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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伐匈奴的将军以卫青、霍去病为首。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匈奴，主要有以下几个战役，第一个叫做“关市之战”。卫青一直向北打到龙城，捕斩匈奴七百多人。龙城是匈奴的大本营，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市的西南方。这次的胜利虽然不大，但这是刘邦建国以来与匈奴作战中前所未有的。第二个是卫青夺回了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使汉王朝的北部边境向前推进了数百里。第三个是卫青大破匈奴右贤王，打得右贤王只带着少数的几个人向北逃去。捕获匈奴“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由于胜利空前，功勋显赫，故卫青被汉武帝任之为大将军，实权在丞相之上。第四个是霍去病在一年内两次率军西征，前后打到了焉支山与祁连山，斩敌之首级与俘虏敌兵三万多人，占领了整个甘肃走廊。匈奴惨败，痛苦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由于霍去病的这种特殊功勋，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将军，与大将军的尊贵相同，而这时的霍去病才只有二十岁。第五个是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兵，各率五万人同时越大漠###匈奴，大破匈奴单于于漠北。卫青有勇有谋地先自立于不可败，同时派军队勇敢出击，接着又分兵对匈奴左右迂回，单于害怕自己被俘，遂趁天黑逃走。汉军俘虏敌兵与折敌之首共一万多人。霍去病与此同时率军五万骑，从东部的今辽宁、内蒙交界地区向北一直打到今蒙古国之乌兰巴托东侧的姑衍山、狼居胥山。捕获俘虏与斩敌首级七万多。
《史记》写汉伐匈奴十四年，真正描写了战场悲壮情景的，只有卫青这一回与匈奴单于的漠北大战。后世诗文屡称颂之：
明代茅坤说：“卫青武刚车之战，气震北虏。”
明代杨慎说：“自‘日且入’至‘二百余里’，写得如画。唐诗‘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皆用此事。”
总的估算一下，汉武帝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沉重地打击了匈奴，使匈奴人遭到重创，从此有十五年的时间匈奴人不敢靠近汉朝边境。汉王朝的边境向北推进到了今内蒙古的中部；向西夺取了甘肃走廊，随后又向西域进军，开发了今新疆境内的大片领土，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开展了东西方的文化、贸易往来。随后他又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南越、东越、闽越、西南夷、朝鲜、大宛，收复了秦朝曾经占领过的广东、广西、福建，并继续向西南开拓了今贵州、云南，与四川的西南部大片地区，扩大了汉王朝的版图，使汉王朝的强大与其威名远扬，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地步，大大地提高了当时举国上下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使当时的世界上出现了东有大汉王朝、西有古罗马帝国的东西辉映的局面。
历史家钱穆说：“中国史上的外患，因地势及气候关系，其主要者常在北方，秦汉之大敌便是北方之匈奴。秦始皇对付匈奴采取一种驱逐政策。汉高祖以一时轻敌致败，遂听娄敬策以和亲缓敌。但和亲政策终不可久。汉、匈奴一旦破裂，则汉之形势实利攻而不利守。于是遂先有汉武帝之诱敌政策。诱敌政策失败，于是不得不大张挞伐，开塞出击。汉击匈奴，采用两种步骤：一是远出东西两翼造成大包围形势，以绝其经济上之供给与援助。一是正面打击其主力。开塞出击之进一步则为绝漠远征。（中国之对匈奴，非不知出击之利于坐防，然而不能决然出击者，则以骑兵之不足为一要因。……马畜既盛，骑兵之训练自易。……）自是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到宣帝时，匈奴终于屈服，而汉廷一劳永逸之战略卒以见效。中国以优势的人力和财力，对付文化较低、政治组织较松的民族，采用主力击破的攻势，自比畏葸自守为胜。汉武帝挞伐匈奴并不误，唯惜武帝内政方面有种种不需要的浪费，所以匈奴虽败，而中国亦疲，故为后人所不满。”又说：“观去病之将兵，较之项王未多逊。……独数其人，非虚也。……卫、霍虽以女宠进，而重以建功绝域自显，其一种进取勇决无畏之风，亦可敬矣。……然两党各有奇才，史公于霍去病虽寥寥落笔，而亦精神毕显矣，诚亦良史才也。”（《国史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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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过说汉武（4）
