为其字,号觯斋,原是西华门外德聚成古玩铺学徒出身,与著名的古玩瓷器鉴定名家贾腾云是师兄弟。当年袁世凯在西华门这个古玩铺买过四扇挂屏,郭给送到袁府,还帮助布置客厅。袁见他年轻机灵又体面就留下当差。袁当了总统后,郭随之升官,当到总统府庶务司长,又被委任为陶务署监督,去景德镇烧造“居仁堂制”款的瓷器。
  中南海居仁堂原名海晏堂,系清慈禧太后所建。袁世凯攫取民国政权后,就居住在这里办公。郭葆昌在民国初年来到景德镇,(时间有两说:一说是1913年,即袁任大总统、尚未称帝时;另一说是1916年,袁倒行逆施自称“洪宪皇帝”时。笔者倾向于前者,因袁复辟帝制仅81天就败亡,树倒猢狲散,即使“传旨”烧制“洪宪官窑御瓷”,也不可能立即实行。帝制思想浓厚的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烧“居仁堂制”的变相“御瓷”完全可能)在此时清王朝的御瓷厂已经散摊,改成官商合办的江西瓷业公司。郭来到后,以重金请回原御器厂的造型、上釉、绘画、填彩、焙烧的名手鄢儒珍等,选用精良瓷土、彩料、燃料,先仿制雍正、乾隆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他不惜工本,质量求精,每件瓷器入窑前,他一一过目,质量不合格的不准入窑。出窑时,他件件检查,没烧好的,仿过去官窑办法,都摔碎不留。他监督烧制的瓷器,造型端正,胎釉精白,彩质纯净,绘画工巧,比雍正、乾隆官窑的粉彩瓷器,毫不逊色。款有两种:一为“居仁堂制”,款为红彩楷书与篆书,也有青花篆书,这是专给袁世凯做的。另一是为郭自己烧的,用“觯斋”款。这类瓷器精致细腻,釉面洁白润滑,绘画工细,景色淡雅,人物尤其童戏很活泼,颇具水平。之后类似的为政府主要当政者烧专用“官瓷”的事,在袁世凯之后,还有多次发生。徐世昌为自己烧过“静远堂制”专瓷、曹锟为自己烧过“延庆楼制”专瓷,都可视为变相“御瓷”。再在其后,景德镇还为各届政府其他元首政要烧过专用瓷器,品质不让过去的官窑,办法也都与过去烧官窑瓷器一样,只留精品,其他一概摔碎不留。这延续了几十年。
  郭葆昌督造的“居仁堂制”瓷器,包括他的“觯斋”款瓷器,数量并不多,有樽、瓶等陈设品和杯、碗、盘等日用瓷及成套餐具。由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转瞬败亡,“居仁堂制”瓷器又十分稀少,立时物稀为贵。一些古董商为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并谋取高利,制作了大量仿品,风靡一时,在京、津甚为流行,一些军阀政客、富商巨贾盛行以成对的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瓶、樽,作为礼品互相赠送,还配制各式讲究的锦盒盛放。事实上仅这个款识,就说明不是郭葆昌精心制作的,何况有的瓷质较粗,郭又断然否认曾烧制过这种“洪宪年制”款的瓷器。因之也可以说,凡署此款者即是赝品。但有“居仁堂”款的也不是个个皆真,有些就是细瓷仿制的“嫁妆货”。故这种民国初年的瓷器鉴定较为棘手。
  郭葆昌在袁世凯手下为官,家资豪富。他致力于古玩收藏,懂行又有钱,收藏了不少珍品国宝。他收藏的精瓷较多,像乾隆仿古铜釉,用来仿青铜器,实为瓷器,造型逼真,釉色与青铜器十分相像,很为名贵。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官窑仿战国青铜器的古铜釉双螭圆耳壶,是罕见的艺术珍品,据说是郭捐献的。另外有说,日本投降后,经宋子文说合,郭葆昌之子将其父藏品悉数交予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并在钟粹宫展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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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1)
郭葆昌离开景德镇后,由于他办“袁御窑”已有相当基础,遂有刘勉之从1917年起,在郭铺开的摊子上接着搞,主要做“民仿官”,即烧造仿官窑瓷器。刘也是古玩行出身,后专门经营瓷器,在前门大街德泰细瓷店任副经理。有说,他在景德镇烧“民仿官”,曾得到北京某收藏家的指导,还与当时清宫古物陈列所有秘密协定,可以借出样品,烧的数量要有限制。由于制作成功,出了一些高水平足以乱真的各种式样的仿明清官窑瓷器,到1920年就十分出名。他秘密为北京一些古玩商和收藏家烧造了民仿官的瓷器上品,如仿康熙官窑青花绘群猴嬉戏图大凤尾瓶、仿康熙官窑五彩鹦哥惟妙惟肖,虽是民仿官,却达到很高艺术水平,流出国外收藏。
