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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
世界的模式。④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
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
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
门，反对这一现状。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
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
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
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为
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在名义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府。因为有
些集团和党派不愿服从南京政府，所以反蒋情绪强烈。尽管如此，南京政府
因在修改不平等条约方面赢得了列强明显的让步并奠定了国家建设的基础，
享有声望和地位。尽管军阀、国民党反对派、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继续阻挠
蒋介石及其政权，但是应当指出，并没有严格界线区分这些人是当权者还是
非当权者。蒋介石能达成临时协议获取一些潜在对手的合作，而不少曾为其
他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将军愿意加入新政府。①
上述两种因素——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相对的无足轻重与其国内日益
统一——提供了 １９３１ 年后国家困扰的背景。在满洲事件前夕，蒋介石的权
威，在经历了来自某些军阀和国民党反对派的严重挑战后，稳步扩大。在经
济上，中国的财政比很多工业国家好得多。由于银价下跌，贸易收入确实开
始下降。但是这有在短时期内增强工商业活力的效果。毫无疑问，没有什么
能敌得上正在影响工业强国间国际货币和贸易的混乱。中国肯定需要海外贷
款和投资，但可以预料，这场经济危机将在长时期内使得从国外借款变得困
难。不过，中国可以指望重新获得对外国企业的控制，并通过对关税、国内
税、货币以及管理系统的改革，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设项
目。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中国的领导、官员和政论家在本世纪第四个十年初
展望国际事务时，抱有乐观和坚定的信念。
③ 查尔斯？梅尔：《改造资产阶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稳定》；梅尔
文？P。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1919—1933 年》；乔恩？雅各布森：
《有 20 世纪 20 年代的新国际史吗？》，《美国历史评论》，第 88 卷第 3 期（1983 年 6 月），第 617—645
页。
④ 鹤见祐辅：《太平洋时代》。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 年》，第 1 章；詹姆斯？C。汤姆森：《当中
国面向西方之时》，第 1、2 章。
恰恰相反的感觉、期望和设想导致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国的行动。按日本
改革派——陆军军官、右翼反对派、某些知识分子以及通常对领导不满的人
——的观点，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团结和强大，而日本却在无望地摸索走出国
内困境的道路。有了这样的感觉，沈阳事件①的设计师们——石原莞尔、板垣
征四郎等——得出的结论是简单而直截了当的。他们应排斥国际主义作为国
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础。他们也应摒除中国以足以威胁日本权利和利益的统一
强国出现的可能性。不论怎样，国际主义似乎正在整个世界消失，而与此同
时，中国正在努力维护它的主权。如果日本要继续作为一个能生存下去的国
家，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似乎就是大胆地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彻底控制之下。
为建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是否有一个系统的计划——一个在 １９４５ 年后
审问战犯时所说的“阴谋”——是难说的。的确，如果日本人——无论军人
还是老百姓——没有把国家的命运与某种程度的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不
会出现满洲危机。这一过程开始于 １９ 世纪末，而日本的几代人逐渐认为这种
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这种支配势力有许多因素。一个是军事和战略的，与日
本的实力与其他强国实力的对比有关。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
它自己有权利成为一个军事强国，而在于它可能成为日本面临的潜在敌人，
特别是俄国的一个基地。第二个是地理和经济的，反映了一个缺乏自然资源
和完全依赖外贸的国家的生存条件。很简单，中国曾经是大豆、铁、棉花和
其他货物的主要供应者，同时还是占日本出口总量 １／５ 到 １／４ 的市场。第三
个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日本人认为，作为一个曾成功地进行自我变革
并结束了西方支配的亚洲国家，日本有义务，甚至有权利，来领导其邻国，
特别是中国，走向类似的变革道路。最后，也许比上述因素更为重要，是国
内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国内与国外事务之间的联系，要求强硬的外交
政策只不过是重新调整国内社会和政治优先事项的运动的反映。
改革派的进攻采取要求国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关系中推行新政
策。在 １９３１ 年 ９ 月的沈阳事件之前出现的阴谋、暗杀和武装政变的企图不是
偶然的。这是将结束商业、官僚和‘自由’知识分子统治的国内改造运动的
对外对应物。然而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业化前的过去。除少数几个‘平
均地权论’的鼓吹者外，那些阴谋家和他们的支持者认识到经济增长的需要。
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利用满洲的空间和资源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提高农
业产量以及普遍的福利。沈阳事件前夕，在满洲的 ２３ 万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经
济衰败的象征，也是日本经济希望的象征。在阴谋家们的眼里，他们也体现
了国家领导层的失误，后者似乎忽视了在满洲的同胞们的利益。在本土的政
府似乎很满足，不关心他们的处境，只想到国内的稳定和秩序是国际秩序的
前提。①
然而，当满洲的日本人发现自己正在成为被唤醒的中国爱国主义的靶子
时，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到 １９３１ 年，满洲的对外事务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
