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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7）
本书之所以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仅在于所表现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广大，而且由于当时中西交通线上的确存在着“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情况，这不是个别现象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纵横交错、有序列、多层次的统一结构。这就要求不光对具体问题做单一的考察，还要注意多方面的审视；不光从经济上去找原因，还要注意到外交、军事、民族、文化、宗教、贸易、交通、地理及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对中西交往和社会开放过程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影响。
最后，对本书涉及的时空范围略加说明。
从时间上看，中西交往的大规模展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是后，西亚、中亚各地与中原联系日渐深刻，内容愈加丰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直至公元2世纪末，中西交往才受到中原社会分裂的影响而萧条下去。由于本文着重于探讨汉代中西关系的进程与特点，为突出交往这个主要方面，也由于篇幅的局限，故将汉代在时间上看作一个整体，而未严格分为西汉、东汉和王莽时期，加以个别的考虑和论述。同时，本书也不涉及中西社会历史分期的讨论。
此外，本书所说的“西”，绝非当今泛指的“西方”。汉代中西关系，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原与西方陆路交通的干道所经过和到达地区的关系。这些地区包括中亚（主要国家或地区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大宛等）、西亚（主要是帕西亚）和东南欧地区（主要是罗马帝国的东部）。当然，在中西交通初创时期，中原与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区（即汉代狭义的“西域”）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事实上，这个“西域”只是在汉武帝伐匈奴并扩大与西部地区的交往之后，才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管辖的部分的，即使在此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里的社会状况仍然与中原颇有区别。因此，从中西文明交流的整体来看，这个狭义的“西域”，不仅应被包括在中西关系的范畴之中，而且应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至于书中频繁出现的“西”和“西域”，其概念所指，或可广义，或可狭义，一般是不难从上下文中分辨出来的，不至引起严重的误会，因而似无必要加以严格的框定或一一加以注解说明。
［1］奥克·克瓦敦著，兰琪等译：《游牧帝国》，载《中亚史丛刊》第二期（贵州师范大学，1984年），188页。
［2］较重要的有关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等。
［3］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1865~1952年），瑞典人。他于1890年起先后八次来华从事旅行考察，深入至新疆、西藏、内蒙等边境地区，搜集了大量有关地质、地理、历史、考古、生态、气象、人文、民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和情报。1927年他参与组织并领导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数年间对西北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成绩卓著。他同时又在不断写作，仅有关我国西北史地的著作就有《中瑞科学考察报告》（共35卷）、《中亚考察报告》、《西藏南部》、《西藏西部》、《冈底斯山》、《戈壁沙漠横渡记》、《浪迹无定的湖泊》、《丝绸之路》、《中亚战迹》、《我的探险生涯》、《长征记》等。
［4］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年），英国人。1900~1930年间他四次来华考察，活动范围主要在新疆、甘肃和内蒙。他对若干古代城郭遗址、丝路古道及汉代长城的发掘和研究颇有成果，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开拓了中国西北史地研究的眼界，而他将大批中国珍贵文物盗运西遁，则又给中外关系史研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他的主要著述有《古代和阗》、《塞林提亚》、《亚洲腹地考古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
［5］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年），法国人。曾在法兰西远东学院（河内）任职，后率一考察团于1906年取道中亚进入中国。在华八年期间，他主要在新疆、甘肃一带活动，获取大量重要文物资料并携往巴黎。伯氏在东南亚史、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交通、蒙古史、西域史、敦煌学的研究方面颇多建树，对匈奴西迁、吐火罗语言、佛教东渐、马可·波罗来华等问题都提出过新见地，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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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1章 引论一、汉代中西关系研究的背景（8）
［6］科兹洛夫（KuzmichPeterKozlov，1863~1935年），俄国人。他参加过六次对中亚地区的探险考察，尤其是对匈奴古墓群的发掘工作令人瞩目，使古代中国西部民族关系研究的历史资料为之丰富（见其《蒙古北部探险考察记》）。
［7］首篇《元也里可温考》发表于1917年，后多次修改，1934年定稿为《元也里可温教考》。其他三篇：《开封赐乐业教考》（1919年）、《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
［8］例如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郑元芳译羽田亨之《西域文明史概论》，杨炼译藤田丰八之《西域研究》，傅勤家译白鸟库吉之《康居粟特考》，王古鲁译白鸟库吉之《塞外史地论文译丛》，杨炼译桑原骘藏之《张骞西征考》等。
［9］冯氏主要译著有：《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费琅）、《佛学研究》（普纪共司基等）、《史地丛考》、《交广印度两道考》（伯希和）、《中国西部考古记》（色伽兰）等近百种，仅《西域南海史地译丛》九册，就包括伯希和、沙畹、列维等人论文八十一篇。他又译有《马可·波罗游记》三册，并详加考释，是为该书第一全译注释本。