  在刘勉之之后,又有李春生,在天津立了字号同泰祥,自己跑到景德镇拜会刘勉之,认真学习,与他合作,也开始民仿官的瓷器生产。这些仿品不是少量,而是一两种批量生产,质量虽不如刘,但受欢迎,生意很快兴隆起来,连20世纪20年代后期寓居天津的溥仪和清朝遗老、下野的民国高官,都到同泰祥定制民仿官窑的瓷器。在批量中也有精品,如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被日本人当珍宝收购;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极精美,被有30年收藏古瓷历史的收藏家?菖?菖误当成真品。曾在同泰祥后来当过经理的古瓷仿制名家陈建侯总结同泰祥的货,“最能乱真的是仿雍、乾官窑一道釉瓷器;最精美的是仿乾隆官窑的珐琅彩和粉彩瓷器,还有仿黄地青花的宫廷用器;在鉴别中容易忽略的是仿明宣德官窑的青花瓷器,而被误认为雍正仿宣德,看不出是民国后仿的”。
  乾隆官窑的仿古铜釉彩的瓷器,既然达到那么高的艺术水平,必然引起收藏家和古玩商的注意。1943年琉璃厂的文古斋摆出一件古铜彩的瓷花觚,远看就是青铜器,不用手摸不知道是瓷的。它不到一尺高,喇叭形口,腰细,腹和高圈足上有花纹,茶叶末色的釉面现出古铜器的光泽,还略有“锈斑”,真和青铜器的觚一样。
  古玩行的人把口小腹大的器皿称为瓶,口腹相若的称为尊,口大腹小的叫觚,这是古代盛酒用的。之所以称花觚,恐怕还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关:第三回中有“因嬷嬷们引黛玉进东房门来,临窗大炕上铺着腥红洋毯……,左边几上摆着文王鼎,鼎旁匙筋香盒,右边几上摆着汝窑美人觚,里面插着时鲜花草。”这可能是花觚之称的由来。但这段话有个值得注意处,即“汝窑美人觚”:一、这个不是青铜器,而是瓷的;二、汝窑是宋朝官窑,主要烧天青色的瓷器,是否宋朝就有了官窑烧制成功的仿古铜釉彩的瓷花觚?曹雪芹没说此美人觚是什么外观,也许就是天青色有玉石感的汝窑精品瓷。若是古铜色,那这种成品的时间要往前推,甚至涉及汝窑的生产有没有生产过这种古铜釉彩的产品?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中,介绍过泰山岱庙的镇庙之宝——乾隆御赐的明代官窑黄釉葫芦瓶失而复得的故事,说官窑黄釉乃皇室专用,其釉色系从汝窑的茶叶末釉色演变而来。但还缺少证据。清中叶官窑又出现了茶叶末色釉的仿青铜器的瓷器。我曾在一友人处见到他50多年前在韵古斋以13元淘到的一个嘉庆的茶叶末釉色洗子,其釉色之细之佳,令人叹为观止。当时一位也在此淘宝的故宫人员,不由赞赏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小老弟,好眼力!”
  这件古铜彩的瓷花觚,被眼力非常好的上海收藏家桂月汀以1000元买下,几次问其来处,接待的大徒弟含糊其词。其实这又是从天津同泰祥陈建侯先生那里用200元进的。1920年前后,烧仿瓷名家李春生借来真样子,照着烧造的。他还烧出仿康熙天蓝釉小瓶,雍正胭脂水小碗和水盂。古铜釉、天蓝釉他仿得好。李春生烧窑做仿似应在陈建侯之前,他们与刘勉之在仿制古瓷上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北京就地架小窑烧制“仿官窑”瓷器
  鉴定明清官窑瓷器,除了要区分是不是民国年间后仿的外,还要鉴定出是不是原胎后挂彩。1900年后,官窑瓷器逐渐走入市场公开买卖后,清廷内务府管理的北城瓷窑厂被琉璃厂的古玩商发现了,那里面存放着历朝选剩下的官窑瓷器未上釉、彩的胎子。此前,他们接手的瓷器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法子变化加工。如果有破碴,最多是粘修一下,或请首饰楼给镶个银口,瓷器的画面是无法改变了。发现了这批旧胎,就可以在官窑瓷器素胎上挂上各种彩色,架上小窑再烧,烧出各种仿官窑的精瓷。