之下，东三省成立了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
并在满洲各省会建立了国民党分部。①尤其明显的是中国人热心于建筑自己的
铁路来削弱南满铁路，开发葫芦岛港与大连抗衡，并通过拒绝延长租借地或
① 沈阳事件即“九一八”事变——译者。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 年》。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11—12、19—20 页。
阻止本国劳工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矿业和林业。在满洲的高丽移民是
数量最多的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在从事农活时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
正当间岛的高丽农民为逃避日趋恶化的经济状况被迫迁越鸭绿江时，中国当
局禁止当地居民出卖或出租土地给外国人。
于是，中日在满洲的冲突是一场正经历严重经济困难的工业国与决心恢
复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农业为主的社会之间的力量的抗衡。由中国人袭击在满
洲的高丽农民而引发的直接对抗是象征性的。高丽人是日本迅速工业化的受
害者，殖民政权使他们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在日本人看来，这些高丽人是
最无足轻重的一部分人，但他们在满洲的状况，却受到日本当局的关注，因
为他们指望该地区能减轻国内的经济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人眼中，为了
国家的重建和国内的稳定，防止外国进一步的蚕食是至为重要的。日本的经
济困难是它自己的事，而解决这一困难不应以牺牲中国的主权为代价。中国
人也许会说：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满洲企业的收入下降，几万名日本人失业，
南满铁路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但在中国人看来，这些是全球性衰退
的结果，不应责备中国的收复主权运动。然而日本人却相信，如果没有中国
对他们既得权利的攻击，他们就不会这么痛苦。日本的旅馆、餐馆、建筑承
包商以及娱乐场所的营业额都在急剧下降，而且他们确信，这都是中国造成
的。只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动并抵制中国的抗日运动，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而
日本的权利也会得到保障。
世界经济危机就这样为满洲事件的爆发提供了直接的背景。对于被卷入
这一事件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不是中国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应是日、韩、
满、汉和其他民族——在日本引导下——共存共荣的一个区域。他们确信，
日本有必要的军事力量、资金和技术，足以使这个地区变为经济发达、安全
和稳定的乐土。引用 １９３１ 年 ７ 月满洲青年联盟①发表在小册子上的话说，在
日本的控制下，满洲不仅会减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难，也会减轻中国“无
产大众”的苦难。首先果断的行动会给日本带来光荣、威望和扩展，现在就
亟需采取这种行动，为人民提供目的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显然，按照这种想法，国际性这种考虑就没有多少余地了。满洲的关东
军及其支持者把战后国际体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屈膝”外交政策——旨在
华盛顿会议条约的框架内，通过和平谈判，安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和解决棘
手的争端。由于这些条约涉及与西方列强也有关系的问题，遵守华盛顿体系
曾使日本愿意同这些强国合作以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对外相币原
喜重郎来说，中国不是日本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日本的国
际主义外交：与美、英和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合作的外交政策，只有执行这种
政策才能保证日本成功地进行工业化和和平地发展经济。当然，作为市场和
原料基地，中国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关系本身不会是孤立的；它是国际
关系总体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为一强对这一体系承担责任。
这样在满洲的对抗就成为全球发展的一部分，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之间
微妙而不稳定的平衡在全球发展中不断遭到腐蚀。日本的“激进分子”和别
处的激进分子一样，不愿致力于维持国内和国际秩序。他们决心无视这一切
考虑，并大胆地实施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事务的计划和作为这个事业一个不
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满洲统治的计划。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８ 日的沈阳事件是第一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24 页。
个决定性的步骤。
满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军国主义，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
满洲事件由预谋的对沈阳站北约 ８ 公里处的南满铁路的攻击组成。按几
天前详细制订的计划，限定由关东军军官用炸药破坏二到三英尺路轨。这次
爆炸用来作为邻近各分遣队行动的信号。夜间 １１ 时左右事变后仅 ４０ 分钟，
关东军高级参谋官板垣将军发布了向该地区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在旅顺口
司令部的日本陆军司令官本庄繁将军近午夜时接到这些进展的报告并予以批
准。其实，几天前他就与板垣和其他共谋者商议过，所以这个消息不会使他
感到惊讶。无论如何，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并于 ９
月 １９ 日打电报给参谋本部：关东军“大胆行动并对全满洲法律和秩序负责”
的时机已成熟。①尽管他没有立刻行动，因为内阁和参谋本部起初对是否批准
关东军野心勃勃的计划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多久，关东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
军事业绩，几周内南满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满洲事件对东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张的国内外政策明显地是一次挑
战。盲目批准满洲的既成事实不仅会破坏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
会伤害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这种挑战的性质；他意识到，
