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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志愿军用最大的宽容与耐心，用和平与人道的方式，对敌方的被俘人员进行着 这样的感化。即便在残酷拼杀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的情况下，也坚持用说服教育和纪律约束相结合，严格防止满腔愤怒的指战员杀害与虐待战俘。这种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人道主义典范的崇高行为，’赢得了世界人民包括战俘们的交口赞誉。包括那位高傲的英国皇家陆军第29旅格罗斯特功勋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卡恩思中校，在遣返前夕也曾感慨道： “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各参战部队在进行战役总结时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一打败了他们就拼命逃跑，宁愿躲进深山老林饿死冻死，也不肯当志愿军的俘虏。究其原因，就在于不了解志愿军的宽俘政策，相信上司们的欺骗宣传，说中共军队如何野蛮，抓住俘虏要割鼻子抠眼珠剖腹挖心。
为了及时扩大志愿军宽俘政策的影响，从政治上瓦解敌军，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于1950年11月17日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提出建议： 立即挑选一批战俘放回敌军阵线。彭总表示赞同，并主张尽量快放和适当多放一些。因为是在国外战场，为慎重计，此事便由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和政治部主任杜平三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发电报作了请示。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电： 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该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当天，杜平主任就派专人赶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 名战俘，其中美军战俘27名，南朝鲜战俘76名。战俘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们让这些战俘理了发，洗了澡，换上新衣服，还发了路费，晚饭的时候又特地给他们加了几个菜，临行前召集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当晚，这批战俘乘着志愿军的卡车，躲过美军飞机的轰炸，来到云山以南的前沿阵地，在志愿军作战部队的保护下，全部顺利地通过了战线。
首批被释战俘回去后，在国际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第五天，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就作了公开报道，真实而详细地叙述了志愿军宽待战俘的情形，许多报刊竞相转载这一条新闻，为此引起了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下令封闭消息，并对被释战俘加以监视。结果，美联社又将此事作为“连锁新闻”报道出来： “报界的代表们，被禁止访问被释放俘虏或向其摄影，所有军官都奉命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消息，只说这是‘极端秘密’。”法新社也发布消息说： 中共释放美军战俘“使麦克阿瑟下面的一些部门极度不安。……这27名美国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1 名美国将军和3 名上校陪着。”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说真话的权利和单独活动的自由。
第67节
1950年1。1 月25日发起的第二次战役中，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攻势下，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的局面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战役俘敌5268名，其中美军527 名； 第二次战役俘敌人数就增加到8943名，其中美军为3254名，其间还出现了百人以上的美军集体向志愿军投降事例两起。一起在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攻歼乾磁开之敌的战斗中，美陆战第1 师中校1 名、少校2 名、美、英、土耳其官兵179 名，南朝鲜官兵53名，日本人3 名，台湾国民党军2 名，带着75辆汽车与坦克向志愿军投降； 另一起是由黑人组成的美军第25师步 兵第24团C 连全部官兵148 人，在连长斯坦莱和副连长阿爱考乌斯·杜尔夫的率领下，于西线云山以南地区向志愿军投降。
