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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和仇恨。 “你的立场我能了解，”我说，“但我不过是一个小兵，只能把你的话报告给上司，尽量帮你就是了。” 他点点头，安静了下来。 过了几天，押来一个带孩子的女犯，可能就是那个女军医，但那名犯人却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对中尉说，我愿意尽快把这母子送到那人那边，长官立刻就同意了。我带上一把刺刀和一只备用手枪，押解五名犯人上路。 中尉是个话语不多的人，但他善解人意，态度随和，不摆架子，很得大家信赖。 谢天谢地，那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行安全到达。任务交卸完毕，归队前，我偷偷看了一眼那犯人一家感人的团聚。我感谢上苍——为我卸下重负后所获得的心头的安宁。那天傍晚，那落日分外美丽。 那家人家后来的命运会怎么样，我一直放心不下，我自己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无论过后发生什么事，我可以肯定地说，那轮落日留在我心里的样子没有变过。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会不会来临：让尽可能多的人，平静地活着，心安理得地死去。 栗林猪太郎 75岁 退休高中教师 小樽市
不要再给捉住
我驻扎在宝丰的时候，一个俘虏五花大绑着从连队所在地鲁山押了过来。我们没有接到处置他的任何命令，就一直让他坐在我们下士官简陋的办公室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从食堂端来和我自己一样的饭菜，先尝了一点表示没有下毒，然后把他的绑绳稍微松了松。他一定是饿了好久了，拚命地吃了起来。我对他说，关于他的命令明天会下来，我已经布置了夜间守卫，别想逃跑。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T中尉的命令，对俘虏予以处决。如果我押着他穿过街道走到城外，不管怎么样总会有当地居民看见我们。这里直到几个月前还是敌方地盘，也许居民里边就混有敌方士兵。而且把他就地处决，明摆着一定不得人心。那时， T中尉是宝丰警备队队长，手下50名兵，都是各团挑剩下的和不要的。三名军士，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挂着花，刚从医院出来。我们没有资格上前线。队里还有两名朝鲜人，有一个连日语都不会说。 我把俘虏放在一辆马拉的大车上，向城外走去。当地不少居民站在路边看我们经过，眼睛里充满恨。我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冷。我想到树林里结果他，一边走一边和他说话。我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了，为什么给捉住等，心里直替这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难受。我决定放了他。我自己给自己辩护，放了他，当地人就不会闹事，对宝丰警备队的安全也有好处。 我对这俘虏说，我要放了你，今后再也不要回到这一带，到别处去好好活着。他哭了，一遍一遍说“XieXie（谢谢）”。我把枪口朝天，放了三枪，回营房去了。我回过头去看他，那俘虏使劲冲我挥手，向我深深鞠躬，接着飞快地跑了。 我回到城里，每个当地人都朝我微笑，说“大人，您辛苦了。”我想他们大概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我对俘虏的处置。 这事发生在昭和20年3月间。 内田敬治 66岁 照相机商人 小田原市
忘不了，鲜血从那中国孩子的胸膛涌出
1945年5月间，我正在满州国热河省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被征派到山海关守备队。这里的设施原来是供应一个连队长期驻扎的，现在只驻一个守备中队，一百几十个人，粮食、装备样样富裕，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既没有敌人来犯，也无需出兵###。 一天，两个农家孩子给捉住，送到我们哨所。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但中队长想寻个事由显摆得自己忠于职守。当时我当这个部队的翻译，立刻被叫去审问这两个少年。我发现他们二人不过是当地农家子弟——两兄弟，一个十八，一个十六。他们没有意识形态倾向，也明显不是八路军特工。我通过曹长报告中队长，顶好是把他们放掉。 但长官就是想把他们当八路军探子来处置，不管他们是还是不是。这样一来，他和他的中队就能记上一功。我的建议给顶了回来。