  在清末这种仿活儿就悄悄开始了,首位是来自景德镇的,有绘画、填彩、上釉、焙烧“全活儿”手艺,叫詹远广(一作詹元广),在北京东城秘密给几家古玩铺做精品活儿,是内务府订的,烧出来与官窑原品一模一样。他还有一个绝招:出窑后他能去掉“浮光”、“彩刺”,手感像出窑多年的古瓷一样,很难鉴定出是后烧的。这位詹爷活儿应得少,又做得慢,收费很高,还不收徒弟。究竟他全做了什么精品都不大清楚,手艺当然也没传下来。对此,还有另种说法: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詹远广曾受郭葆昌委托,秘密仿制“洪宪”款瓷器,还说是詹与其徒郑乃衡联手制作。这与后来“洪宪”瓷一度在市场上数量不少,从逻辑上说,非仅詹氏小窑所能完全承担,恐怕与京津一些专做“民仿官”的大细瓷庄分不开;至于郭曾有公开否认过,是否背后又从事过这类事,还须仔细辨识。
  

民国之后的瓷器“民仿官”(2)
在这位詹爷之后,还有一位詹兴祥,江西人,景德镇烧窑的,窑上功夫好,也能修补瓷器,还偷学填彩、上釉。刚来北京时,他主要是修补瓷器,琉璃厂哪家古玩铺的瓷器有碰坏掉碴,就找他给上釉过火补上。这活儿也不好做,胎釉要和原件差不多,配料配色也有一套技法,焙烧火候要合适,这样烧出来,补碴的那块釉能和原件混成一色,看不出破绽。某书上有“琉璃厂东南园有小瓷窑,烧造仿制官窑器。”前句可能属实,后句可能为虚,但北京琉璃厂有小窑烧瓷器,供给古玩铺和收藏者,确是事实。电视剧《人生几多秋凉》中就有关于琉璃厂有小窑烧瓷器的描写,有生活依据。后一位詹爷,就是后来能做后挂彩了,恐怕也烧不出电视剧中的仿官窑御瓷的“渣斗”那样的瓷器,若再挂上杏黄彩,就成为黄地青花云龙,属宫廷陈设器皿,身价就高了。据说,有四对雍正官窑斗彩盘,盘的外部是斗彩花卉,盘心是素白,找詹爷给盘里也挂上斗彩。斗彩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彩瓷工艺,他做不了这个活儿,只在盘子里做了五朵粉彩花卉,而且斗彩加粉彩倒是别致。可是内行人一看就明白,粉彩是后挂的。就是这样,今天这几对盘子,送到拍卖场,价钱也低不了。
  詹兴祥1931年收了一个河北徒弟,叫刘永清。他继承发展了师父的技艺,从练习绘画、写字、写年款,钻研配色,试验比较开始,摸索出仿制青花、粉彩、斗彩、五彩和一道釉瓷器的色料比例,掌握了青花加彩、填彩、染彩、点彩、覆彩等技巧,琢磨出烧造各类彩瓷和青花瓷的炉温火候,他在瓷胎上画出的花鸟也很细致,十年苦工,可称青出于蓝而蓝于蓝。
  他从20世纪30年代末,就自己独立耍手艺,给北京各古玩铺做后挂彩的活计,手底下非常漂亮,但他不能出头露面,要是让人知道古玩铺有后挂彩的师傅,那东西就有假,买卖不好做,也让人瞧不起。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是他技艺发挥最好的时期。他一生绘制、焙烧了仿明清官窑的彩色和青花的瓷器精品上千件,今天若出现在拍卖市场上,都会价值十万、百万,可他一生清贫,一件瓷器也没有他的。
  建国后,他在首饰厂工作,还是个耍手艺的工人。1958年他竟然被错划成“右派”,受了一些苦,他的技术也不受重视。改革开放后,他被通州一家社办陶瓷厂聘为工艺师,烧造仿官窑瓷器,由出口公司包销,卖往国外。但他没干长,就辞职了。他技艺高超,脾气倔强,思想保守,绝活从不传人。他在一些企业中,把绘画、填彩、写款等简单的活教给徒弟。配料、搭色、焙烧和仿制康熙青花、青花釉里红的技术绝活,则保守秘密。夜里他关门闭户,一个人做好颜色配制,然后交给徒弟;焙烧时,他一直守在炉旁,出炉才离去。仿制官窑瓷器,从做胎、绘画、填彩、上釉、焙烧,他一跟到底,关键活不许别人伸手。就是喝醉了酒,也不露出自己的绝活半句。几方面都想把他的绝活留下来,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这位身怀绝技的老艺人,1989年病逝,把一身技艺给带走了。
  虽然上述种种都与古玩的仿、假有关,但也必须承认他们的仿制作品有相当的水平,有较高的艺术性,也是一门功夫,而且其中不乏精品。这在仿作名画、治印上皆然。这批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不能因为他们做的是仿,而对他们小觑,故而记下一笔。
  

荣宝斋:三百多年历史
  荣宝斋:三百多年历史 半世纪大发展