志愿军首批释放战俘获得成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与鼓励，他在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前夕，即11月24日给志愿军总部领导人的电报中说： 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第二次释放战俘是在汉江前线，共释放132 人，其中美籍41人，英籍5 人，澳大利亚籍3 人，南朝鲜军83人。以后在各决战役中各兵团都自行释放过多批战俘。特别是一些重伤战俘，在敌机敌炮层层封锁的条件下，要抬出战场是非常困难的，延误时日就会死亡； 扔下不管，又不符合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于是，志愿军第40军就对重伤战俘进行初步包扎治疗后，设法送还到敌人的阵地前沿，私人财物分毫不动，再留下食物和饮水，用白布写上“美军负伤战俘”的英文缩写字样，以引起对方注意并防止空袭； 在有阵地广播站的地方，就用高音喇叭通知敌人及时接运回去。这种创造性的做法，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整个志愿军前线部队中得到普遍推广。
1953年3 月间，我在铁原西北“丁字山”前线，曾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景。一天夜间，美军一个侦察小组想来捕捉志愿军的哨兵，遭到痛击后丢下1 名重伤员，其余的人狼狈逃回。第二天晚上，志愿军就将这名经过包扎的伤俘送回到了敌人阵地前沿。美军接回这名伤员后，通过阵地广播站用华语播了一条“新闻”： 联军在前沿缓冲区内运回了被共军送还的联军重伤士兵1 名。这是不打收条的收讫回音，不说“感谢”二字的感谢表示，意在下次再有“联军”的重伤被俘人员，还希望志愿军能够照此办理。
这样的事，连李奇微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也深感新奇，颇为欣赏。只是当他在位之时不便公然说出口，直到朝鲜停战14年后才写进他的回忆录： “……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抬架放到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射击。”李奇微在同一本书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我们的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这话，语气是平静的，怨气却是饱和的。从这一段话里，也可以看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不可能对战俘采取明智政策的根本原因。
与美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执行俘虏政策时，对美军官兵或擒或纵，都显得那么光明磊落，无可指摘。这是正义之师的特有优势和自豪，任何不义之师都将自叹不如而无法效仿。
第68节
每一个战俘中队的俱乐部里，都张贴着由战俘们自办的油印小报。这些小报的名称有：
《和平鸽》、《火炬》、《时代》、《新生活》、《向着未来》、《迎接明天》等等。版面都很活泼，除了国际新闻、前线战况和社论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专栏，诸如家乡通讯、体育消息、读书心得、电影评论、科学技术、小说连载、回忆录、小故事、杂文、漫画、歌曲、桥牌和棋艺、问答比赛、友谊信箱、谜语、乐器讲座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图文并茂 。
凡是阅览过这些小报的志愿军工作人员，无不暗暗地称赞战俘们的文化素质。几千名战俘中，只有4％左右是真正的文盲，其他绝大多数都是高中文化程度，约10％的人是大专文化程度，而所有军官几乎全部都是大学毕业生。如果撇开军队的不同性质，单纯从文化程度上与当时的志愿军相比，其差距是十分惊人的。
志愿军陆军部队的一般连队中，文盲占极大多数，只有少数人上过小学和极个别的初中生，几乎找不到高中生和大学生。我到过一个驻守上甘岭的连队，一位文化教员告诉我，他所在的连队总共140 人，只有2 名“知识分子”，一名是他本人，高中一年级肄业，一名是连部文书，高小毕业； 其他有几位连排干部刚刚经过扫盲教育，只能识二三百字。这位文化教员统计出一个有趣的数字： 全连按人头算，平均每个人仅识字35个。这样的文化结构，当然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造成的结果，责任不在志愿军本身。所幸的是，这样低文化的部队为正义而战，照样打败了高文化的现代化侵略军，文盲兵照样叫外国大学生官兵缴枪当俘虏。
西方军队的官兵们，一当他们脱离侵略战车前成为正义之师的战俘之后，良知得以逐步复苏，他们的文化素质便开始显露出了光彩。战俘小报，便是一面折射这种光彩的镜子。 二 战俘们不满足于中队范围内的小报，也不满足于各中队小报的互相交换。根据他们的精神需求，渴望创办一份容量比较大的综合性杂志。一封封建议信通过各中队俱乐部转到了俘管处领导机关。 美俘普雷斯顿·里奇的话，表达了伙伴们的共同心愿： “我们很想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和平运动的情况，要做些什么才能停止朝鲜战争，家乡的生活情况怎么样，还有体育运动的情况，娱乐和文化情况，我们都想知道。而没有一份高规格的报纸或期刊，是无法提供这些消息的。”
