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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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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
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
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


② 徐乃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战时问题》,第 38—55 页。
①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1900—1949 年》,第 132- 151 页。
① 休?迪恩:《国民党中国的政治反动》,《亚美杂志》第 5 卷第 5 期(1941 年 1 月),第 210—213 页;
丁徐丽霞(音):《现代中国的政府对于新闻的控制》, 第 139—141 页;高思致国务院,美国国务院档
案 893。00/15319(1944 年 3 月 14 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关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联合起来的备忘录,
第  6 页;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各处;道格拉斯?罗伯逊?雷诺兹: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
战时中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1938—1945 年》,第 306— 308 页及各处。
② 欧俊臣:《战时中国的教育》,第 106—111 页;杰西?格雷戈里?芦茨:《中 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



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
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
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
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
密者。③
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
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
密机构,从 1935 年的 1700 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 4—5 万人。戴笠的职
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
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
10 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
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
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 1935 年至 1945 年间
有 130 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
最令人恐怖。
到 1944 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
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 年和 1941 年,那里庄稼歉收,而 1942
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
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
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
1942—1943 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 300 万人逃难
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
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 300 英里长的
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 100 万人被征募去加高
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
备饭食。  1944 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
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
装起来,解除了 5 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
了。①


年》,第 386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 340—347 页;范宣德致国务院:《三民 主义青年团四川代表会
议》,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408/1(1943 年 3 月 17 日);兰登致高思:《昆明中国大学生中的活动》,美
国国务院档案 893。42/8— 3144(1944 年 8 月 31 日),第 2 页。
① 《戴雨农先生年谱》,国防部情报局编,第 25 页;陈少校:《黑网录》,第 102— 106 页;董显光:《中
国与世界新闻界》,第 180—181 页。
② 李一叶:《中国人民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第 51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 国的“劳工营”》,美
国国务院档案 740。0011 太平洋战争/3678(1943 年 12 月 24 日);萨空了:《两年的政治犯生活》,第 91
页及各处;《上饶集中营》, 第 3、23 页。
①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66—178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 第 9—19 页;江上清:
《政海秘闻》,第 157 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251, 附件 1(《1943 年 12 月 26 日国务卿关于西安
详情的非正式报告节录》),第  1 — 2 页;哈尔致多诺万:《中国最近的事件和动向》,战略情报局档案,



1943 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
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
下当自由民。”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
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 1943 年春,大约有 5
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
福建有 4000 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③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
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 1944 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
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
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
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

1945 年 5 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 1938 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
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
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
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
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
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
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 年 4 月,
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
表层下沸腾”。③
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
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
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
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


XL2032 (1944 年 9 月 4 日),第 1 — 2 页;赖斯致艾奇逊:《中央军在鲁苏豫皖边区的 征募、待遇、训
练和行动》,战略情报局档案 116311,第 2 页。
②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 闻》,附件第 3 页。
③ 《湖北省政府报告,1943 年 10 月—1944 年 9 月》,第 132 页;《胡上将宗南年 谱》,第 118—121 页;
吴鼎昌:《花溪闲笔正续集》,第二集,第 194、199 页;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21 页;范宣德
致国务院:《四川彭县骚乱的处 理》,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002(1943 年 4 月 26 日),艾奇逊致国
务院:《贵州省状况:自由中国的动乱》,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00(1943 年  7 月 27 日),附件
(约翰?C。考德威尔:《福建省情报告》),第 2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孙科博士对于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的看法》,美国国务院档 案 893。00/15340(1944 年
4 月 14 日),附件 1,第 3 页:高思致国务院: 《孙科博士批评三民主义青年团现行目标和方法的讲话》,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366(1944 年 4 月 25 日),附件,第 2 — 4 页;高思致国务院:《孙 科博士对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讲演》(1944 年 6 月 7 日),载《亚美杂志论文集: 中国灾难的线索》,第 1 卷,第
542 页。
② 《复兴中国国民党建议》:战略情报局档案,L57067,1945 年 5 月 25 日,第 1— 4 页,《新官场现形记》;
易劳逸:《失败的根源》,第 101—102,109—124 页。
③ 德姆鲁赖特致范宣德:《成都警察与警备司令部部队之间可能发生冲突》, 1943 年 4 月 26 日,美国国
务院档案 893。105/93,第 2 页。



