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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来的皮肤
那是在大约下午6点的时候,我们一伙人正在营房里吃晚饭。我们在宇品港的金轮岛出公差挖防空壕,刚刚返回。我们的人没有平日多,因为从早上到这时候,人都一拔一拔地给调到广岛抢救市民去了。我正费劲地嚼着看上去象红米饭似的高粱米,小队长突然冲了进来,说:“都别吃了,立刻带上担架到码头集合。” 出什么事了?我们都猜不出,但在军队里,是没有发问的余地的。我们扔下筷子,留恋地看了一眼没吃完的饭,跑了出去。栈桥正中,站着四个军医,每边两个,都带着听诊器。“快上去!”背后传来焦躁的喊声。我们快步朝前赶。 在栈桥尽头,泊着许多大船,上面盖着厚木板。崭新的草垫子上排满了不知什么东西。那是妇女、孩子和老人,一个个看上去真跟泥娃娃一个样。那时是盛夏,他们几乎一丝不挂,从头到脚都涂抹了一种面粉状的药膏,闪着灰白色的光。 他们呻吟不止,声音微弱地哀告着要水喝。我们一个搭头一个搭腿往担架上抬的时候,我手把着那块烧伤的皮肤整片地脱落下来。 那些广岛居民一个个给从船上抬下来,军医给他们做检查,一人不到一分钟。我奉命把那些宣布死亡的人抬到一个筏子上,用草垫覆盖。筏子装满之后就拖到似岛,在那里火化。 原田务 62岁 退休公司职员 横浜市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像是粉红蜡娃娃
火车不通车。我们六、七个从水户出发到朝鲜任所的干部候补生,不得不在海田市站下了车,步行朝广岛走去。到处是被破坏的房子,可是瓦屋顶还在。没有爆炸冲击波的痕迹,也不像是着过火。沿路是堆着沙袋的防空壕,向里边望去,可以看见成排堆着的尸体,衣履完好,也没有伤痕。这是原子弹投掷后24小时的情景。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正步行通过严重辐射污染地区。 亮红色的火焰还在城市中心烧着,像是燃着的火炭。屋顶瓦片爆裂。我们越过大量炭化了的战争死难者。有一个地方,几十个士兵倒在地上,身上什么伤都没有,全身赤裸,只有从脚上的士兵靴才能看出他们是士兵。身体呈黄色,没有伤。他们躺着,一致地高举双手,伸向天空,像是有人把玩具娃娃放在地上围成一圈。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僵立在这可怕的景象面前。在一公里外,我们发现五、六辆半烧焦的没有顶的电车。里边是成堆的尸体,还冒着白烟。 在这可怕的景象中,我们看见一件奇怪的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的事:在大约100米见方的地方,有四十来具粉红色尸体,有男人、女人,也有孩子,全都一丝不挂。一个年轻的母亲脸朝下扑倒,她的婴孩蜷伏在她的胸前。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堆蜡娃娃而不是人。我有一瞬间超越了恐惧,甚至感觉他们很美。广岛成了一座没人走动的、满是尸体的城市。我们准是原爆以后初期情形的最后见证人。如果我们是第二天在火热的太阳下边才到那里,尸体一定已经变色、已经腐败了。 整个城市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恶臭。一个姑娘,看来是被动员到工厂做工的学生,向市中心走去,一路痛哭失声。河岸长满南瓜,一片俗艳刺目的黄色。这事,我藏在心里已经半个世纪了。 野崎清 64岁 退休教师 北九州市    。。
头发卷起来
我的弟弟被征召时还是个学生,给派到广岛市内被服厂做工。8月7日清晨,他还没有回家。我和父亲赶去找他,那座城市已经烧成废墟,什么标志物都没有了,连方向都分不出来。 就在那时,我看到那些尸体,全身闪着褐色光泽,看上去就像是一堆无性别的模特衣架。消防队员默默地用消防钩推着那些尸身,把他们拢到一起堆成堆。 一头公牛倒在地上,它的身体肿胀得都要爆开了。一个母亲紧抱着她的孩子,死在一个水槽里。母子二人身上都没有伤,衣服也是完整的。他们准是受不了烈火的烧灼,从什么地方跑过来,跳到这水槽中。 我弟弟幸运地躲在一栋楼房后边,没有受到射线的直接杀伤。他过了一会儿就回家了。但是,我们后来全都出现齿龈出血、头发脱落、拉痢、全身无力的症状。弟弟原先一头直发蜷曲起来,好象刚刚烫过发一样。 小松峰子 60岁 退休 横浜市    。。
闪光好象刺穿了我的脑神经
