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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忠济的勇猛，再一次引人注目。张芾上疏称赞他精敏勇敢，军中畏服，累积战功。文宗下旨，把江忠源的这个二弟擢升为通判，加授五品官衔，赐戴孔雀翎。
过了两天，太平军又在左右两侧挖隧道，埋下几处地雷，同时引爆，炸塌八十多丈城墙。土石飞空，爆炸声犹如山崩地裂，太平军高呼口号登城。江忠济率兵冒着烟尘阻击，他斩杀先登的两名太平军，然后率部将登城的太平军全部杀光，太平军尸积如山。江忠济命令部队火速重砌城墙。
然后，江忠源命令百长李光宽带领部队穿地道出城，开凿壕沟，引水注入，太平军的隧道全部作废，南昌的城防才稳定下来。
江忠济因功升任知府。
前面说过，湖南增援广西的湘军部队，江忠淑部在路途中就溃散了。罗泽南和夏廷樾等人率部于9月2日到达南昌，进攻南昌七里街太平军营垒，在城下与太平军开战。书生个个奋勇，踊跃向前，与太平军搏斗。
太平军佯装败退，绕到湘军后面，发起攻击，击败湘军，致使五百多人伤亡。阵亡的七名营官都是书生，其中包括附生谢邦翰，童生罗镇南、易良干和罗信东。罗泽南和夏廷樾将残兵收拢入城。
谢邦翰是罗泽南的弟子，所带的部队叫做湘右营。谢邦翰死了，曾国藩给他写了挽联。他的副手李续宾侥幸活了下来，接管湘右营。后来成为一代名将。
曾国藩听到湘军落败，一点也不沮丧，反而非常高兴。他发现书生果然可以带兵打仗，不是胆小怕死和惯于投机取巧的绿营将领可比的。湘军虽然打了败仗，还敢进入被包围的南昌城，如果换了绿营，是不可能做到的。
罗泽南入城后，南昌西南方几百里外的泰和有会军起事，攻占了泰和与安福，并且围攻吉安，杀死了吉安知府。
江忠源对张芾说，他想派三千名湘军前往镇压。巡抚以下官员，见太平军几次炸毁城墙，城内人心惶惶，担心一下子派出三千人增援吉安，会大大削弱城防力量，都不同意江忠源的意见。
江忠源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泰和的贼寇刚刚起事，即时扑灭，还算容易。要是他们扩张了势力，与长毛勾结起来，断绝了南昌上下的道路，那就危险了！如今南昌的兵力超过了一万，留下这三千人，也不会多到哪里去，派出这三千人，城防兵力也不为少。事情孰轻孰重，一眼就能看出，诸位还犹疑什么？”
于是，他派夏廷樾驻扎在南昌西南约二百里处的樟树镇，派刘长佑和罗泽南率部前往吉安。
湘军赶到吉安，即时发起攻击，会军解围逃跑。刘长佑领兵向泰和攻击，罗泽南则率部攻击安福，攻克县城。晚上，会军集结兵力，杀了个回马枪，又被罗泽南所部击败。
第二天，会军又来争夺县城，罗泽南的军士一以当百，鏖战许久，斩杀大批会军。
与此同时，刘长佑所部也攻克了泰和。
会军残部东奔湖南。骆秉章命令罗泽南回师追击。李续宾跟随罗泽南追到永新，进入湖南。
夏廷樾几次捕获会军的谍报人员，搜出他们与南昌太平军往来的书信。其中包括太平军的命令，要求会军急攻吉安，太平军会派兵前来会师。由此可见，若非江忠源果断地派兵增援吉安，清军的局面恐怕就不可收拾了。
1853年，咸丰三年（19）
湘军渐渐熟悉了战阵，与楚军相当。吉安战事平息后，江忠淑等人督催船筏返回南昌。
李续宾在此战以后，得了个从九品的官衔。请假回家。
与罗泽南一同增援南昌的郭嵩焘，在曾国藩的湘军幕府，一直担任高级参谋的角色，还为湘军募集军饷。曾国藩派他随军增援南昌，既可以为江忠源当参谋，同时也可以为曾国藩了解江西战场和援军作战的情况。
郭嵩焘跟随江忠源防守章江门。他从太平军探子的口供中得知，太平军所到之处，都在船上宿营，他们在文孝庙修筑栅垒，是为了保护船队，只要派兵轮番巡守就行了。当清军杀来时，他们就列队阻击。当时长江及内湖的水路，都被太平军占据，而清军没有一艘船在水上。太平军的船只数以万计，在南昌周边东西往来，穿梭于饶州和瑞州之间。
郭嵩焘对江忠源说：“东南都是水乡，贼寇占据了长江水路，而我军只以陆师攻击，势必鞭长莫及。我军一定要与贼寇争夺长江之险，然后才可以制胜。如果不造战船，就无法与贼寇作战。”
邓仁坤也觉得水师非常重要，并且为太平军的水师感到头痛。他曾想出奇制胜，焚烧太平军的船队。他对江忠源说，鄱阳县的知县沈衍庆办事果断，很有谋略，可以命令他率领所部一千人，准备一些船只，在稻草里面藏火药，从水上袭击太平军。但是，这个建议没有通过。邓仁坤又下令将几十艘运粮船改为炮艇，招募水兵，扼守进贤门，以保饷道的畅通。
江忠源听了郭嵩焘的意见，大为赞许，便请郭嵩焘拟写奏疏，请清廷下令，责成湖南、湖北和四川各造二十艘长龙快蟹战船，操练水师，命令广东筹款购买一千尊大炮，配备到所有战船上。