但我们对此也必须同时看到两点：第一，汉王朝为征伐四夷所付出的牺牲、所花费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到汉武帝末期，汉王朝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此起彼伏。第二，北方在安静了十五年后，匈奴势力又发展起来，不断袭击汉边，在汉武帝最后的十几年内，汉王朝有三次全军覆没，其中李陵失败的那一次，只有五千人，算是损失最小的；另一次是赵破奴伐匈奴，结果主将被俘，全军两万人降敌；第三次是李广利伐匈奴，李广利先是作战失败，后来又遇上朝廷政治荒谬，使得李广利竟率全军七万人降敌，是汉匈战争以来史无前例的惨败。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对外战争，总体持批判态度。班固写《汉书·武帝纪》，最后在“总评”里先肯定了尊儒方面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诸种贡献后，接着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仍是转弯抹角地对汉武帝的开边政策表示遗憾，在这方面与司马迁的思想、立场基本相同。
三 汉武帝的独裁专制与其晚年的政治悲剧
在先秦儒家的心目中，一个好的帝王应该是“天下为公”，能禅位、能让贤；而君臣之间应该是比较平等、比较融洽地讨论问题，而不是帝王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司马迁在《夏本纪》中几乎全部地引用了《尚书》中的《皋陶谟》和《益稷》的文字，记述了舜、禹、皋陶、伯夷君臣四人的一场对话。
皋陶和禹先谈了他们有关治国安民的看法，舜很赞成。接着禹又说：“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意思是您的一举一动都要谨慎，要使用正直的人来辅佐您实行德政。舜说：“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意思是你们要做我的左右手，我有错误，你们要帮我纠正。你们不要当着我的面时说奉承话，而转身又到下面去骂我。
这是多么感人的发人深省的话啊！相比之下，我们看看汉武帝的专制独裁达到了什么程度呢？请看以下几个事例：
自刘邦建国到汉武帝中期以前，丞相的权力一直是很大的，皇帝的意见常有时被丞相所驳回。到武帝中期情况改变，他另找了几个他所信任的人在皇宫内组成了一个“内朝”，参加的人选是当时的几员大将，如卫青、霍去病等。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唯唯诺诺，看着皇帝的脸色说话，于是皇帝个人的意志便成了“内朝”的决定，传出来下达给丞相，丞相便只能照章执行。太尉一职，本来与丞相地位相同，掌管全国军队，并统领驻扎在京城的北军。到了武帝中后期，太尉这个官职被撤销，汉武帝只派一个级别很低的“使者护军”作为他的特派员去北军主持日常事务，实际上是他自己直接掌管北军。
皇帝越是独裁专制，大臣便越加随声附和，献媚讨好。大将军卫青，权力在丞相之上，《史记》里说他的为人特点是“柔媚”，他找汉武帝汇报工作，汉武帝有时居然在卫生间里接见他。
汉武帝时的司法长官都不管法律条文，一心看着汉武帝的脸色行事。酷吏杜周为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对于关在监狱里的人，武帝恨谁，他就把谁处死；武帝想宽释谁，即使这个人犯有死罪，他也不加处治，长期关着，等候有一天武帝发话，他就把这个人放出来。有人质问杜周：“你作为司法官，不按法律条文办事，专门看皇帝的脸色，难道一个司法长官能够这个样子吗？”杜周说：“老皇帝的意旨写在纸上就成了法律条文，新皇帝说出来的话就是命令。我要按着新皇帝的命令做，为什么一定要按法律条文呢？”
汉武帝做皇帝五十四年，他的前期、中期，可以说是国内统一、国力强盛、政局稳定，政治也比较清明。后期的近二十年，随着经济的日益萧条、整个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坏，于是他的专制独裁也就越来越严重。汉武帝的晚年一连杀了五个丞相。当他任命卫皇后的姐夫公孙贺当丞相时，吓得公孙贺趴在地上苦苦求饶，死活不肯起来。汉武帝退朝走了，公孙贺哭着回家。路上有人问他哭什么，他说皇帝让他当丞相。结果这个公孙贺最后还是被汉武帝杀了。
千秋功过说汉武（5）