1940年初,汪精卫在日本人扶持下,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与其相关的报道受到日本军部严格检查,这张照片上的妇人是汪之姐姐。 我的父亲佐佐木一二是一位日语文法教师,在陆军经理学校工作。那次,他是到广岛进行招生考试。昭和20年8月6日原子弹投放的当天,他正在那里。8月12日,他回到他度过童年的故乡广岛县总领镇。当时我们全家都在那里。18号,原子弹投放后第12天,他离开了人世。 下文摘自他的向校长的报告书。这是在他临死前的口述,由母亲记录的。 8月6日早晨7点30分刚过,发布了空袭预警,但空袭警报没有拉响。8点10分,解除警报。因此,我们开始穿制服,准备到兵备部去。高崎少佐正站在二楼一间八席宽房间的走廊上,佐佐木教授(我)在房间里边穿内衣和衬衣。泽木见习士官正在另一间房间脱他的睡衣。就在这一瞬间,白光一闪,同时有爆炸冲击波袭来。 走廊上的高崎少佐“啊!啊!”地叫起来,与此同时,房子突然倒塌,我给卡到下边。就在冲击波袭来的刹那,我感到脑神经受刺激一样的不可名状的难过。倒塌的房子里一片漆黑,我连呼高崎少佐的名字,可没有回答。我决定使出全部力气爬出去,移开身上的瓦块、柱子、墙和别的东西,十分钟后,爬到了屋顶。 我再喊高崎少佐,还是没有人答应。我又叫泽木见习士官,听到瓦砾堆下一声微弱的应答。他说他出不来了,我开始找他,努力扒开那些砖头等,终于确定了他的位置,把他从一个砖堆的窄缝里拉了出来。 就在这时,这所倒塌的房子着火了。我们四周火苗猛窜。不得已放弃了寻找文件和解救高崎少佐。我扶着受伤的泽木,决定从大火中退出去。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心里难过极了。 房子倒塌时,不是象地震那样上下左右地摇晃,而是从正上方一下压塌的。 我感到全身疼,头特别疼,发烧,一阵阵呕吐,完全没有食欲。 虽然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所有的文件还是在大火里烧光了,而且因此造成录取新生工作上巨大的困难,我深感遗憾和责任重大,我不能原谅自己。 母亲是流着泪记录下这份报告书的。 和田三千代 52岁 家庭主妇 我孙子市  
导 读
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悲痛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日本经受着一场巨大的变化。成千上万的人在哭泣。震惊混杂着难于置信,不仅不信帝国竟然给打败,更不信这坏消息会出自天皇本人之口。(顺便提一句,受帝王身份的限制,天皇昭告里满是宫廷专用虚词套词,普通日本人根本弄不大懂他在说什么。不少人向邻居求教,帮忙翻译成让人懂得的口语。)但他说的这话却是不错的:“我们必须忍受不可忍受的,承担不可承担的。”这就是结局。 为眼前事态所惊呆,全国都揣揣地等着新征服者的到来。情形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美国占领军带给他们的不是屠杀和掠夺,如日本兵在亚洲撒手大干的那样,而是作些救济、安抚等等让人安心的事。也有令人不快的事发生,比如美国军人对平民的骚扰:偷窃、欺诈、强暴妇女。但总的说来,他们的举止还是得体的,虽说仍有些拘束不够。最后,当占领军担负起责任,解救全国粮食匮乏时候,一开始仅仅放了心的日本人感情奔涌,对他们差不多心怀感激了。 战争的损失前所未有。据最后统计,大约150万日本士兵死于战场,其中皇家海军水兵伤亡据粗略估计为50万。平民的死亡更出人意外:60万人在战争中丧命。不仅因为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投放,或是对东京、长崎和别的城市的全面轰炸,还由于那些流落在朝鲜、中国和冲绳的日本平民所遭受到的艰难和粗暴对待。数千个家庭流离失所,淹留在前日本殖民帝国的废墟里。 被俘士兵的处境同样艰难。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共对待俘虏相当宽大,只是一个劲地让他们接受教育,和他们后来在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俘虏兵所进行的“转变”工作一样。苏军就没有这么宽厚了。大部分关东军俘虏都先押送到俄国。苏军坦克横扫这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军队之残部——其精锐部队早已经派往溃不成军的太平洋诸岛和菲律宾了。数千支日本部队,在战后的四、五年里,一直关押在苏联(特别是西伯利亚)的强制劳动营。被俘的130多万人中,大约30万人死于饥饿、体罚和更重的摧残。之所以受到如此恶劣的对待,正如这些信所揭示,是他们自己长官努力讨好新的苏联主子的结果。因为已经最后投降,军队纪律和帝国军人的忠诚观,都渐渐淡化。 在太平洋诸岛和朝鲜作战的战俘,是于1945和1946年第一批得到遣返的。