［10］如岑仲勉力作《中外史地考证》（1962年版）汇集了史地考证文章六十余篇，对古地名还原、交通线路探索及史实的论述，皆多创获。他的《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1959年脱稿，1981年出版）更为廓清汉代中西陆路交通线上的社会地理概貌作出不朽贡献。
［11］在中西交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史论丛》（1957年）、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章巽的《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1956年）、贺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956年）、陈竺同的《两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1957年）、安作璋的《两汉与西域关系史》（1959年）等。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则从民族史的角度揭示了古代跨境民族的发展史与中西交通的关系。朱杰勒、章巽还分别翻译出版了《大秦国全录》、《中亚古国史》等名著，开阔了国内研究的视野。
［12］其中与古代中西交往有较大关系的如：夏鼐的《考古学和科技史》（1979年），杨建新、卢苇的《丝绸之路》（1981年），王治来的《中亚史》（第一卷，1981年），朱杰勤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1983年）、《中外关系史译丛》（1984年），周连宽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4年），黄盛璋的《历史地理论集》（1982年）等。
［13］如《新疆简史》（1980年），林干的《匈奴史》（1977年）、王明哲、王炳华的《乌孙研究》（1985年）、孟凡人的《北庭史研究》（1984年）等。
［14］主要有：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1981年）、沈光耀的《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1985年）、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1986年）等。
［15］较重要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居延汉简》、陈梦家的《汉简缀述》（1981年）、黄文弼的《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84年）、《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1984年），还有考古研究文集，如《新疆考古三十年》（1983年）、《汉简研究文集》（1984年）等。
［16］如黄靖关于中亚史的一系列论文皆有新的见解。余太山的《条支、黎靬、大秦和有关的西域地理》一文详引大量史料，比较各家观点，去伪存真，弄清条支和大秦的地理问题，基本解决了这个长期未决的争论。
［17］保罗·佩迪什著，蔡宗夏译：《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108页、142页。
［1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23页引Roper语。
［19］朱杰勤：《关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学术研究》1982。4）。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3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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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1）
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是中国社会经济大起大落、急剧动荡的重要时期。关于这一时期两汉经济生活与政局变化的密切关系，并非本书研究的重点，但从系统的观点出发，中外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促进，直接决定于中西交通的状况，而这种交通的发生、发展，与中国的社会政局和经济生活，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汉承秦制，建立了一个强大而且历时久远的封建帝国，它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国家的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及社会政治结构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变化，而且这些因素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交往。从整体上看，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既是中国对外交通得以建立和扩大的基础，也是这一时期中西交往关系的根本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汉代的中西交往关系，十分必要从上述角度出发，对与这种交往有较大关系的几项主要经济事业及其发展，加以概括的说明。
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中西交通的发展
“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它的状况对于中外交通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先秦时期的小农经济，一向是将解决衣食问题作为根本内容，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汉代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统治者将农桑视为一切之本。文帝刘恒呼吁“岁劝民种、树”，景帝刘启则“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种”即粮食生产，“树”则专指桑蚕之业。贾谊指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晁错提倡“粟米布帛”，强调“务民于农桑”［2］。西汉中期，贤良文学也大力宣扬这种农桑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以为“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3］是保障社会安定、民生富足的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农业得到大力的扶持和发展，汉代经济上升极快。汉初的贫困凋敝之况（“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仅几十年之间便有了“衣食滋殖”［5］的改观。文景治后，便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6］。农业迅速发达，桑蚕随之兴盛，人民不仅安居乐业，而且有了剩余的产品以为交流的商品，渐渐地扩大和繁荣了以贸易交换为目的的交通业。