汉武帝早从年轻时起就有个很大的毛病，这就是迷信鬼神，希求长生不死。因此在他的身边始终麇集着一大群骗子，给他建造楼台、炼丹制药、下海求仙等等，其愚蠢荒唐的程度，历史上少有其比。《史记》中有一篇《封禅书》，专门写汉武帝这方面的事情。随着汉武帝的年岁越来越大，人也变得疑神疑鬼，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于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大幕拉开了。
汉武帝的皇后是卫子夫，卫子夫生的儿子刘据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立为太子。到武帝晚年，太子刘据已经三十多岁。刘据为人慈和，对汉武帝的征伐四夷屡有谏诤，对酷吏用法也多有平反，甚得百姓心。
卫子夫年长失宠，武帝的新欢一个挨一个，有名姓记载的就有王夫人、李夫人、尹夫人、邢夫人等，最后一个受宠的是钩弋夫人。武帝嫌太子刘据“生性不类己”，与刘邦当年讨厌太子刘盈的用语相同，想换一个跟自己生性差不多的。太始三年（前94年），新受宠的钩弋夫人生了刘弗陵，汉武帝给钩弋夫人所居之门起名叫“尧母门”，他把钩弋夫人称作“尧母”，把她生的小儿子称作“帝尧”，第一次向人们流露了他想废太子刘据的心思，于是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遂一下子变成了野心家们攻击、陷害的靶子。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害人的巫术，名叫巫蛊。这种东西流入宫廷，成为嫔妃、宫女间相互攻击、陷害的手段，并进而发展到诬告某人用这种手段诅咒皇帝。
茂陵霍去病墓石兽汉武帝为查办宫廷里的巫蛊活动，任命江充主管此事。江充以敢于揭发阴私受武帝宠信，曾以纠察太子家的问题受到武帝赞扬。由于他怕日后太子为帝报复他，故而欲置太子于死地。他先从外围做起：江充等先指使人诬告丞相公孙贺父子，使得公孙贺父子惨死在狱中；接着又诬告太子刘据的姊妹与卫青的儿子，将他们逐个诛灭；最后便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了太子刘据与皇后卫子夫。
这时汉武帝住在长安西北方的甘泉宫，由于专制、迷信、多疑种种交集，使这个六十七岁还不算太老的人，居然已经老耄昏庸到了坏人怎么说、他就怎么信的程度。他派江充率兵到皇后宫、到太子宫拆房挖地，查找木偶、布偶一类的“罪证”。打着皇帝的旗号率众有目的地到某处查找“罪证”，你想还能查找不出来吗？气得太子忍无可忍，把江充杀了。于是有人跑去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造反了。汉武帝一听，就派丞相刘屈氂率兵###，太子则认为是皇帝被奸党控制，存亡不可知，于是也调集京城里的兵员进行抵抗，两军战于长安城中，死者数万人。太子下令让北军护军使者任安发兵助己，任安口头答应但按兵不动，坐观成败。最后，太子兵败，皇后卫子夫自杀。太子逃出长安，向东逃到湖县，最后自杀身死，一起被杀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小儿子。
当时的汉武帝已经昏了头，他先是不察缘由，只顾愤恨太子的“造反”，因而把凡是与太子有关的人和不愿为难太子、放太子逃走的人，如御史大夫暴胜之、丞相司直田仁等一群高官都被杀掉了。
后来汉武帝渐渐发觉所谓巫蛊害人根本不可信，发觉太子并无反心，于是他又寻找借口强加罪名，把镇压太子的丞相刘屈氂下狱腰斩；把靠着与太子坚决作战而提升为御史大夫的商丘成也予以处死；把围攻太子、追杀太子的官兵也一律处死；将脚踩两只船、按兵不动的任安，也以“老奸巨猾、坐观成败”杀死。
汉武帝心里想念儿子，同情儿子的被诬陷，他让人在皇宫里搭起一个高高的可以向远方眺望的台子，他站在台子上望着儿子自杀的方向默默伤心；但他却又始终坚持不给太子和因与太子有牵连而被杀的人们平反。直到他几年后死去，也没有做这件他应该做的事。
这场惨烈的横祸是汉武帝自己一手造成的，它发生在汉武帝临死前四年的征和二年（前91年），当时他六十七岁。
这场横祸不仅殃及社会，殃及无辜的平民与下层士兵，也殃及汉武帝自己的家族、亲人，而且对已是老年的汉武帝自己的身心也是一种莫大的摧残。这样一场荒唐、惨烈的政治悲剧居然发生在汉武帝这样一个有辉煌功业、有惊世作为的伟大人物的身上，这是由汉武帝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造成的，历史教训极其深刻。
千秋功过说汉武（6）
读历史的人们读书至此，常常掩卷沉思：如果汉武帝能早死五年，或者能在五年前将国家政权传给太子刘据，那该多好呢！那样既能给国家与黎民百姓减去许多苦难，也能让他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地位提高很多。
尾声
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享年七十一岁。
在汉武帝临死的两天前，他宣布立钩弋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当时刘弗陵虚岁八岁。