教育科科长田志洪是一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戴一副近视眼镜，有学问，有胆识，性格开朗。他听翻译介绍了战俘们的这个建议后，击掌叫好： “这不是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吗？ 我相信他们会办好这件事情的。”他立即找来两位副科长一起商量。两位副科长都是才思敏捷干劲十足的少壮派，都说这是个创造性的好主意，很有必要办一份内容比较丰富的综合性刊物，要想法子争取早日办成。他们随即向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副主任席一、郭铁作了汇报。经过一番议论，三位主任当即表态： 应该理解战俘们的这一正当要求，必须帮助他们创办一份综合性刊物。编辑记者要精干，从战俘中选拔产生，版面事务由战俘编采人员自行作主； 不予干涉。俘管处可以派一至二名英语翻译参加一些必要工作，主要负责联络、协调、提供战俘营以外的稿源，负责终审把关，防止泄密和政治性差错。
一份英文期刊很快创办起来了，刊名是《Toward Truth&Peace》，译成中文就是《走向真理与和平》，16开本，每两周出版一期； 因限于当时的战地条件，没有铅印设备，只好用打字排版，手工油印。
《走向真理与和平》，这是一份极受读者欢迎的期刊。每期刊物一出版，各中队的战俘们都争相阅读，前线各对敌广播站大量播出其中的作品，国外许多正直的通讯社和报刊也竞相引用该刊发表的稿件。这一份不寻常的刊物，载负着西方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享受人道主义待遇的真相，载负着西方战俘要求停止朝鲜战争实现世界和平的呼声，传向四面八方，传向开城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传向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甚至传向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第69节
这一份奇特的刊物，是一个奇特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群特殊身分的人的特殊生活； 他们曾为侵略战争服务并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丧失了自由； 他们虽然丧失了自由却享受着生活的宽待； 他们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却在积极追索心灵的自由，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与责任； 他们正在恢复自信与尊严，由“弃儿”与“囚犯”般的消极处境转向为和平而斗争的积极地位，选择了新的目标，开始了新的进军。
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一个熔炉在运转，它使冷酷熔于热情，它使误解转为理解，它使仇恨化为友谊。
上下五千年，伴随着人类的进步，残酷的战争迄今没有间断过。有战争必有战俘。搜遍历史陈迹，何曾见过收容战俘的一方允许被收容的战俘在战俘营中为自己办刊物？ 而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俘营中，被收容的西方战俘却办起了期刊，交流自己所关注的信息，叙述自己的生活状况，表达自2 的心声。这样的事情，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创举。
《走向真理与和平》编辑部的全体业务人员只有六名： 一名英国战俘，一名美国战俘，一名菲律宾战俘，一名南朝鲜战俘，两名协同工作的志愿军女翻译。此外，还有几十名“特约撰稿人”和一大批义务通讯员，他们是分属于十多个国家的战俘，散布在不同战俘营的战俘中队里。 三 《走向真理与和平》因为由不同国家的战俘成员联合创办，反映不同国家战俘及其亲属们的愿望，体现一种诚挚的国际友谊，这个小小的期刊社便被战俘们称之为“小联合国”。
“小联合国”里真有几个热心的能人。
美术编辑罗纳尔德·柯克斯，是英国皇家陆军第290 旅第八骠骑兵队士兵。他身材颀长，棕黑色的头发，容貌端正，爱抽烟，不爱多说话，有一种学者般的深沉感，兼有一点大英帝国的绅士遗风。伙伴们说他骄傲，就以他的姓氏谐音作绰号，叫他Cock一公鸡，叫顺嘴了，也就产生了亲切感，后来志愿军工作人员们干脆用中文译音叫他“公鸡”，他也乐于接受。
柯克斯多才多艺，画得一手好画，还能写漂亮的花体字，在中队办墙报和油印小报时就已经显露才艺，受到众人的赞扬。能者多劳，凡是用得上美术的地方，都少不了请他露一手。他曾给战俘营的运动会设计了巨幅会标，闪烁出朝气与活力，给伙伴们增长了生活的勇气和乐观情绪。他为人正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敢于坚持公理，深得美英战俘们的共同信任，被选为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文字编辑普雷斯顿·里奇，他是美国黑人战俘，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人。