滞留在苏联的日本战俘,却拖了整整四年还不见有人被送还。这批受了如此长时间的苏式灌输、直到1949年才回家的人,引起了一场小“震惊”。但他们共产主义式的团结一致,在与家人团聚之后冰消雪化——毕竟越出了管教人员的控制。一些落在盟军手里的日本战俘所受到的对待,并不比关在西伯利亚的人强。这很容易理解。想到日军曾加之于他们的人的种种暴戾,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还是中国人,怕都不会一味以德报怨。这不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比方说,一个日本人在缅甸被俘,而那里的人对“死亡铁路”依旧记忆犹新。或者在菲律宾,在那里,日本陆军和海军特种陆战队曾于失败前夕纵火马尼拉,对平民疯狂虐杀。但总的说来,西方盟军还是尽力使遣返工作顺利进行。 被俘的耻辱以某种方式铭刻于心,但多在老线(old…line)部队服役人员中。在一种非常真切的感受里,日本人觉得,“我们全都是俘虏。”大部分人取一种淡然的、“认命”姿态,但渐渐地,胸中的故事涌泻而出。先是讲述他们怎么当了美国人的俘虏,接着,落在中国人和苏联人手里的故事也出现了。 一方面,士兵们确实历经千险,但他们至少还成群结伙,有自己的小队中队。平民们——仅在满洲就有35万人——全靠中国百姓对他们的仁慈了。在遭受日本人多年蹂躏之后,当地居民中的不少人想报仇泄愤,并不奇怪。在朝鲜也是这样,当他们终于有机会对那些“帝国主义”老爷以牙还牙的时候。 对这段时间的回忆,表现出两种情绪的混合:惊诧与反思。很多人,有男有女,回想起被俘期间遭到的种种可怖的情景时,内心充满了愤懑。但有人觉得,这段日子遭的罪,其实是报应。许多人则想向那些把他们拖进这场战争的人讨还血债。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因因相报论相当风行,但最后还是消退了。因为后几代日本官僚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偷梁换柱,说这场战争不过历史上一个小插曲而已——它已如此遥远,似乎永远不会再发生。 许多日本人几乎被他们的战俘经历所击垮。很少有人把这段经历完整地保存下来。和男人一样,许多女性也拿起笔,写出她们和她们亲属遭受的苦难。但即使在那样充满了灾祸磨难的时代,传统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还是把许多人从过度的沮丧中救了出来。这些信属于所有征集书信中最动人的一批。   
战马依恋着俘虏队伍
早晨7点钟的时候,我们离开露营地,向火车站进发。西伯利亚的天依旧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这些战俘一路跋涉,每个人都盯着走在前面那个兵的背包。因为又冷又饿,加上疲劳,我们个个神情漠然。所有我们能做的,就是缓慢单调地、不停地往前走。在大约11点钟的时候,天空终于露出鱼肚白。远处是一片白雪覆盖的矮山。山脚下,一片松树林伸延开来,有好几十公里。从林子尽头到我们走着的地方,是一片雪原。 不意间,我们看见在原野的那一端黑压压的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一群动物。离近一点,终于看清——原来是马。其中一匹抬起头,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竟奋蹄飞奔过来。接着是第二匹和第三匹,最后,整群的马匹一起朝我们跑过来。我们能认出这是日本马,确切地说是日本军马。他们真瘦呀,肋骨一条条凸出,就像搓衣板。细瘦的脖子上,顶着个大大的骷髅般的头。 见到熟悉的日本士兵制服,它们高兴得跳跃起来。这些马一定是想起了它们服军役的日子,想起了那些曾经黑天白日照料它们的驭手:喂水、添料、刷毛。和那些日子相比,它们眼下的条件一定难于忍受——过重的劳役、粮草不足、站着在雪地里睡觉。马们冲进我们队列,把鼻子直伸到我们的口袋里。看马儿对自己如此依恋,士兵们哭了起来;士兵拍着马鼻子,马儿们高兴地嘶鸣起来。这场面真让人心疼。和马一样,我们这些当兵的也是俘虏,什么都不能替它们做。我们把脸贴在它们的脸上,抱着它们,想让它们知道我们多难过、多对不起它们。 一个硬心肠的苏联看守走了过来,嘘着将马赶开。它们大眼睛里满是伤心。在我们乡下,每匹马都被看成家庭成员。 这些战马,准已经曝尸荒野,求它们的灵魂原谅我们。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一个苏联士兵替我们负重
