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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的第一个改革大动作就是裁员，当年减少3万名工人和白领员工。整个密西根州顿时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而根据罗杰的计划，在1990年前，通用将陆续关闭在底特率的11家工厂。
在职的通用员工人人自危，不知失业何时轮到自己。一位失业工人悲愤地说：“真是冷酷无情啊！我们已接受减薪，倾全力配合公司降低成本，他们仍然把错误决策转嫁到工人身上。”
每天，密西根州各报头版、电视广播充斥着有关工厂关闭、通用裁员的灰色新闻，以很大的篇幅让愤怒、惊慌的工人发表感想。在关闭底特律一家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老厂时，一位工人在接受采访时失去控制，驾驶着汽车直朝电视台摄像镜头冲去。另一位发疯的失业工人手舞步枪，声称自己是外星球的“超人”，特来拯救底特律。
昔日繁华的汽车城，陷入了一片萧条、混乱和疯狂之中。
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强大无比的通用突然陷入困境之中，一位通用员工对通用高层管理的无能行为骂道：“仅仅在几年前，我们的公司还是那么强大，还在担心竞争者告我们垄断。然而，我们今天却不得不为我们的生存而日夜担心。”
为了转移视线，罗杰想起了媒体，他花钱请来一大批记者和讲演家，让他们把关闭工厂的责任全部推到日本人身上。
一时间，媒体上到处是指责日本的文章：“为什么美国工人会失业？为什么美国的汽车卖不出去？那是日本人到美国来大量倾销他们的产品！那是因为我们还有不少国人贪小便宜不买我们的国货买日本货！我们必须发扬爱国心，抵制日本货！”
这样的舆论宣传在普通民众中是很有煽动性的。那段时间，底特律的市民对日本货同仇敌忾，如果不幸有一辆日本汽车开进底特律，那部车子必然遭到砸烂火烧的命运。
3、日美汽车贸易摩擦
1992年元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大选前夕，领了30多位美国企业界领袖，火药味十足地出访日本。这帮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的总裁。第一位是克莱斯勒董事长艾尔卡克，他被日本封为一号“贸易煞星”。第二位是福特新董事长波林，被日本封为第二号“贸易煞星”，第三位是近两年来连续亏损的通用董事长斯坦普尔。
美国人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日本卖了230多万辆汽车到美国，而美国销往日本的汽车数量只有万辆，大部分还是日本在美国的工厂所生产。1991年度，美日贸易逆差达到4120亿美元，其中70％为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密西根州参议员里格尔到处指控这是“经济珍珠港事件”。
汽车产业对日美两国经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支柱产业，这是一个需要自己基础结构的巨型产业，没有汽车，其它许多产业根本无法生存。汽车业的兴衰足以影响一国的经济命脉。所以，天天把贸易自由挂在嘴边的美国人实在做不住了。
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领头，满脸笑容、殷勤有礼地迎接怨气满腹的美国客人。他心底下非常理解美国人的怨气：通用汽车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有如他们的国旗，我可以理解他们被日本人击垮时的感觉。
双方代表在美国大使馆对街的小仓饭店中，美国汽车公司的代表们，与代表日本汽车产业界的丰田、日产、本田、马自达和三菱等公司的代表，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判。
美方以福特董事长波林为首，坚决要求以贸易限制逼日本人就范，因为日本在美国市场倾销自己汽车的同时，却紧闭自己的国内市场不容外人进入。波林指出，在1982年—1991年为止的10年间，日本的贸易顺差总和为5420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达4120亿美元。而每10亿美元的对日贸易顺差就使美国丧失约3万个就业机会，这对美国经济及其工业基础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波林提醒日本，美日两国均是“WTO”成员国，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必须遵守自由竞争的平等原则，根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条规定：“由于进口急剧增加而出现重大损失，对国内产业调整造成损害，可以采取紧急限制进口的措施。”所以美方可以对日本车进入美国市场实行限制，或者，日本允许其他贸易伙伴如同它进入美国、欧洲和世界其它市场那样进入日本市场。
波林以很有说服力的数据表明日本对外封闭了本国市场。他说：“日本汽车制造商无疑非常出色，但是还不至于出色到占领美国汽车市场超过30％和欧洲市场11％的同时，使外国进口汽车所占日本市场的份额控制在不到3％的水平上。”
这些数据非常有说服力，欧洲共同体国家素以保护自身市场而全球闻名，但由本国汽车制造商占有的市场比率不过如下：英国43％，德国73％，法国67％，意大利63％，其余汽车业不发达的国家则主要依赖进口车。
而日本汽车在本国市场的占有率却高达97％。
面对这些数据，任日本汽车制造商舌锭莲花，也无法否定封闭本国市场的事实。
要知道，日本汽车市场是世界主要汽车市场之一，日本汽车普及程度达到平均每人拥有一部车的水平，在美国是平均每人拥有一部汽车，欧洲平均每人拥有一辆汽车。可是，外国车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却是极低，美国汽车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仅1％，而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30％，美国人对此火气十足。
谈判拉锯般地艰难进行着，从日本方面来讲，并不想引发一场美日贸易战，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同时也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场。
最后日本方作出如下承诺：同意到1994年把进口美国汽车零部件的金额从1992年度的90亿美元增加190亿美元，并将美国汽车的进口量每年增加万辆，同时，把销往美国的日本车从过去的每年230万辆减少到165万辆。这就是《东京宣言》。
在美国的政治压力下，日本汽车厂商无奈地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从1992年以来，随着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日本汽车制造厂商开始告别80年代的辉煌，进入寒冬。
4、日本家电业打败美国同行
日本家电产品在60年代打入美国市场。1961年，索尼公司以8英寸微型黑白电视机率先进入美国市场。第二年，进入美国市场的日本电视机生产企业达到3家，第三年，增加到7家。这些进入美国市场的日本生产的电视机基本在12英寸以下，除索尼打自己的品牌外，其余企业大都贴美国公司商标牌，故基本未遭到美国公司的抵制。
在美国站稳脚跟后，日本企业开始向美国大量出口大屏幕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并且大都使用自己的商标，如东芝、日立、松下等，与美国同行正面交锋。凭着质优价廉，日本企业很快就把美国同行打败了。尽管美国企业频繁使用反倾销保护措施，但最终还是关门大吉。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收音机上。1955年，美国市场上的收音机95％是美国产品，1965年降到了30％，到1975年，美国生产收音机的企业已经全军覆灭。