谷帛这两种农业的基本产品，本身就是可以经商致富的商品。早在秦汉之交，楚汉战中，就有屯聚谷粮而发家的宣曲任氏。据《汉书·冯唐传》载，当时边防的“军市”已有一定规模。高帝时代相陈豨部将“皆故贾人”［7］，代在山西北部，地接匈奴，这里的贾人得以方便地利用地理上的优势与匈奴做生意，而当时匈奴最感兴趣的还是谷物奇缯。到武帝年间，天下殷足，坚实的农业基础对于商业和交通的开发已经十分有利。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市场上见到蜀布邛杖，一般只作为中国商品经西南交通外溢的见证，但也应透过这一现象看到它的背景，即发达的农业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开展和交通道路的畅通。大夏市场上的中国农产品，犹如一枝红杏，反映出当时中国农业经济的兴旺景象。汉代统治阶级厉行强本抑末政策，是力图通过限制商业贸易、手工技巧等来发展农桑之业，当然并不意味着粮食生产与丝织业的对立，当时的统治者一律将发展农业视为开辟财源、积累财富的手段，极力提倡耕织并重，以为“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8］，唯有农桑才是衣食之源，此二者不可偏废。
为了重农，西汉朝廷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以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这些措施主要是；
1。极力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甚至视之为罪犯。对秦代凡有市籍者（进而对父辈、祖父辈有市籍者）皆谪发之的做法加以继承，还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紵、罽，操兵，乘骑马”［9］，“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10］。这样便使经商成为非法活动，商人在社会上立足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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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2）
2。对商人征收高额赋税，抑制商贾的利润收入。即“重租税以困辱之”［11］。武帝时更施行算缗和告缗之法，《汉书·食货志》对此详有记载，做法是：“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算一。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杨可掌管算告缗仅两年期间，便抄没征收民财以亿计，还得有大量奴婢、田产，“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12］。
3。实行盐铁官营。盐铁之业虽非农本，但由于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不可或缺，又不能落入商贾的操纵，故武帝破例起用洛阳贾人之子出身的理财家桑弘羊等人执掌盐铁官营，统产统销，并严禁私制盐铁及酒等，对违者不仅没收其器物，还处以重罚。
4。实行国家调控的平准均输。朝廷在京师设平准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13］；又设均输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14］。官方希望用此法使各地区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使“转毂百数”的行商们不致轻易暴富。
尽管自西汉初年至武帝时期一直以强本抑末为重要国策，但实际上这些贱商抑贾的政策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国家控制的官办工商业毕竟处于幼稚阶段，管理存在许多问题，产生种种弊端。例如盐铁官营后，产品品种不对路，质量又不好，“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15］；又，“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壹其贾（价），器多坚，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16］。总之是盐铁价贵质次，百姓不便。在均输方面，常有官吏舞弊，他们“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17］平准方面亦存在问题：“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18］正因如此，民间的工商业才在官方抑制的缝隙中得以生存和缓慢发展。
其二，事实上，汉代官方主要抑制的还是影响到政府收入的巨商大贾，而无法去限制整个商业。即使坚决主张盐铁官办的桑弘羊，也还是个重商主义者，他说：“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19］又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20］因此，在强本的原则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21］，也是西汉盛世的策略之一，它表明民间的商业活动是不可抑止的。
此外，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在农桑发达、和平安定环境下的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求富欲望。稳定的生产产生了巨量的商品，商品的积聚促兴了交通贸易的发展。
所以，西汉政府的强本抑末政策并未从根本上消灭商人和商业（不论这是否是统治者当时的初衷），而是在保障农桑本业的前提下保护并鼓励了国家工商业，同时又从另一方面在更广泛的民间积蓄起从事贸易活动的潜能，收到了“国用饶给，民不益赋”的效果，这一切都为汉武帝及以后中西交往关系的建立并走向繁盛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了上述商品经济的条件之外，汉代农业生产水准的提高，也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农耕用的牛，便是较早的交通动力。汉初马匹不足，“将相或乘牛车”。民间运输，两汉亦常用牛车。东汉顺帝阳嘉年间，“乌桓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22］。可见牛对于交通运输之重要。随着农业的发达，汉代畜牧业也受到重视。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等边隘地区，即注重发展牧业，使“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采取与民无禁之政策，“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23］。中原地区也呈现出一幅幅人畜兴旺、牧歌悠扬的图画。如《史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