除非大陆的军事行动受到抑制，它会损害日本同美、英的关系。他相信，由
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关系现在变得比过去更重要。他还意识到，如果
让军官们的片面行为合法化，大陆的军事行动还会引起国内的激进运动。不
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
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和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
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双边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
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
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
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１２ 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
交政策的这一势态。①日本人无视华盛顿条约的框架，并企图代之以用武力和
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与中国的严重争端，这就暴露了当国际合作准则不能为
其目的服务时，日本人准备抛弃这一准则。
接下来，摆在其他列强面前的问题是：继续把日本看作国际社会的一员，
还是把它作为国际主义原则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无论哪一种选择
都会带来风险。如果把日本继续看作华盛顿条约的列强之一，其他列强为了
不疏远日本，就不得不默认其在满洲的行径。否则其他列强就必须对日本施
加足够的压力，使其恢复理智并保持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不管采用哪
种方法，这些强国都有必要正确运用规劝和强硬相结合的手段，以维护华盛
顿框架作为最佳选择。在上述策略中存在这样一种危险：过分规劝可能会使
日本大胆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而过分强硬又可能驱使日本放弃任何国际合
作的意向。另外一种选择，即在国际社会中对日本进行惩罚，最好，将失掉
日本作为一个华盛顿强国；而最坏，则将对改变东亚事态进程几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况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会在一起找出一条解决满洲
危机的合理途径和一个以延续的国际主义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起初美国和英
国确实试图合作以便在国际框架内处理满洲局势，这是华盛顿会议体系的潜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41—45 页。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 47、 80—86 页。
在力量的明证。美国在 １９３１ 年末尤其极为活跃，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战后美
国国际主义的最好时光。英国远不如美国主动，但它的确还是同意美国的倡
议，尽管半途而废。
美国对沈阳事件的初始反应是将其国际化。考虑到曾制约战后东亚外交
的概念框架，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应。然而总统赫伯特？Ｃ．胡佛、国务卿
亨利？Ｌ．史汀生和国务院里他们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国际合作这一观
点却不那么容易预测。在他们心目中无疑日本是错的；如史汀生所叙述，关
东军采取卤莽的行动正在公然违抗华盛顿会议条约的秩序。因此，必须呼吁
日本政府谴责军方的侵略行径，并同意和平解决与中国的一切争端。史汀生
在 ９ 月 １８ 日后的三个月外交活动抱着这样的目标。他果断地与国际联盟密切
合作，当时中国政府已向该组织提出申诉。美国再没有如此主动地与国际组
织合作过。史汀生派了一名观察员出席理事会，与国联官员保持密切联系，
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
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
一致的。１１ 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
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
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①
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
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
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
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
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Ｓ．斯托威尔 １９３１ 年所写的那样，“充
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
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
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①
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
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
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
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
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②于是到 １９３１ 年末，美、
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
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
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
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
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
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
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
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
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
① 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 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① 罗伯特