之后是录像机。录像技术的发明者是美国的安佩可斯（Ampex）公司，日本人购买其技术商品化后很快打回美国市场，很快就全部占领美国市场。
日本家电企业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打败了美国家电制造商，占领了美国市场。
对外净资产与政治话语权
美国人深知：对外债权是可以派生出很强的政治势力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主导最终话语权的是金钱。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就是通过金钱建立起来的。
世界经济、金融、政治权力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的历史深刻地揭示了一点：要想成为世界权力中心，就必须拥有对外净资产，同时以此为基础使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并得到全世界的信任。
近代世界史上，世界第一个大债权国是英国。在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英国曾拥有世界约1／3的商船，垄断着全球海外贸易，巨额的海运收入使英国长期维持高额的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并且，英国把海运服务赚来的巨额收入用于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产生的庞大收益使英国的净资产规模快速增加。在英国主导世界时期，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它的海外贸易、服务、资本投资处于良性循环中，为其积累了巨大财富。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海外投资余额逐年快速增长：1870年约为7亿英镑，到1900年底增加到约24亿英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达到顶峰，约为40亿英镑，同年，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约为23亿英镑，其海外投资余额达到其GNP的倍多。
英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世界各国，除在欧洲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在北美有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南美主要投向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亚洲主要投向印度、中国和日本，在非洲垄断了南非的经济，此外，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地均有大量的投资。在全球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英国的旗帜在飘扬。
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将英镑播撒到世界各地，同时又不断收回到自己手中，英镑成为世界性的货币，英格兰银行被称为“世界银行”。
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英国自然就成为世界之主，整个世界被纳入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势力范围。
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消耗了英国的财富，而远离战场的美国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大发横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世界性的货币。
美国在40年代到50年代积累了庞大的贸易收支顺差，60年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资本输出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资，60年代，美国在欧洲广泛投资于化工、石油、汽车等当时的支柱产业，并在这些行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1960年，美国的对外资产为86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37％，对欧洲的投资占20％。10年之后，在1970年，美国的对外资产为1660亿美元，直接投资占对外资产约50％，其中对欧洲的投资迅猛增加，占到约三分之一。
美国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是其谋求全球政治权力的基础，美国人把经济和政治玩得非常娴熟。1956年，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遭到英国的反对，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试图出兵苏伊士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坚决反对军事干预，并警告英国如一意孤行，美国将抛出自己所持有的所有英国国债。英国害怕了，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英国的金融市场将会崩溃。英国人最终屈从美国的意志。
这个世界是靠金钱来说话的，美国人深有体会。
风水轮流转，而今日本人成为了金钱的主人，世界各国摆出笑脸来迎接日本的投资。
1981年，美国对外净资产达到历史顶峰，高达1400亿美元，之后，美国的经常收支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底，多年的积蓄几乎接近于零。到1985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已达1000亿美元，转眼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当年日本对外净资产达1298亿美元，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美国感到害怕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会演变成指挥世界的主人，自己不就是这样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了世界的指挥棒吗？
难怪日本人开始对其军事保护人的美国说“no”了。
和美国对英国的金钱威胁一样，日本对美国也有这样的杀手锏。以1988年为例，当年日本对美国的证券投资金额为360亿美元，约占美国联邦财政赤字的23％，美国个人储蓄总额的25％。如果日本大规模减持对美国的证券投资，则美国的利率就会急剧上升，美国的金融市场将爆发危机，股票市场和国债市场将暴跌，美国经济将陷入恐慌与萧条之中。
以上假设不仅仅是讲讲故事而已。针对1987年10月美国出现的“黑色星期一”，有研究资料认为，此次美国股票暴跌与日本大量抛售美国国债有关。在1987年3月，日本11家人寿保险公司总计持有美国国债万亿日元，占其资产总额的，由于“广场协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地贬值，为避免更大的汇率风险损失，日本这些金融机构开始大量减持美国国债，造成国债大幅下跌，提高了国债收益率，吸引大量资金抛售股票转入国债，最终暴发“黑色星期一”，造成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天暴跌了约500点，跌幅高达23％，冲击波立即殃及全球股市。