江忠源当天就派快马将奏折送往京城。文宗阅后，批准照办。湘军水师的兴起，起源就在这里。而湘军全靠有了水师，才有可能在后来大规模出征时，截断江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郭嵩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看法，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阵营中的所有有识之士的重视。这充分表现了书生观察问题的敏锐性。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已有两年多，直到现在才有一个人明确地提出，没有水师，就无法与太平军抗衡。而这个人物，就是湘军大本营的高级谋士。
郭嵩焘在1853年提出建立水师，距离1815年美国建成第一艘明轮蒸汽军舰“德莫洛戈斯”号，已有三十八年。这艘后来改名为“富尔顿”号的轮船，排水量达到二千七百四十五吨，航速接近六节，装有三十二门十四点五公斤的火炮。
就在江忠源防守南昌的这个夏天，美国培理舰队的四艘战舰，出现在日本海岸，依靠坚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剑为支柱的武士梦想。当时西方的强国还没有造成铁甲舰，中国人和日本人处在同一个起点上。这两个东方国家的水战技术虽然远远落后于西洋，但并非没有可能赶上去。日本人后来急起直追，成为海上强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1853年的南昌守军而言，造船是远水，救不了近火。郭嵩焘说，南昌被围已久，造船工程不是指日可待的，眼下时间仓促，只能先造一些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巨筏，把火炮排列在筏上，与陆师一起，夹岸冲击太平军的船队。
巨筏造成了，却没有立刻派上用场。围攻南昌的太平军已于9月24日撤围，扬帆北去。直到下一年，这些巨筏才被曾国藩用来堵塞湖口。
邓仁坤见太平军撤走，对巡抚说：“贼寇是主动撤离，并没有受到重创，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他极力要求大力修筑城防工事，亲自监修炮城和炮台，在城墙上修建官房、营棚、军器库、硝磺库、了望台和了望楼，加宽和加深环城壕沟，要求宽度和深度都要达到三丈。还在壕沟边修筑炮台，用石块垒砌堤闸。这些工程，总共花费了十四万多两银子，把防御工事修得固若金汤。
这些工事后来为曾国藩防守南昌提供了极大的好处。不过，这些事情都与江忠源没有关系了。
南昌解围之后，大家把南昌的保全，归功于江忠源。清廷赏给他二品顶戴，赐给他白玉翎管和白玉搬指。
楚军再次扬名，湘军初次在省外获得了声誉。
1853年，咸丰三年（20）
邹汉勋和邹汉章两兄弟都得到了清廷的提拔。邹汉勋升为知县，邹汉章升为训导。邹汉勋继续跟随江忠源征战，邹汉章却离开了楚军，到长沙投奔曾国藩去了。
江忠源受到了褒奖，处境却在恶化。他的部队没有及时地得到军饷，部属仗着刚刚打了胜仗，索要饷银和奖赏，引起大哗，勇健的军士大多数散去，江忠源的兵力大大削弱。
胡以晃等人主动撤掉对南昌的包围，北上湖口。当时石达开奉命驻扎安庆，主持西征战事，决定分兵两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军西进，直取武汉。胡以晃和曾添养率军固守安庆，保证天京至九江交通无阻，并经略安徽北部，策应北伐战争。
38
在1853年长沙最炎热的三个月里，曾国藩不仅感觉到了天气的闷热，也感到了官场的挤迫。
骆秉章、徐有壬和陶恩培这些文官都在挤兑曾国藩。他们表面上没说什么，也没做什么。长沙的武官们则不然，他们认为曾国藩手伸得太长，介入了他们的权势范围，要给这位钦差大臣一点颜色看看。
7月份，曾国藩把他看好的参将塔齐布上疏推荐给文宗，同时弹劾唆使提督侮辱自己的长沙协副将清德。曾国藩说，塔齐布忠勇勤勉，可以大用。他甚至说，塔齐布将来如果作战不力，他愿意与塔齐布一起受罚。
皇帝下诏，赏给塔齐布从二品副将衔。
塔齐布刚见曾国藩的时候，还只是一名五品守备。曾国藩非常看重他的才干。他每次操练部队，都执旗指挥，哪怕天下暴雨，他也巍然伫立，毫无倦容。于是，曾国藩对他十分倚重，命令他管束辰州勇丁。
几个月前，曾国藩训练所部的湘乡勇丁，命令长沙的绿营兵与湘乡勇五天会操一次。塔齐布每次会操都带左营前来参加。清德看不顺眼，自认为将官不能受文官辖制，就连巡抚也照例不问军营操练，为什么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却要管？他认为塔齐布讨好曾国藩，破坏了营制；便向来到长沙布置防务的提督鲍起豹打小报告，诋毁塔齐布依附曾国藩。