当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个临时扎起的笼子代替班房，把那两个孩子关在里头。但那些已经习惯于平安无事状态的兵士，站岗的时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两个少年破笼而出，逃掉了。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追出去，年纪小的一个给抓了回来，哥哥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队长怒气冲冲把全队人马召集到后院，命令立即当众处决这个孩子。在八月如火的阳光下，被剥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个深坑边上。突然，中队长对我说：“用中文给他做临终祈祷吧！”我一直紧盯着这名长官，使劲忍住才没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过一个不晓事的农家孩子，把他放了吧！”一个强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着：“你不是一个传教士吗？你应该救这无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胆敢开口，失去理性的中队长和别的军官径直地就会把我也当叛徒处置。我的脑子乱成一片，全身战抖着，按中队长的命令，像梦游一样磕磕绊绊走向那孩子，跪了下来。 昨天我审问他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你们没罪，我会尽量让他们放了你们。”这时，那孩子正怔怔地望着我。我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用中文告诉他：“我没权，救不了你了。我是个胆小鬼，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祷。你要是信什么神，也向它祷告吧。”在这之前，他一直喊着“MaYa；MaYa。（妈呀，妈呀）”，这时，他闭上眼睛，安静了下来。 中队长命令连里年岁最小的一个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个小兵端着枪站着，怎么也下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军曹说着，一刀刺进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脸立刻变得惨白，鲜血从胸腔喷涌而出。 直到今天，我依旧感到悲伤、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鲜红的血。 二桥正夫 72岁 幼儿园院长 沼津市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南京的故事让一个女孩大惊
日本刚刚投降的那个秋天，我是岸和田市一所女子中学三年级的学生。那是日本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学校关了门，附近农民也没有粮食了。我们只能靠在路边收点南瓜藤和番薯藤维持生命。我和妈妈决定到新去买点米。我们搭上一列拥挤嘈杂的火车，连洗漱间和行李架上都是人。火车的窗玻璃都没有了，过山洞时，车头排放的煤烟吹进来，把我们的脸熏得黝黑。这么着来到一个村子，我们用钱和家里最好的和服换了一点米。 那天夜里我们在一家简陋的乡下旅店借宿。三十叠叠：日式房间地板上铺的厚草席，一块叫作一叠。大小的屋子里挂满绿色的蚊帐，人们合衣而卧。就在我疲惫不堪快要睡着的时候，五、六个男人开始喝酒。他们都是刚刚退役的兵，正得心应手地干着黑市买卖。每个人都在大吹大擂自己战争期间的功绩。 这些人的话让人难于忍受。他们粗鲁地大笑，述说他们强暴过多少多少中国女人，说把手伸进女人身体到底能深到什么地方，说是能深到腋窝。 我像一个发条木偶那样从席子上跳起来，想冲出蚊帐。妈妈害怕地抓住我，说快别这样，要不然会出事的。我安静下来，那些男人还在说呀说呀。 “那是在哪里呀？” “南京南京。那地方真是太来劲了，随便干随便抢。不管怎么说，当兵的行军累得不行了，长官让忍着点儿，说到了下一个城市让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曾经参加过庆祝攻陷南京的游行，挥着亲手作的太阳旗——现在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我曾用我们少得可怜的东西作成慰问袋，放进人形护身符和千人针；我曾经在慰问信里写道“每天都感谢士兵先生”……。听了他们的话，我真是大吃一惊，整整一夜，我根本不能入睡。我不敢想我们的士兵就像他们这个样子。我叔叔就是一个好人，他已经死了，年纪轻轻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在南京和别的地方干过这种事的先生们，现在大概正参加老人旅行团，或者悠闲地打板球吧！求求你们，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吧。 尾崎顺子 55岁 家庭主妇 横滨