  现在人们去逛琉璃厂,走入西街,就会发现金碧辉煌的名店荣宝斋,从琉璃厂西街东口路北的萃珍斋西侧起,直到西街中间路北的翟家胡同,半条街全部为其占用。这是琉璃厂的最好地段,大约从旧门牌82号到100号以上,过去这里曾开设有一系列名店。据笔者60年前的记忆,从东往西数大概是:82号会文堂新记书局,83号铭珍斋韩家的大宅子,84号今故宫古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当掌柜的振华斋古玩铺,85号冯恕冯公度题匾的公慎纸行(后改为开明书店),再就是86号的荣宝斋的原址,其西87号,有个房子很好的参局子,是东琉璃厂韵古斋古玩铺韩少慈先生家的产业,再往西是崇古斋古玩铺、式古斋古玩铺、伦池斋字画店、铭珍斋古玩铺、北京书店、北新书局等。现在完全成为了非常气派、内外很具中国民族建筑和文化艺术传统风格的荣宝斋了。
  我们家在西琉璃厂82号后院,荣宝斋是86号,中间相隔3个门,是近邻,对他们较为熟悉。老荣宝斋是个五间门面的南纸店,也是琉璃厂的唯一。它的建筑比较讲究,中门为稍内缩的双开门,两侧是东边一间、西边三间,上为玻璃窗,下墙外贴花瓷砖。这在琉璃厂的铺眼中,尤其是出售传统文化产品的老店中也是凤毛麟角。它的东侧有一条宽不到一米的南北向的小胡同,叫井院胡同,我走进去过,却没一直走到头,不知道它是死胡同,还是能通向安平里师范大学南墙外;只知道胡同里头有个印珂罗版的小印刷作坊,西墙里还有一些房舍,另有小门,可能是荣宝斋后院的生产作坊。
  过年时有厂甸,西琉璃厂东口是个鲜花市。各铺眼都上板停业休息,卖鲜花的就在路北有太阳照射的上了板的铺户外摆摊。早年北京冷,过年时的鲜花更诱人,不是现在的这种散装鲜花,而主要是盆花,正开着的经过盘枝的腊梅,粉白花的花朵中散发出阵阵幽香,最受欢迎。这鲜花市从80号晋雅斋,一直摆到86号荣宝斋。各铺眼都上板,只荣宝斋虽也停业,却不上门板,在玻璃窗上以各种国画对外贴挂,四扇玻璃窗内挂满了国画。人们走到这里,可以低头看鲜花,抬头看国画,这又是琉璃厂的“独一处”。其他字画店也有这种规矩,不营业却下板、室内挂画,可是它门面小,门前没有鲜花卖。
  我们和荣宝斋中间仅隔三个门牌,相隔二十多米,称的起是老街坊。我少年时,对荣宝斋的经理王仁山,伙友柳、田二公(恕我一直未问其名,因为年岁相差很多),皆以先生称之。我上了中学,有时也去他们那里看看。因为都认识,他们很热情。以至这种亲热的老街坊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有时我陪国外朋友逛琉璃厂,进了荣宝斋,虽然荣宝斋已经换了几代人,对我这个知底的老街坊照样非常热情,有求必应;甚至能进他们的贵宾接待院——就是原83号韩家宅子的中院,依然磨砖对缝、画栋雕梁,只是前院和大门道改建成了东店堂;正厅原来是“勾连搭”前后六间,现在把横竖的隔扇都拆了,成为一个60平方米的大厅,布置的很典雅,宽绰了,当然也不是原来的格局了。
  

老字号濒于危困 投巨资国家施援
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创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到乾隆时,已是较有影响的南纸店了。光绪二十年(1894)松竹斋的主人又开了荣宝斋,作为松竹斋的连号。两年后,荣宝斋增设了“帖套作”机构,成为自刻、自印、自销笺纸的南纸店,其产品优于同行,名声鹊起,也为后来的享名国内外的木刻水印艺术品奠定下基础。
  古人过去用毛笔书写,一般用的是木版红色套印的毛边纸的八行信笺,直写,俗称“八行”。如果办什么事,有一封名人的“八行”荐书,等于今天高级领导一个批条、介绍信。这种八行毛笔信笺,今天仍然有卖的。有的人讲究,不愿使一般八行信笺的行货,而要求有自己专用的、甚至有一定装饰或堂号的信笺,包括有名中医的专用药方,这都要另行刻版专印,就需要使用帖套技术了。帖套,简言之,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木刻水印行业,印制信纸信封、请帖通告,不是用现代印刷的有色油墨,而是颜料有色水,用木版刷印。这是一种手工业作坊的生产。帖套作在琉璃厂很多,技术、制品当然有高低之分。
  荣宝斋立号时,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雅意,请同治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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