鲍起豹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嫉恨塔齐布不尊重自己。这个昏庸自喜的提督扬言道：“盛夏操兵是虐待军士！本帅现驻省城，本帅不传操，谁敢妄为，军棍从事！”
塔齐布听了这话，非常沮丧，也有些害怕，不敢出操。司道官员们暗中窃喜，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训那些多事的人了。
于是绿营兵与团练勇丁互不买账。提督的标兵本来就看不起练勇，现在依仗着提督的威势，更加骄横。
很不凑巧，8月17日有一名湘乡勇丁试枪时，误伤了绿营标兵的一名长夫。绿营兵大怒，吹起号角，挥舞旗帜，列队攻击湘乡勇，城墙上的军士都跨越矮墙跑出来，闹得城内人心惶惶。曾国藩鞭打试枪的湘乡勇丁，以示向绿营道歉，事情才平息下来。
绿营闹事，湘军还要作战。广东乐昌的会军攻打湖南东南角边界的兴宁，曾国藩派王錱率领湘乡勇将他们赶跑。
令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清廷在给他撑腰，下令将清德逮捕问罪。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9月6日，提督手下的永兴协与辰州勇丁发生械斗。辰州勇是塔齐布教练出来的，提督标兵岂肯放过！他们吹号集合，排成队列，攻击辰州勇丁。
曾国藩想到内斗没有止境，如果不管好军队，官员和百姓都会看不起他这位朝中大臣，他还怎么打击不法分子呢？他连忙给提督行文，要求逮捕主事者。鲍起豹跟钦差大人赌气，吩咐部下：“就遵照他的命令，绑起来送到辕门！”
标兵气势汹汹，满街横行。9月8日，他们包围了塔齐布的参将署。曾国藩打算把提督绑来的人斩首，杀一儆百，但又担心发生兵变，犹豫不决。营兵日夜聚集在城里游巡，文武官员闭门不问。他们更加猖狂起来，公然围在曾国藩公馆门前。这公馆是巡抚打猎的园子，骆秉章却装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曾国藩料想绿营兵不敢冲进来，顾自开始办公，没想到标兵竟然手持刀矛进了园子，刺向钦差的随从，还差点刺伤钦差本人。团练大臣只好去敲巡抚的大门，骆秉章假装吃惊，向他道歉，并从中斡旋，放掉被绑来的标兵，对作乱的标兵不予追究。司道以下官员公然指责曾国藩办事操之过急，才会激起这种变故。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3年，咸丰三年（21）
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城外，躲避标兵。曾国藩的幕僚都很气愤，认为应该上奏朝廷。
曾国藩叹息道：“时事这么危急，我们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大乱，怎么敢以自己的小事烦扰君父？我宁愿自己避开。”
9月13日，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闽浙总督吴文鎔改任湖广总督，骆秉章实授湖南巡抚。
9月14日，曾国藩带领僚属和湘军开拔，移驻衡州。
这时南昌已经解围，但增援江西的湘军，还没有返回湖南。曾国藩闻报：江西泰和与安福的会军被罗泽南的湘乡勇打败后，逃到湖南，攻占了茶陵，他赶紧派王葆生、塔齐布和王錱率领部队联合攻击。起义军进而攻占安仁，杀死训导吴棠。
骆秉章命令训导储玟躬募勇前往攻击。储玟躬和把总张大楷率部驰进，在安仁和酃县交界处与会军遭遇。他们与酃县团勇一起，合力围攻，大败会军，迫使会军撤回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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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忠源率领的楚军，在南昌之战以后，几乎都离他而去。从此以后，江忠源只能带领绿营兵作战，从而由一个常胜将军，走上了失败乃至身亡的道路。
楚军勇丁离江忠源而去的原因，是江忠源无法兑现军饷和奖励。
楚军自从出征广西，转战四个省，没有固定的饷源，可以想见，勇丁们的收入并不丰厚。而楚军屡战屡胜，也付出了不少牺牲，但是军纪严肃，不许掠夺，军士们也没有发战争财的可能。这些来自山野的农民军士，感觉到没有盼头，于是离开他们在官场上飞速高升的首领而去。
