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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一些省市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有的组织部干部打长途电话责问《人民日报》：“这篇文章是哪里来的？有没有中央文件作依据？如果你们不根据中央原有的文件精神办事，这么多案子咋*？这只能搞乱局势，制造新的不稳定！”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委和组织人事干部也说：“这事很难办”，缘由是：“前任首长批的，现任无权过问”；“好不容易定了的案，现在不能翻烙饼”；“揭批‘四人帮’、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重，顾不上再搞这档子事”……说得最软和的，也是“问题太复杂，只能慢慢来”。
怎么办？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耀邦说：“这不奇怪。自从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4）
接着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忍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把持的*中央组织部。
二、为了*冤假错案，*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郭*，原为部队的一名军政委，曾被康生赞为解放军几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后不久，他被派到中央组织部和中监委“支左”，接着就肩负起全权掌管中组部的重任。在他的把持下，现在中组部对落实干部政策、*冤假错案持消极、抵触态度。这里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常常把来访的党员、老干部拒于千里之外。许多老干部说它像一座“官衙门”。
粉碎“四人帮”后，“*”中被打倒的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到中组部上访，想诉说诉说*、“四人帮”对他的诬陷*，要求落实政策，给份工作。不料郭*竟叫人把舒同挡在大门外。
本来，舒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很多老战友和老部下，但经过十年*，音讯隔绝，他不知这些同志情况怎样，不便贸然拜访，只得摸到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暂住，等打听出有熟人可投时即离开。郭*闻报，又让招待所的人把舒同的手提包扔出门外。这些奉命办事的人对舒同恶狠狠地说：“郭部长指示：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6000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待着。
在外地，被“押解”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要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这些，郭*充耳不闻。
那么，对原来就是中组部和中监委的陈野苹、袁任远、张策、张志杰、杨士杰等一批老同志呢？都一样，也不给他们落实政策。粉碎了“四人帮”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在天天扫院子，连办公大楼都不准迈进一步。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了个人的尊严，纷纷奋起抗争，被迫使用了那时通常使用、他们此刻也不得不使用的大字报。一霎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的把持下，才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还有些大字报厉声斥责这位中组部领导，继续糟蹋坑害党的干部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老同志们强烈要求立即给他们妥善安排工作。
郭*听说院子里贴了为数众多的大字报，不免大吃一惊。立刻叫一些还能接受其颐指气使的人，“赶快撕”。可是，他在前面叫人撕，老干部又在后面跟着贴。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把被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还有人把大字报送给了*。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5）
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屋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下一步怎么办？耀邦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干部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们的极“左”作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的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冤假错案的局面。
他与大家几经研究，确定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文章应着重挑明，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某些组织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犹豫不决，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严重妨碍了这项重要工作的开展。
耀邦动情地说：革命战争年代，干部到了党的组织部门，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感到十分亲切温暖。但是这些年，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破坏，一些组织部门在“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控制下，干了不少坏事，把党的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全破坏了。我们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彻底批判这种反常状况，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重新发扬光大，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真正的“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在第二版，也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5封读者来信。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了一些地方已经落实干部政策的报道。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又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一批新的大字报，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了叶剑英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同志。
在叶剑英、*、陈云老一辈领导同志的积极干预下，1977年12月初，中央决定，郭*调离中组部。经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接任中组部的第一把手。由此，*中央组织部才终于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于1977年12月15日到中组部后，立即与全体同志见面。中央组织部不少同志向笔者回忆说，耀邦这次见面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那句话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光是人人熟知的‘*’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同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好的txt下载网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6）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不少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都如攀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四人帮”们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并成立了阵容庞大的干审局，这个局有1位局长和6位副局长，其首要任务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不久，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就接任了这个局的局长……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此后，中组部的同志坚决贯彻落实耀邦关于*冤假错案的精神，对推动*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身体力行，中组部重新成为“党员之家”
中组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耀邦在见面会上所提的要求，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的*尽职尽责，而耀邦也身体力行，夜以继日地工作。从此，“党员之家”的美名重新大振。
1978年1月，*到中组部安排工作就绪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6麻袋。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205位干部的联名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1000多名干部中的800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他们这205位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5人，司局级干部14人，处科级干部86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100人，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
耀邦看了信愤愤地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这批著名的老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205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7）
工作组前后忙了十余日，写出的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不但迅速解决了对外文委205位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6000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消息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北京各高等学校。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成了“党员之家”，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郑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与*也有摩擦等，结果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遭到了长时间的折磨，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4年，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然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就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他想亲自找郑仲兵谈话，后因有急事改请中组部宣教局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这位局长对郑仲兵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与中组部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做出了*结论，恢复了名誉。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到北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校校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1952年3月，恽逸群因两条“罪行”被开除党籍。一是1950年，他曾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其地主姐姐被人打伤的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入院治疗；二是，他将《解放日报》的一笔公款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他被开除党籍后，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冤案，他又因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而于同年5月10日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汉年纯属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9年。在这10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判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8）
1965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江苏省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每月只给生活费37元。1966年“*”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能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的哮喘症。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不久，71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到中组部上访。*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昭雪，并介绍他去见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120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上海市纪委筹备组做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不够彻底，遵照《*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为他做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20余年，应予*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虽然，彻底*、恢复名誉晚了一大步，但在*与他长谈之后，他就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73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也曾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