忏悔的证据
《南京的故事让一个小姑娘大惊》是对经历了战争这一代人的一个指责，也是一个要求。发现了丧尽廉耻的现实，与保存在她纯洁少女心中对皇军的想象是如此遥远，她怎么能不大惊，特别是在日本战败后一切都乱糟糟的时刻。 我也是在昭和14年被发到中国前线的。我们被告之，人生在世当为国捐躯誓不回还。我被编在一个全是老兵的小队里。自从他们的部队在上海登陆、面对敌人之后，他们曾在许多地方参加了许多战事。他们说的以下三点立刻给我们以深刻印象：1）我们不杀人，就一定被杀；2）活一天算一天；3）今天有吃的，明天可能就挨饿——今天是王子，明天就是贫儿。 虽然每个个体之间，由于不同的天性的和理智程度，行事可能不尽相同，我认为这些老兵们的想法在士兵中相当普遍。没有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保卫东亚和平”或“圣战”之类的漂亮玩艺，战场上只有及时行乐和杀戳。日本国内经过美化的军国主义宣传与侵略他国的军队的真面目当然不会一个样。战争原本就是最残忍最恶劣的。 即使这样，在我被投入战争的时候，由于军队纪律严格，没有出现过南京那样的事。但战场环境会改变人。我们每个人不都有一些记忆，或多或少，根本不愿意去回想的么？我想，事到如今，除了对战争经历自鸣得意的笨蛋，多数人的想法是不愿意再往旧伤口上撒盐。人们可能认为我们是满不在乎，但我们反对战争的誓言就是忏悔的证据，其中包含着对给予他国极大损害的侵略战争的反省。 井上一 68岁 私营企业主 东京 。。
夜行军死在雨里水里
昭和19年5月14号，第27师团沿京汉铁路继续行军，奔赴河南长台关，部队将在那里渡过淮河。倾盆大雨从早晨就下起，大路已经变成泥塘，通向我们的目的地的小路，更是极端困难。在大约持续了20天的京汉战役里，我们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兵士们全都累坏了。 雨夜行军，四面一遍漆黑。虽然前线指挥官认为乘天色还亮的时候转移也是可以的，但命令是无情的。结果，由于先头部队行动迟缓，后续部队跟上，大家在公路上挤作一团。淮河决口，河水淹没了大路，低洼处积水过膝。华中5月已经算是夏天，但异常天气下，气温接近零度，水凉彻骨。时间一点点过去，大家一筹莫展。对每一部队来说，避险的最佳时机都错过了。 一夜行军，淹死冻死166人。军史提到这一事故只有几行字，报纸则根本不予报道，死者按“前线因病身亡”处理。 天亮了，现在可以看见那些满身泥浆好象土偶一般的士兵，倒毙在路上和洼地里，惨不忍睹。死者中没有一个军官，大部分是在部队中被使唤得最厉害的新兵和照管马匹的士兵，他们根本是死于过度劳累。 松村龙雄 68岁 退休公司职员 东京
两名带着乐器的女兵
大约是在昭和18年6月，我是朝日新闻济南站的记者，随军参加了山东半岛的战役，驻扎在沂水县城。济南的司令官是第20军团的土桥中将。 我们得知几名女兵给逮住了，队长将审讯她们。她们两人被关在一间破烂的土房子里。我们到达时，她们刚被带上来，面对着队长站着。她们看上去二十来岁，容颜姣好。我不禁想到，如果这些姑娘穿上家常的衣服，一定非常美丽。但她们浅蓝色的制服破烂肮脏，脸上没有血色。 “你们是在哪里被抓住的？怎么抓住的？属哪个部队？作为女人，你们在军队里的任务是什么？你们把自己叫做战士，怎么连枪都没有？” 在我们这些记者中，有一个家伙的中文特别好，他就当起了翻译。两名女兵看上去没有胆怯，回答提问胸有成竹，一点都不怕。她们的声音甜美悦耳。 “我们是八路军的。我们的司令员是徐向前。我们属某某连某某班。我们的任务是演戏和奏乐。我们不带武器，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娱乐和鼓舞战士们，是感召老乡们。我们带着的是乐器。”说着，把她们身边的中国笛子和胡琴给我们看。 “长官，我看顶好还是把她们放了。看不出放了她们对整个局势会有什么影响。”我说。长官答道，“说得对。”两个女兵双手合掌，说，“谢谢。” 当时我肯定打听过这两个女兵的名字，但已经忘记。不知道她们能否安全返回。 高桥［栋］太郎 78岁 退休记者 花卷市
皇军慰安妇
昭和13年，我被临时召集，到广岛运输连队入伍。第二年，转调第39师团，进行强化中文训练，接着参加了攻占宜昌的战斗。几乎每支移防的部队都跟着一拨从朝鲜来的妇女。她们把自己的用品打在一个包里稳稳地顶在头上，裙子高高地卷在腰际，跟在部队后边一路跋涉。 每每一到战斗间隙，工兵队就匆匆搭起草席围子。当地的民房几乎全被破坏了，但奇妙的是种植烟草的田却一片新绿。草席围子的外边，当兵的排成长队，和剌刀上枪的流动哨兵形成奇妙的对照。中国军队的迫击炮通常隔一钟头打一阵，“警报！集合！”的号声响起，士兵们手忙脚乱地跑来跑去，裤子还没提好。草围子里边的妇女们看来对这样的突袭已经习以为常。她们立刻脸朝下趴在地上，并尽力拿包袱来遮蔽自己。有些人还是让流弹打死了，但军方也不当回事。 她们脏兮兮的臂章上写的是“皇军慰安妇”。突袭一过，又默默无语地尾随在部队后边了。战斗间隙，在和慰安妇短暂的“幕间休息”中，士兵们圆了他们破碎的梦。就在部队在荆门待命的时候，我在我们的一张油印小报《前卫》上，对这一场面作了报道。第二天就被宪兵队狠了一通，但那文章在慰安妇中间却是洛阳纸贵。 她们要是能活到战后，今天也当了祖母了。 金子阳一 69岁 退休 山口县