军饷的缺乏，在战争中临时招募勇丁组建起来的部队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军饷的来源，起初是靠募捐。但这种来源是不稳定的。如果在本省作战，还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官银，一旦出省，募捐和官银，两者都靠不住了。
军饷不足，同样困扰着江苏的清军。在曾国藩感到郁闷的这个夏季，镇江和扬州一带的清军，日子也很难过。他们不但被大平军打得大败，也在为筹集不到军饷而发愁。
7月18日，镇江的太平军与清军在北固山下开战。太平军埋伏在山下，突然出动，放火焚烧清军的军营，把清军环绕镇江城修筑的七座营垒全部攻占。邓绍良率部退守丹阳，都司刘廷锳率领潮州勇断后，太平军不敢逼近。
刘廷锳是个商贩出身的将领，胆大心细，足智多谋，自动从上海招募勇丁，来到镇江作战，在城南扎营。他的部队打仗，善于以少胜多，所以太平军对他有几分畏惧。
7月20日，太平军大举袭击丹徒镇，一百多里外的常州城得到消息，吓得连忙戒严。向荣命令总兵和春扼守徒阳运河，刘廷锳也率部从镇江赶来，挡住太平军南进的道路。刘廷锳继续进军，逼近城墙，修筑壁垒。
8月22日，清军江北大营造成了楼船，从水上攻打扬州，不但没有攻克，还阵亡了大将双来。
第二天，瓜洲和浦口的太平军联合攻打天京附近的三汊河，清军侍卫都兴阿将太平军击退。
这时，从北方陆续赶到江苏的各路清军，全部驻扎在扬州城外，军饷供应中断，雷以諴的部队情况最为严重。雷以諴不能眼看着军士们饿死，情急之下，想起了厘金法，决定征收商业税来养活部队。
厘金是商人的发明。在位于交通要道的城镇里，各地的商人都会开设会馆，为家乡的商旅提供方便。会馆从百货的盈利中抽取一定的金额，储备起来，公用开支。厘金的抽取，一般是一千文抽取十文到二十文，各省都有这样的情况。
雷以諴曾在史书中读过，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驻扎在北部边疆雁门郡，从集市上抽取商业税，用于养活自己的士兵。他拥有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匹战马，以及十万大军。古代用兵，费用巨大。赵国是个小国，李牧又驻军在那么偏僻的地方，靠着商业税的供给，军饷也不会匮乏，行军不缺粮草，士兵不愁吃穿。
明代不征商业税，全靠农业的税收来供养军队，赋税的一半用于养兵。全国每年收入应该有二千多万两银子，但十年的节余，还不过一年的收入，郡县府库照例都没有储蓄。大农春秋有两次收获，往往还不够开销。战火一起，田地里不再播种收获，朝廷收不到关税，而赈灾抚恤，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于是劝人捐输，商议借贷，想用一两位贵戚大臣的私财，填补天下的费用，实在想不出办法了，便增收农业税，弄得民不聊生。
1853年，咸丰三年（22）
清朝的统治者察觉了这种弊端，两百多年坚持不加农业税。然而，每当战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经年累岁的徭役，把国库的钱全部拿出来，也不能满足所需的开支，谋臣们束手无策。
太平军起义之后，清廷筹饷派兵，耗费六百多万两银子，后来财源枯竭，所拨的钱财，只是公文上的数字，长久无法落实。将帅们也知道这当不得真，便各自去想办法。他们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捐输，第二便是厘金。
捐输和厘金两种办法，都起源于战国和秦汉时代。但比较起来，捐输是个笨拙的法子，朝廷卖官鬻爵，流敝很大，败坏了风气。何况与捐输比较起来，用商业税来供给军饷，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来源。
雷以諴想起了厘金法，在扬州东北方四十里处的仙女镇开始实行。他按照商人们的惯例在抽取的比例上加以增减，对商铺和流动商人采取不同的办法收税。对于商铺，一年酌定收税多少，叫做“板厘”；对于流动商人，则设卡征收，与关税相同，叫做“活厘”。
雷以諴实行的这个办法，对百姓的影响很小，也不会挫伤商人的积极性。东南部的清军将帅争相效法，不断提高收税比率，所设的税卡越来越多，抽取的税金越来越重，每年的收入超过人口税的数倍。战争平息后，厘金成了惯例。此后几十年，全国的商贾都为这种税收感到头痛。
雷以諴的举措，在1851年开始的这场战争中，是清军首次采用这种办法来供养作战部队。此举为湘军筹饷提供了借鉴。曾国藩后来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