汉武帝在立刘弗陵为太子的前几天，他突然把太子的母亲钩弋夫人唤到跟前说“你的罪不可活”，不由分说就把钩弋夫人拉出去杀了，而转天就立了刘弗陵为太子。有人问他：“你既然已经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为什么还要杀他的母亲呢？”汉武帝回答：“古往今来的许多国家出乱子，往往就由于皇帝幼小、太后年轻，从而造成女主专政，淫乱宫廷，谁也没法管。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当年吕后的事情吗？”
这个悲惨的故事，在过去的历史上居然也可以成为一种“美谈”，被说成是一种英明果断处置问题的范例，并说“汉武帝”其人，真真地是没有辜负他这个“武”字。
但当社会进展到今天这种重视人权、重视理性的时候，人们对汉武帝的这最后一笔又应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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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绝代太史公（1）
——司马迁与其《史记》
一 司马迁的生平与其忍辱著书
司马迁像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死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享年五十六岁。司马迁比汉武帝小十来岁，大体与汉武帝相终始。汉武帝时代的特征，开始时正当汉代建国以来的六十多年，是经过一种休养生息而达到了经济恢复、国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时代。据《史记·平准书》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也正是在这种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汉武帝一方面对国内制度进行了以尊儒为特征的一系列变革，主要有进一步削弱诸侯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国内统治，进一步强化推行披着儒家外衣的酷吏制度，进一步推行了具有战时经济特征的盐铁铸钱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以及富有儒家色彩的文化教育建设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对周边诸民族、诸小国的大举用兵，先后有伐匈奴、伐南越、伐东越、通西南夷、伐朝鲜、伐大宛等等。这些战争都取得了胜利，扩大了大汉帝国的版图，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物质文化的交流，从而使大汉帝国的威名远播，使汉武帝时代成为了我国四千多年历史上少有的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与此同时，生活在汉帝国的黎民百姓也为这些连年的战争、徭役，为支持庞大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付出了极其惨重、极其痛苦的代价。简括地说来，就是一面是辉煌，一面是苦难，这些问题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史官家庭，这个家族中曾出过许多为不同时代的国家掌管过天文、历史的人物，出过多位杰出的军事家，出过多位管理经济、管理市场的人才。《史记》中所以能够如此精彩地写到大量的军事知识、经济学问，特别是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而能具有与当时官方如此不同的经济思想，应该与司马迁这种独特的家庭影响有关。
司马迁青少年时代参加过劳动，接触过下层人民。后来周游天下，考察社会与地理、文化，这一方面为他后来写史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培养了司马迁同情劳动人民、重视下层人物的思想，《史记》能把许多下层人物、小人物写得如此生动活泼，能对他们的评价如此之高，应该与此有关。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当史官三十来年，他已经在着手搜集材料，准备写《史记》，但没能完成。司马谈在临死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自己的遗志，要其子完成这项历史重任。
司马迁在其父司马谈生前官任郎中，也就是为汉武帝充当侍卫、侍从人员时，曾受命到新拓展的西南夷，也就是今天的贵州、云南一带地区进行过考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其父任太史令，并着手写作《史记》。当他写到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