美国人该怎么办？这可是一个关系欧美千秋万载的大事。
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过世界的指挥棒，英国人虽然难过，但还不至于有绝望之感。主宰美国的人不就是从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迁移过去的欧洲人吗？其价值观念、文化思想、政治理念不都是从英国批发过去的吗？基督教信仰是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美国人的宗教信仰。
但如果日本人从美国人手中拿走了世界的指挥棒，那么世界会变成怎样的世界？美国人不敢想象，欧洲人也不敢想象。
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
1981年，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里根是靠高喊建立“强大的美国”而当选美国总统的。在他看来，“强大的美元”就是“强大的美国”的象征。
里根第一任时期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出身于华尔街，非常喜欢“强大的美元”政策，坚挺的美元把全世界的投资资金都吸引到了华尔街，美国证券投资市场一片繁荣。因此，在他领导下美国财政部不会干预不断走强的美元。
里根政府期间，美国经济面临的两大难题是：逐年增加的贸易收支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从经济政策选择来分析，面对不断增加的贸易和服务赤字，要保持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有两种方法可供选择：其一是让美元贬值，通过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来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其二是借款或吸引国外资本进入，以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
让美元贬值不符合里根政府建立“强大的美国”政策，保持美元的强势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里根政府时期，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教授（Milton Friedman）的思想是当时的主流思想，他极力倡导自由和让市场来决定一切的思想，反对政府大肆干预经济。里根政府采用了这一经济思想，高喊要建立一个“小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所以，在1981年—1984年期间，不管美国制造企业及其利益代言人的国会议员怎样呼吁要让美元贬值，以扩大出口和削弱国外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挽救日益萧条的国内制造业。但里根政府就是不为所动，坚持对美元采取不干预的政策。
这样一来，美国为支付贸易和服务赤字带来的账单，就必须借款或吸引国外资本。
里根政府选择了第二种策略，通过大量吸引国外资本，以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实现美国国际收支平衡。
美国迫切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第二个原因是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为刺激经济增长，里根政府采取的对策是通过减税，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该政策实施后，果然奏效，美国经济自1982年起进入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增长期，里根因为这一业绩而在1984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但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快速上升。美国的财政赤字自1982年起开始明显增加，1983年度高达20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6％，这一财政赤字水平一直保持到1986年。
美国高额财政赤字的另一原因是军备开支大幅度上升。里根政府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上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取得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因而大量增加军费开支，期望在军事上对苏保持绝对的优势威慑。军费开支的增加导致了财政支出的扩大。
一方面是减税刺激经济，一方面是增加军费支出，两条战线同时推进的战略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快速上升。
为解决急剧增加的财政赤字，里根政府决定大量发行中、长期国债进行政府筹资。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国债卖给谁呢？按照当时美国的居民储蓄水平，美国国内投资者是没有这么多钱来购买政府发行的巨额国债。
剩下的惟一办法就是吸引国际资本来购买美国国债。在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地方只有两个地方：欧洲和日本。
欧洲在60年代—70年代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这段时期被称为“欧洲经济奇迹”时期。在欧洲，最有钱当属前联邦德国。70年代末，在美元急剧下跌的时候，美国就曾发行了以德国马克标价和结算的“卡特债券”（Carter Bonds：指70年代末美国卡特政府针对美元汇率的动荡而发行的以德国马克等外国币种标价的国债）来募集资金支撑美元。
尽管当时联邦德国购买了美国的国债，但联邦德国主要关心的不是美元，而是欧洲1979年设立的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简称EMS），联邦德国是EMS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该体系成立的目的是协调欧洲各国的汇率政策，在欧洲内部建立相对稳定的汇率机制。通过各国政府的协调合作，使EMS成员国之间的汇率维持在上下的幅度内小幅波动，其中意大利里拉除外，里拉可在上下6％的限度内波动。由于美元的大幅度振荡将对EMS稳定带来危害，所以联邦德国同意向美国提供有限资金维持美元的稳定性。
但联邦德国并不支持美国卡特政府重振美元的政策，不愿为美国提供大量的资金，使美联储最后不得不减少货币供给量，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直接导致了卡特政府时的经济不景气，也助成了里根政府的上台。
里根政府知道，欧洲人在趁美元地位动荡不稳的关键时刻忙于建立他们自己的货币体系，所以里根政府是不可能要求欧洲人为其巨额财政赤字买单。
因此，里根政府只有依靠吸引日本的资金来购买美国的中、长期国债。
为吸引国际资本，特别是日本投资资金，里根政府实施了“高利率”与“强势美元”的政策。高利率政策以高利益为诱饵吸引日本大量的机构和个人的投资资本，强势美元政策足以稳定日本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
里根政府的这一系列以吸引国际资本为主要目标的政策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高利率和不断走强的美元的双重诱惑下，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如潮水般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