里奇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从小酷爱文学，通过自修有比较高的文字表达能力； 他又是一个体育爱好者，运动场上的健儿，性格活泼，为人随和，平时有点不修边幅，帽子翘在后脑勺，娃娃似的胖胖脸膛上蓄着一抹小胡子，很逗人喜欢。他在刊物的采编工作中虚心勤勉，由不懂到懂，边学边干，干出了显著成绩。后来战俘营出版了一本纪念册，他不无自豪地撰文叙述了这一过程： “我的伙伴们看书报杂志是不少的，但是为了使我们在这里过得更好些，我们需要一份我们自己的刊物。战俘营当局考虑了我们的要求，像过去一样，对战俘们请求的事他们都作出及时的决定。志愿军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为我们提供了设备和材料。我们的刊物不断改进，不断发展，受到广泛的好评。……全体人员生活在极好的国际友谊之中，尽可能互相帮助。起先我想我干不好这个工作，因为我以前没干过，缺乏经验。但是干了一段以后，由于志愿军的通力合作，这个工作变得轻松愉快了。他们指导我搜集新闻，并告诉我，任何一则新闻被引用或改编，必须注明出处。所以我们的新闻受到普遍的信任。改编的新闻，来之于由志愿军提供给我们的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家的报纸，由我们自行选择和摘编。另外有些最新的新闻是从远东地区的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的。”
第70节
菲律宾战俘艾米雷诺·巴赫，专门负责稿件打字。他有娴熟的英文打字技术。
每当文稿编完，画出版样以后，他就按版面要求打好字； 付印前需要变动版面，也不厌其烦。除了打字，他还兼了校对工作。他瘦瘦的个子，黑黑的脸，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干起活来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
南朝鲜战俘小金，专管印刷和装订。他才17岁，文化程度不高，却很聪明，懂一点英语 和汉语，一架手摇油印机让他保养得很好，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极少出故障。除此以外，也做一些收发通联工作。指导这四名战俘工作的志愿军，是两名年轻的女翻译。一个叫朱永淑，25岁，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成绩优异，曾留校任助教，和同校一位青年讲师结婚不久，便报名参加志愿军，来到了战俘营。另一个卢江，才19岁，是位上海姑娘，上海解放后报名参军，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深造期间参加志愿军； 来到志愿军俘管处，就和朱永淑一道工作，两人同住一个炕屋，亲热得像一对姐妹。朱永淑身材娇小，性格温柔，说话轻声慢语，走起路来总是碎步小跑，一心一意都扑在工作上，特别珍惜时间。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每晚睡觉前都要一个人默默地做祷告，自律很严，小心谨慎，声言自己不愿介入政治，却不明白她的一切行为，早已介入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项政治使命———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她本人对这一崇高的献身行为，只是解释为遵照上帝的旨意办事，为祖国效力。卢江在上海一个教会学校读的高中，虽然不信教，但能理解朱永淑，在生活上尊重她，照顾她，在业务上互相学习。也许因为朱永淑信教，编辑部的几名战俘反而更亲近她，也更亲近志愿军。战俘们在成为战俘之前，都听他们的上司讲过，共产党容不得有神论者，谁信教谁就要遭到杀害。在他们眼前的志愿军队伍里出现基督教徒，使他们更觉得共产党人不是那么可怕了。
朱永淑和卢江在四名战俘面前，没有扮演过“特派员”的角色，她俩是编辑工作的参与者和协调人。尽管在名义上担负着审稿责任，这是日内瓦公约赋予战俘拘留国方面的应有权利，在战俘尚未解除战俘身分成为自由平民之前，在生活上需要获得人道待遇，其言论和行动仍须受到拘留国方面的监督与约束。尽管如此，她俩从来不曾轻率地否定过一篇稿件，扣压过一期刊物。为了编辑工作的需要，她俩还到处搜集报道素材和背景资料，供给里奇和柯克斯选编或参考； 编辑部成员们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能直接解决的就马上给予解决，无权解决的就迅速向有关方面转达。
在她俩的提议下，教育科和俘管处总部领导人还特意为编辑部调整了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新建的办公室用干打垒砌墙，装上玻璃窗，支了取暖的地炕，炕面摆了写字桌，窗明几净，文稿累累，夜晚电灯灿灿，如果不是经常拉警报，钻防空洞，谁处在这样的房间里，都不会怀疑这是一家颇为正规的刊物编辑部。除了四名担负业务工作的战俘外，还有一名南朝鲜战俘分管编辑部的勤杂工作，也姓金，因为40多岁了，大家都称他老金。老金不识字，能听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