活体试验
昭和12年，日中事变爆发，我作为新兵在上海登陆，参加了中支作战，就象当时报章所说的那样，用每步75厘米的步伐，一步步开进南京、徐州、汉口和宜昌。那时候，我作为“宣抚班”队员开进汉口北边的信阳，负责收集敌方情报，向当地居民作亲善宣传。一天，一个中国间谍给带到我们部队，据说他是被当地眼线告发的。这人已给打得体无完肤，但仍旧死不承认。最后，只好将他当作试验材料，送给军医和兽医了，供他们进行血管注气试验。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卫生兵们往他的静脉里注射空气。眼看着血管鼓起来，空气一鼓一鼓地灌了进去。那人轻轻地咳嗽，但没有死。当兽医的士官觉得奇怪，说：“要是一匹马，一下子就没命了。”大约30分钟之后，他们决定一刀把他刺死拉倒。 那中国人在死前说了些什么。后来我问翻译，弄明白他说的是“An Hao Ren（俺好人）”。他说他是好人，不是奸细。 横山常佐 72岁 退休公务员 静冈县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对一位老妇人的卑劣行径
我所在的部队是第58师团独立步兵108大队机枪中队第4小队，昭和17年5月，我们被派往第一中队，开进中国腹地张家沟。就在这年除夕，一中队中队长郡山大尉接到带领主力出动###的命令。雨后的夜晚冷得刺骨。 第二天昭和18年元旦，在凌晨约5点的时候，我们来到距离敌人防地3公里远的一个村庄，立即进入战斗准备状态。重武器部队把运输马队留在后边，冲上前线。但我们一枪未发，敌人早已金蝉脱壳。放眼望去，到处一片银白。大家按照命令向皇宫遥拜新年。连队奉命休息1小时，同时开早饭。 可是，我们小队的运输马队却没影了。按说战斗部队在前，运输马队应该紧跟在后边。战斗部队冲锋作战时，只带冲锋必要的装备，其他装备驮在马上。这下子可丢了我们小队的脸，平时总是笑咪咪的小队长鹤留少尉大发雷霆，脸涨得通红，赛过了三个猴子屁股。 他朝我发令说，“栉下上等兵（我原先的名字），把那些家伙带到这里来，跑步执行。”我挎上左轮枪，开始跑起来，一次次在冻了冰的石块上滑倒。等我进到村里，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嘿，栉下，亏得你一路跑来，瞧这儿正有好戏呢。”给小队长驭马的那个兵把我带到一户人家门口。 几名士兵一边把一名生病的老妇人往门口拖，一边强迫她脱衣服。村子里只剩下了她一人，大概她是要留下来看着她的房子——她的命根子。士兵们吓唬她，说要放火烧了它。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把她下身衣裳都给扒了，把她按在椅子上，用剑在她的前面那地方乱捣。血流出来，那老妇人吓得抖作一团。 我气得难于自抑，朝他们大叫道，“你们这些混蛋！这要是你们母亲你们怎么想？”一边说着，我把被那帮人剥下的裤子递给她。她的脸一下子有了血色。 虽说是新年，托运输队里的五名士兵的福，小队长罚我们不许吃早饭和午饭。当然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我们所有人饿得都快要晕倒了。 上原正男 66岁 退休 大牟田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个韩国分队长
我家的佛龛里，摆放着一块小小的牌位。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朝它祝祷。自昭和22年我复员以来，一直这么做。在那方手制的牌位上，写着“陆军军曹铃川下植”。他是我的下属，是个韩国人。 昭和20年3月2日，我们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在山东一个名叫大辛庄的村子里遭遇。我军一个中队抢占先机；把敌人主力包围在村庄里，大约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们中队占领了他们的防地。分队长铃川下植爬到房顶指挥，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前胸，他当即从房顶跌落下来。午后的阳光照射在抹着几道鲜红血迹的土墙上，他直挺挺地躺在墙根。 有人说，“铃川军曹是为了可怜的石井啊！”石井是铃川班里的一名新兵，由铃川负责他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