投降后那年冬天,我们部队从我们在沿海州的露营地开进西伯利亚腹地。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跋涉在山间小路上,漫天雪花飘着,气温降到零下30度。在我们的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松林,狼群出没其间。我们向前走啊走啊,假装没有看见那些年老的士兵——他们或蹲在、或者已经倒在路旁。出发时苏军司令的话还重重地压在我们心上:“掉队一律枪毙。” 在我们身后,自动步枪的声音不时传来,回荡在周围树林间。我们一声不响地向前跋涉,心想:“啊,又结果了一个。” 六点钟的时候,天已经漆黑。我们到了一个好象是集体农庄公用的大棚子,五十个人给塞在大约5米宽4米长的房间。当时真是疲惫已极,但没法躺下,只好背靠背地坐着睡。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士兵走了进来。我们吃惊地发现,他手上拿了四个日本战俘的背包,还拉着四个老兵,每个胳膊上吊着两个。 枪声一定是朝天放的!看见老兵弱得走不动了,这个年轻的苏联兵准是不忍把他们留在后边,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屋子里的人坐不住了,一声声地道谢。我们惊愕地发现,对我们说来简直如同魔鬼的苏联军人里,还有这样一个善人。 那士兵摘下棉帽。他的头发剃得很短,气温只有零下30度,他的头顶热气腾腾。他一言不发,不好意思地敬了个礼,随即消失在黑暗里。望着他的后影,我们齐声念着“sibasibo”(俄语:谢谢),表示我们的感激。 宫崎喜一 68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俘营中的暴行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在西伯利亚战俘收容所,天皇依旧是绝对统治者。每天早晨,我们都按照部队长的命令,遥拜皇宫,背诵《军人敕语》。部队长要求我们绝对服从,军官们大都不敢惹他,但他们又以暴力对付自己的属下。 小有冒犯,就要受禁食处分,而那受罚者的定额,就归军官们享用了。有的军官拿走别人的表,说替你妥善保管,最后被他卖掉。 吃饭的时候,明知战俘一人一份,他们坚持要第二份。负责炊事的伍长忠于职守,拒绝他们的要求,结果被打个半死。一个士兵偷了猪食,被苏联人捉住,委托部队长和军官们处分他。结果他们把那个兵带到澡堂,扒光衣服,浸在冷水里,再往水里放雪块,还说这是冰激凌;然后把那人浑身抹上泥,赶到水泥走廊里。当时的温度是零下30度,没有几天他就死了。他最好的伙伴在最后的时刻护理他,到现在还不敢把他死亡的真相告诉他家里人。 这些就是40年前我被监禁在战俘营里发生的事。我就是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伍长。我绝不容忍任何为那段黑暗日子所作的辩解。 加藤嘉男 62岁 农夫 西尾市   
没有士兵的军营
“陆军二等兵某某,昭和21年12月8日,被提升为陆军一等兵。谨此申报。”这是战败次年的大诏奉戴日,黎明前的西伯利亚战俘营气温零下好几十度。地冻得硬邦邦的,一年新兵全体排成一行,并排站立,面朝天皇皇宫方向。 每人依次出列两步,喊着上面那些话,呼吸在冰冷的空气里变成一股白汽。给我们授与军阶的是没戴肩章的大队长,一位“波茨坦大尉”波茨坦大尉:指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后才获得晋升的军官。他们才晋升就要退役,但可根据新晋升的军阶领取优抚金。。他对我们一一举手回礼,再放下,就像一个被线绳牵着的木偶。这次的提升仪式是专门针对第一年新兵的。我们从此成了一个没有二等兵的军营。遵从苏方的命令,营地的军官、士官和士兵都有定额,想要改变这一构成没有可能,除非有人死了或是调走了。平时供应也以此为准。此刻给士兵提级,无疑是为了多少转移一些弥漫在低级士兵中的不满,使得他们为提级相互竞争,努力提高成绩。在军队体制中,必须得争取上级的好感。 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不干涉内务、战俘自治的原则。这导致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公然克扣配给等事。同时,营地里也有反军方的斗争和私刑发生。日本军官,在苏联当局面前一味奉承拍马,机灵地为他们自己捞好处。 山崎幸男 60岁 退休金工作者 须坂市   
湿原上的收容所
西伯利亚茨塔沃收容所,据说关了1000 到1500人。据他们说,一个冬天过去,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饿。所以,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