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
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 1943—1944 年,他
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 1944 年 7 月报告,
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
有什么希望”。②
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
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他们希望避免使
用武力。他们专注于建立一个继任的国防政府作为替代。为了批准这些计划,
他们安排大约于 1944 年 10 月 10 日在成都举行一次国民代表大会——包括国
民党(40%)、中国共产党(20%)、民主政团同盟(20%)和其他团体(20%)
的代表。与此同时,龙云、潘文华、余汉谋和其他军事长官们商定,他们将
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让日本人消灭蒋介石的军队。③
这一策划最终毫无结果。如美国驻昆明的领事所评论的那样,“确实难
以想象,还会有比封建政府贵胄与激进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的政
客们结成的成分更为复杂的一伙”。④他们没有考虑到蒋介石对其对手用分而
制之的政治机智。龙云是全部密谋的关键,他却于 1945 年 1 月退出了反蒋运
动,以换取足够装备他三个云南师的美国租借法案的补给品。后来,在日本
投降后不久,蒋在 1945 年 10 月的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中,剥夺了龙云
在省内的职务,并把他带到重庆,他在那里实际上被囚禁了。
虽然反蒋密谋考虑不周,但它是战争最后一年困扰国民党中国的深刻危
机的一个征兆。经济生产已急剧下降,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军队在日本人面
前无所作为,政府腐败,政治上的不满情绪弥漫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当战
争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是士气低落的和虚弱的。
























① 张文实:《云南内幕》,第 16、42 页;兰登致国务院:《中国今后政治的发展: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
昆明的活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7—1444(1944 年  7 月 14 日),第 2 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4 年》,第 492 页。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第 346—347 页。
④ 林沃尔特致高思:《拟议中的国防政府》,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5400(1944 年 5 月 8 日),第 3 页。



第 12 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1937—1945 年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
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
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
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 1935 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
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
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
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
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
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
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
外相广田曾于 1936 年 8 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
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
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
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
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
以致蒋介石于 1936 年 12 月 25 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
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Ⅰ战争初期,1937—1938 年

西安事变后几个月中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协议,在 1937 年 8 月 13 日上
海开战后于 8、9 月间公诸于众。这些协议奠定了战争初期国共关系的基础,
并在整个战争期间名义上保持有效。中共同意:(1)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
而奋斗;(2)停止武装暴动、苏维埃运动与强制没收地主土地三项政策;(3)
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4)取消红军称号,并将军队交与中央政府指挥。作
为回报,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立联络处,出版《新华日报》,
并指定代表参加它的两个主要咨询机构。公民权利扩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释
放了,并给新近“统一起来”的地区与军队发放薪金,以补助其行政与军事
开支。①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所有中国党派的政治和军事环境,并迫使中国共产党
人从根本上重新考虑他们的一切重要政策、战略和战术。在战争头一年半时
间内——从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11 月六中全会——党中央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
1.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问题。
2.军事战略和战术,包括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协同作战的问题。
3.领袖和领导权问题,特别是毛加强他对张国焘(1938 年 4 月逃向国民
党)和王明(陈绍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这 18 个月中,决定政策和围绕它们而展开的争论在党的几次重要会议
上公开化了(见表 15)。到 1939 年初,这些问题已得到澄清,虽然并未完
全解决,而在这些领域内以后的种种发展都可以回溯到这个基本点。此后这
样高层次的政策讨论会的次数大
表 15  主要的共产党会议(1937 年 7 月—1938 年 12 月)
洛 川 会 议 。陕西洛川, 1937 年 8 月 20 — 25 日。主要议题是作为全国体系一部分的政治与军事改
组;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统一战线政策。
党 的 积 极 分 子 会 议 。延安, 1937 年 11 月 12 日。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出席的第一次会议。议题
是评估上海和太原失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政 治 局 会 议 。延安, 1937 年 12 月 9 — 13 日。 1934 年 1 月五中全会以来政治局成员到会最全的一
次会议。进一步讨论国民党统一战线和军事政策。
政 治 局 会 议 。延安, 1938 年 2 月 27 日— 3 月 1 日。虽然此次会议鲜为人知,但与毛相左的观点似
乎占了上风:武汉阵地防御战,运动战,以及继续筹备七大。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 扩 大 )。延安, 1938 年 9 月 29 日— 11 月 6 日。 1928 年六大与 1945 年七大之
间党的领导层出席最广泛的一次会议。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在这次冗长的一系列会议中得到
了讨论,并产生了大量重要文件。


大减少;甚至 1942 年的整风会议和 1945 年 4—6 月的七大也只宣布政策而不
辩论政策。这种现象无疑反映了毛主义领导权的巩固,但决不表明党内已经
达到一致和充分和谐了。




① 到 1940 年为止,据说每月补助行政费 10 万元及新给番号的八路军的三个经 核准的师的维持费 50 万元。
见詹姆斯?P。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 共产党史,1921—1972 年》,第 279 页和引用的资料。



对国民党的态度: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政策自 1935 年 12 月中共正式通过起,就被认为是对所有愿意
注意并响应它的人的号召。对这样做的人,中共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精神上
都愿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只要不损害党的基本原则以及党对这一运动的最终
控制。在以后几年中,统一战线的范围稳步扩大,而它的运用也更为复杂。
早在 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就认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
命的三个基本问题,对它们的正确认识相当于从整体上正确领导这场革命。
即使在宣布与国民党联合时,中共仍然要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
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小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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